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财新网”。
金融市场利率上行动向引人关注。上周，1年期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连续多日超过商业银行1年期贷款基础利率(LPR)，并最终超过央行1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这一“倒挂”，令一些人士担忧本就不低的实体经济融资成本进一步上升。他们将直接原因归结为近期力度颇大的金融去杠杆和严监管，担心二者“误伤”实体经济。
这种担心不能说全然是杞人忧天。当前，中国实体经济复苏势头并不稳定，不少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身处资金短缺、盈利能力不足的困境。货币市场利率上扬，虽如央行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所说，“不宜与加息划上等号”，却仍可通过票据和债券利率对实体经济形成传导。民营企业对票据融资更为依赖，融资成本随票据利率走高，必将迫使它们减少投资。这对于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和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将造成“双输”局面。迄今为止，金融市场利率上扬的冲击尚未在实体经济中大规模显现开来，不过，4月，民间投资同比增速从上月的8.6%下滑至5.3%，似是一个警示讯号。
多位分析人士将目前情形与2013年下半年的“钱荒”作类比，希望监管层引以为鉴。莫尼塔研究报告认为，与2013年相比，目前银行负债压力明显加大，社会融资所受冲击料将增强，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已然承压。其结论是货币市场利率上行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力或将强于当年，传导的时滞也将明显缩短。也有研究者认为，不必过度解读1年期Shibor高于1年期LPR的现象。无论如何，对于金融去杠杆和严监管的政策影响，监管层应当密切观察，妥善应对。毕竟金融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误伤”绝非监管政策的本意。
然而，金融去杠杆和严监管的目标是坚定不移的，对此不应抱丝毫怀疑和侥幸。中共中央政治局就维护国家金融安全举行集体学习，强调维护金融安全，显示近来的严监管系列政策不是监管部门的即兴之作，自然不会走过场或遇难而退。须知其政策意图正是为了实体经济协调、平衡、可持续地发展，因此，人们不应将强化监管与经济增长割裂和对立起来。对以保护实体经济为借口、抵制严监管的倾向，应当保持警惕。
也应当承认，强化监管政策暂时会对部分产业、部分企业造成一定影响，恐怕难以完全避免。对企业疾苦，监管层自不会漠然视之，关键是要处理好近期与长远的关系。为此，须加强金融监管协调，有机衔接监管政策出台的时机和节奏，畅通政策传导渠道和机制，稳定市场预期，把握好去杠杆和维护流动性基本稳定的平衡，有序化解处置突出风险点，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宜的金融环境。具体而言，央行需要在稳定物价、促进经济增长和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等目标之间加以权衡。同时，“三会”通过监管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去杠杆，会产生一定的紧缩效应，对此，可能需要货币政策在“稳健中性”的大框架下，予以一定程度的对冲。当前，人民币汇率走势平稳，短期内跨境资本外流压力不大，国内货币政策调整空间依然较为充分。但是，市场普遍预测美联储6月加息为大概率事件，一旦美元连续加息，资本从中国外流的压力将加大，国内市场流动性会进一步收缩。中国央行对美联储动向一直密切关注，当前需要着力分析和把控的是内外部种种新旧复杂因素的叠加、震荡效应。
应当承认，兼顾强化监管与降低其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存在“两难”甚至“多难”情形。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不应也不会骤然转向宽松。而央行对商业银行实行定向优惠政策，鼓励其向中小企业放贷，中外皆有尝试，效果好坏参半，盖因货币当局对资金最终用途极难追踪。国内外许多人士曾寄予厚望的降低企业税费，也面临着越来越强的现实困难。财政支出刚性既在，而各级政府财政收入增速却不断下降。一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收入多出1551亿元，由此罕见情形，预料今年赤字规模或创新高。财政捉襟见肘之态毕现。
面对种种困难，政府并非束手无策。莫若转变思维，向改革寻求答案。当务之急是放松市场准入，特别是允许非公企业进入盈利水平更高的领域。在“去产能”过程中，工业品价格上涨，上游国企受益更多，而中游民营企业得利有限，甚至遭受持续的利润挤压，其投资收缩压力显而易见，这种不合理的冷暖不均情形必须纠正。此外，国企改革要加快步伐，大力推进国企去杠杆，释放“僵尸企业”占用的金融资源。这将是有益经济全局的结构性优化。
虽说监管的目的是防控风险，而非引爆风险，然而，“无风险处置风险”只能是一种美好愿望，金融业如此，实体经济亦如此。在确保整体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着力纠正实体经济存在的深层次扭曲，引导金融业脱虚向实，才能将“双输”“两难”这样左支右绌的被动局面，一变而为满盘皆活。（编辑：曹柳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