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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信用卡涉案背后:互金链条暴力催收压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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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信用卡有限公司(下称“51信用卡”)被调查一事终于明了。从10月21日晚间到22日白天,来自杭州警方、公司创始人孙海涛、51信用卡在港上市公司的多方声音表明,公司被查是由于外包催收公司涉嫌寻衅滋事。

尽管事件阶段性告一段落,但由此带给行业的焦虑并未消减。一位互联网金融资深人士对记者表示,“相比此前追查大数据公司和催收机构的影响,此次事件对各机构心理层面的震撼比较大,预计会强烈影响其后续行为。”

沪上一位助贷机构高管对第一财经记者称,“这次事件,给行业最直接的警示在于,催收合规是第一要务,这是不可置疑的。”

信贷撮合“是”与“非”

在21日晚杭州公安发布通报后,22日凌晨6点孙海涛发布消息称,“这个风波是因为我们管理上的不完善,尤其是对合作公司的培训和监督不够,导致在对借款人联络沟通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过激的行为,给个别借款人造成了伤害,为此我们非常抱歉。”

与此同时,就催收外包的处理情况,51信用卡表示,公司在今年7月底已经终止所有催收外包,未来催收工作将严格合规进行。

但事实上,此前51信用卡旗下业务51人品就频频爆出“暴力催收”问题。据了解,51人品是公司下属的网络借贷信息服务平台。51人品官网显示,9月其累计撮合交易802.28亿元,累计撮合出借人208.9万人。

记者查询21聚投诉网站发现,针对51人品的投诉量高达4266起,多数涉及非法收取“砍头息”、发放高利贷、暴力催收等。比如其中的一个投诉人提及,“使用51人品两年,最长逾期过2天就被骚扰家人,恐吓催收。”

不过,51人品所带来的信贷撮合费用成为51信用卡利润增长的主要动力。公司半年报显示,目前主要营收来源包括信贷撮合服务、介绍服务费、信用卡科技服务以及其他收入。其中,信贷撮合服务费占比最大,为57.4%。

业绩报告还显示,51信用卡今年上半年的信贷撮合总量为138.33亿元,比去年同期的129.88亿同比增长6.5%;信贷撮合笔数从去年同期的110万笔增长27.3%至2019年上半年的140万笔。同时,公司主动缩短撮合的信贷产品平均期限,使得平均撮合服务费略有下降。

资金来源方面,机构资金占比显著上升,截至6月末,机构资金占比已达50.5%,同时机构授信额度超过150亿元,资金来源更加多元化。

再往前看,历年财报显示,2015年至2018年,51信用卡的信贷撮合及服务费收益分别为0.17亿元、3.84亿元、16.27亿元、20.56亿元,对应的占整体收益总额比例约为18.67%、67.28%、71.73%、73.1%,比例连年攀升。

而实际上,公司在2012年上线初期,作为国内最早从事信用卡账单管理的移动互联网平台之一,收入主要来自信用卡科技服务。此后公司历经转型,主要以信贷撮合业务为主。目前,51信用卡管家APP拥有用户达8340万,管理信用卡已达1.387亿张,截至2019年6月末,收入约14亿元,净利润达3.09亿元。

2019年半年报还称,51信用卡已与超过100家银行、消费金融公司、信托公司等各类金融机构达成合作伙伴关系。记者查询启信宝发现,51信用卡的主要客户包括宜信普惠信息咨询(北京)有限公司、招商银行、兴业银行中信银行光大银行等多家股份行。

孙海涛22日披露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9月30日,51人品借款人端待还资产余额为107亿元,对应投资人端待还余额97亿元;截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自有净资产余额38亿元,自有现金总额26亿元。

暴力催收几时休

此次51信用卡所涉暴力催收问题在行业内并不少见。近年来,随着消费金融行业的迅猛生长,在信用逐步下沉的同时,网贷平台、小贷机构、消费金融公司、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暴力催收行为亦不断出现。对于平台而言,收回资金、避免坏账关乎切身利益。

但目前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还不够完善,“老赖”的侥幸心理更是激化了催收机构与借贷人之间的矛盾,暴力催收时有产生。前述助贷机构高层人士对记者表示,“一些机构不是不想合规催收,而是难度太大,比如说成本高、效果弱、耗时长等,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征信体系滞后。”

还需注意的是,尽管暴力催收与催收公司有直接关系,但并不代表借贷平台毫无责任,近期监管层面对大数据公司的调查也透露了这一信号,交易链中的每一环都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前述互金行业资深人士对第一财经记者说,“这次查到了金融机构身上,不仅包括网贷公司,也包括小贷机构、消费金融公司以及银行等。”

孙海涛一再承诺将合规经营。他表示,在后续的经营活动中,将“严格遵循上市公司运作规程,进一步落实各项风控措施,杜绝一切不规范的第三方合作,并确保与各个合作伙伴之间的良性沟通与协作。同时,优先确保对各个出借人按合同如期兑付。为此,我们将定期公布企业运作情况及资产情况,以及对出借人的兑付情况。同时,我们将自觉接受属地政府、第三方审计公司以及广大出借人的监督。”

前述沪上助贷机构高管则称,在与外包催收机构的合作中,要对其进行严格资质准入,如从牌照、经营时间、股东背景、合作内容等方面进行评判。

可以预见的是,此次风波后,不少金融机构将提高合作机构的准入门槛。苏宁金融研究院院长助理薛洪言对第一财经称,头部金融机构预计会重新梳理业务流程,对外合作全面从严;中长尾机构,涉嫌违规操作的会暂停或退出,规范性较高的也会因全行业收紧而感受到寒冬的压力。“而随着长尾机构和违规产品的退出,一些过度借贷的高风险群体可能面临资金链断裂风险,引发一些局部市场出清。”他补充道。

此外,针对暴力催收问题,10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下称《意见》)提到,要对暴力催收予以严惩。

《意见》指出,为强行索要因非法放贷而产生的债务,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非法拘禁、故意毁坏财物,寻衅滋事等行为,构成犯罪的,都应当数罪并罚。纠集、指使、雇用他人采用滋扰、纠缠、哄闹、聚众造势等手段强行索要债务,尚不单独构成犯罪,但实施非法放贷行为已构成非法经营罪的,应当按照非法经营罪的规定酌情从重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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