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撰稿 朱丽娜 香港报道
不可否认，随着新股改革启动，港交所正在各大交易所中脱颖而出。黄国滨认为，首先，对于计划上市的中国企业，相比美国市场，香港基本是可称为一个本土市场，语言、文化、交流更为容易，尤其是投资者对中国市场了解透彻。其次，上市后的维护成本较低 （发布年报、路演的成本较低）。再次，香港市场可以吸引全球资金。相比之下，在美国上市的优势是投资者对科技、生化等行业累积了多年经验，市场以机构投资者为主导，但上市后维护成本较高。
近年来，港股因上市制度固化而饱受市场诟病。即将到来的上市规则改革有望为港股市场注入一针强心剂。
“通过一年多的酝酿，从操作、技术层面，（新股改革咨询）各方面准备基本已经到位。自从众安上市以后，市场对新经济企业尤其是科技股的接受度大为提升，这是一个推动香港资本市场的改革实质性的动作。”摩根大通中国投行主管黄国滨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独家专访时表示。
他透露，目前赴港上市的新经济公司主要集中在互联网、移动应用、金融科技、医疗科技、健康娱乐等行业。据悉，按照港股现行财报数据6个月有效期计算，如果按照去年12月31日为财报基准日，首批新经济公司可能最快在今年6月底7月初正式登场。
根据此次推出的咨询文件，香港针对新经济公司上市要求的门槛基本与美国一致，但他认为，差异主要取决于两地监管机构在执行层面的取态，“比如出现信息披露不完整或误导，甚至虚假披露，处罚的力度如何？”
他认为，从长远来看，这项改革有望推动香港本地经济的转型。面对传统经济增速下滑，新经济可以带动经济发展，并且创造更多的就业，资本市场可以为龙头企业提供生存的土壤。
一直以来，缺乏大批的新经济上市公司是港股市场的“软肋”。根据港交所的统计数据显示，过去10年在港上市的“新经济”行业公司仅占香港证券市场总市值的3%，而纳斯达克、纽交所以及伦交所这一比例分别为60%、47%和14%。
港股迟到的逆袭
随着一大波新经济公司即将涌向港股，引发市场对新经济上市公司鱼龙混杂的担忧。对此，黄国滨坦言，上市便利性、合理的估值水平，以及近期一些新科技公司上市表现受市场追捧等因素，使得香港成为新一轮上市热潮的风口。
根据德勤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12月31日，不包括从创业板转主板上市的公司在内，去年有161家新股登陆港交所，数量较前一年增加了34%。投中CVSource数据显示，仅2017年，有11家私募基金或风险资本投资的公司完成赴港上市。
其中，互联网和科技方面的“新经济公司”成为募资主力，其中前十大募资IPO中众安在线、阅文集团、易鑫集团和雷蛇都属于“新经济公司”，分别募资136.83亿港元、95.74亿港元、67.66亿港元和47.46亿港元。
一众“明星股”闪亮登场后，股价的表现亦异常抢眼。1月15日，马化腾作为基石投资者之一的希玛眼科登陆港股，IPO公开发售获得至少1557倍超额认购。股价目前已经翻倍，市盈率超过250倍，相比之下，公司最近三年营收的复合增长率不到30%。
“由于众安上市的大获成功，给市场注了‘强心针’，我们收到的公司查询特别多，比如一些生物制药、新医疗研发公司，在选择上市地点时，原来考虑在内地或去美国上市的企业，现在都会考虑香港上市是否对公司更有利、考虑具体会有哪些优势等。”他表示。
不可否认，随着新股改革启动，港交所正在各大交易所中脱颖而出。黄国滨认为，首先，对于计划上市的中国企业，相比美国市场，香港基本是可称为一个本土市场，语言、文化、交流更为容易，尤其是投资者对中国市场了解透彻。其次，上市后的维护成本较低 （发布年报、路演的成本较低）。再次，香港市场可以吸引全球资金。相比之下，在美国上市的优势是投资者对科技、生化等行业累积了多年经验，市场以机构投资者为主导，但上市后维护成本较高。
黄国滨坦言，不可避免地会有企业趁机“浑水摸鱼”到香港上市圈钱，“如果一开始上市的企业并非优质的新经济公司，并且无法为投资者带来良好的回报，这会对香港市场的声誉带来很大的打击。因此，中介及监管机构均需要对这些公司进行严格的筛选和把关。”
香港证监会主席唐家成3月14日出席论坛时表示，证监会提出了以“前置式方式”监管市场，并运用现有在证券及期货条例中拥有的权力，阻止问题新股上市、应对公司企业管治缺失，以及勒令公司停牌等，这些行动均对市场带来正面影响，特别是对创业板公司的表现来说。
自去年以来，香港证监会不断“重拳出击”。3月9日，瑞银在其2017年年报中披露，该行在今年3月收到香港证监会发出通知，要求瑞银证券香港有限公司暂停开展IPO保荐业务，期限为18个月，同时罚款1.19亿港元。瑞银证券香港有限公司是瑞银在香港的证券业务子公司。
阿里巴巴有望回归港股
数年以来，港股一直沉浸在与阿里巴巴失之交臂的懊恼和悔恨之中。1月初，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一次论坛上，当面向阿里巴巴主席马云抛出橄榄枝，邀请阿里巴巴回港上市。马云则当场表示会认真考虑香港市场：“对今天的香港，我从未有过如此大的信心。”
2013年，港交所因拒绝接受“同股不同权”而错失阿里巴巴IPO。时过境迁，港交所今年2月宣布修改规则的计划，容许同股不同权的“新经济”公司在主板上市，限制一股最多十票（约持9.1%股份就可掌握逾半投票权），公司市值最少须达100亿港元。
“对于海外上市的企业而言，在香港作第二上市有多重意义，首先，香港拥有作为本土市场的吸引力；其次，对于一些涉及零售的上市企业而言，在港作第二上市相当于一个免费的宣传平台，提升品牌知名度；第三，在港上市后，未来与内地上市的企业进行战略合作交易时，可以通过各种股权转换的形式，操作更为容易。”他表示。
然而，业内人士表示，此前来港作第二上市的多家公司由于未在香港发行新股，导致交投长期低迷而最终撤回。继新濠博亚、淡水河谷之后，今年1月，嘉能可、COACH均宣布取消在港第二上市。数据显示，COACH日均成交额仅为4万港元，退市前一个月内的17个交易日中，均录得零成交。
黄国滨坦言：“海外上市的大型科技公司在A股市场发行中国预托凭证（CDR）能够令更多国内投资者分享到中国科技发展的成果。但技术上来说，CDR是针对标的股票在海外的上市公司，股票要在海外市场挂牌。”
长远来看，他认为，A股市场必须增强市场操作机制，吸引更多国际机构投资者参与，才能长期健康发展，从而吸引更多优质企业在A股上市，这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相对而言，国际资金畅通流动也是香港市场的最大优势之一。从企业角度出发，国际化的中国企业一定会充分利用境内外的资本市场，达到其战略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