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PGX导读：围绕气候变化大会、国际气候合作、能源安全供应、石油公司转型发展等问题，中国海油集团能源经济研究院院长王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石油公司需要通过不断重构业务模式、创新管理机制、开展组织变革，对业务板块进行重组、升级，坚持油气主业，优化油气资产，加速发展可再生能源及低碳解决方案，积极推进绿色低碳转型。
编者按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COP26）已于10月31日在英国格拉斯哥开幕。此次会议因疫情关系，从2020年延迟到一年后召开，备受社会各界关注。在当前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背景下，我国实现全面绿色低碳转型面临多重压力，能源消费结构亟需从以化石能源为主向清洁低碳能源过渡，能源安全供应保障的重要性凸显，石油和天然气行业低碳转型存在较多痛点和难点问题。
为此，围绕气候变化大会、国际气候合作、能源安全供应、石油公司转型发展等问题，本刊记者采访了中国海油集团能源经济研究院院长王震。
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助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石油公司需要通过不断重构业务模式、创新管理机制、开展组织变革，对业务板块进行重组、升级，坚持油气主业，优化油气资产，加速发展可再生能源及低碳解决方案，积极推进绿色低碳转型。
您认为本届气候大会的主要关注点在哪里？针对减排路线、合作方式和资金保障等方面的分歧，这次会议是否会有突破性进展？
王震：在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上达成的《巴黎协定》，要求全球平均温度较工业革命前水平提升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但是，《巴黎协定》并没有规定如何达到这一标准，本身缺乏可执行的法律效力和强制机制，有赖于各国提出自主计划来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在过去的6年中，不同国家提出了不同的减排目标和行动方案，采取的方法和力度都不一样。联合国最近的报告认为，一些国家调整后的国家自主贡献不足，相比之下，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和观点广受关注。对于本次大会的东道主英国来说，希望通过气候融资、淘汰煤炭和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三个领域来推动全球气候进程。
虽然《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因为新冠肺炎的全球大流行而被迫推迟一年举行，但各方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有舆论指出，本次大会将是拯救人类免于气候灾难的“最后一次机会”，各国将更加接近就建立一个全球碳市场达成协议。2018年，各缔约方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4次缔约方大会（COP24）期间达成了《巴黎协定规则手册》，就《巴黎协定》大多数议题的实施细则取得共识。一些依然未能达成一致的遗留议题，例如《巴黎协定》第六条有关市场机制的具体实施细则等，均未解决。在2019年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5次缔约方大会（COP25）上，由于巴西不愿就该条款细则向欧盟妥协，导致谈判陷入僵局。据媒体报道，在第26次缔约方大会之前，巴西软化了对《巴黎协定》第六条款的立场，表示愿意做出妥协，各国将更加接近达成协议。
碳市场机制将必然仍是本次大会各方利益的争议点。在过去一年中，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已经对外试探性地释放一些单方面的准备措施，例如推出碳边境调节机制（俗称“碳关税”）和“全球地板碳价”等概念。可以预见，处在不同阶段、能源结构差异较大的各参与方必然会在本次会议上激烈交锋。
气候资金问题同样会影响国际气候谈判进程。在之前的气候大会期间，发达国家承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每年不低于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的2019年气候资金评估报告指出，发达国家于2019年总共调动了796亿美元的气候资金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离所承诺的1000亿美元仍有一定差距，而且其中约445亿美元以贷款形式提供，占比超过了当年气候资金的一半。气候资金目标的落实关系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政治互信和全球气候合作雄心，但双方长期以来积累的怀疑和敌对情绪，使得气候资金目标能否实现面临不确定性。
受疫情影响，《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从2020年延期到2021年举行，从会议召开方式到防疫措施都面临多重考验。您认为疫情会对会议成果和未来各国气候合作产生怎样的影响？
王震：本次疫情是二战之后对世界经济影响最大的一次全球性危机，以一种非常极端的手段提醒人类重新审视自身和环境的关系，环保政党积极利用疫情进行宣传，对推动环境和气候议题有积极作用。从2021年西方国家举行的几次选举来看，疫情对环保政策更为激进的政党的提升作用非常明显，例如加拿大的自由党、挪威的工党、德国的社民党和绿党等。此外，2021年夏天全球发生的极端气候事件也有类似的助推作用。因此，疫情总体上对推进《巴黎协定》有客观的积极作用。
疫情也警示面对人类共同的危机时全球携手合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我们看到气候议题几乎已经成为世界各国交往时必须谈及的话题。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忽略疫情中凸显的全球不平等问题。发达国家在疫苗和药物的分配上占据优势，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则举步维艰，这个道理也同样适用于应对气候变化。在《巴黎协定》中，“共同但有区分的责任”是一项重要原则，警示我们应对气候变化不能成为发达国家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又一次掠夺，或者是施行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冠冕堂皇的借口。
欧洲一直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推动者和引领者，2020年以来，该地区提出了较为激进的一揽子气候变化法案，目前欧洲又面临着能源紧缺局面。您认为当前的能源供应紧张会对欧洲未来能源发展方向产生什么影响？
王震：能源在欧洲战后的政治发展中有特殊的意义，“欧洲煤钢共同体”是欧洲一体化的开端，其高级机构后来发展成为今天的欧盟委员会。推动欧洲共同能源市场和制度的建立，一直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重要抓手。欧洲自身的油气资源并不是非常丰富，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充当先锋角色，对于欧盟和成员国来说有着内在的理性。
欧洲目前的能源危机由短期、中期和长期因素构成。从短期看，欧洲社会经济已从疫情中恢复，且进入秋季能源需求开始旺盛，然而在供给端，东边的俄罗斯没有增加合约之外的供应量，南方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爆发外交冲突使得过境天然气受阻，北方挪威一些天然气设施出现故障，西边美国由于受国内能源政策和墨西哥湾飓风影响天然气出口能力下降。从中期看，在新冠肺炎疫情和拜登政府的鼓励下，欧盟确实快速出台了一系列激进的能源和气候政策，欧洲的能源公司不得不进行大幅度转型，从而减少对于传统化石能源的投资。从长期看，欧盟能源市场自由化的速度过快，相应的基础设施和能源技术开发没有跟上，一些大公司的市场影响力消退，对于长期合同和垂直一体化公司的打压使得欧洲能源市场对于供需变动过于敏感，同时欧盟的快速扩张又放大了这些矛盾和问题。
此次欧洲的能源供应短缺肯定会给其激进的能源转型政策提出警示，同时不可避免地加大未来欧洲各国之间以及各国与欧盟委员会之间在能源发展战略上的分歧。德国政府在欧盟委员会的压力之下坚定地推进“北溪-2”项目，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极右翼代表人物玛琳娜·勒庞都支持法国继续发展核能，而东欧国家则坚持使用煤炭。事实上，相比于很多领域，在能源问题上欧盟一体化速度比较慢。
“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是我国的重大战略决策。您认为碳达峰、碳中和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意味着什么？我国实现“双碳”目标面临的挑战有多大？实现全面绿色低碳转型的着力点在哪里？
王震：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大特征，就是要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注重推进物质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共同发展。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是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将有力推动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也必将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注入强大动力。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将有力促进我国经济结构、能源结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培育形成绿色发展新动能，助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第一，碳中和可以从根本上重塑中国经济。目前，中国经济处于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过渡阶段，且当前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约55%）相比发达经济体（约70%）较低，因此经济对能源消耗的依赖性远远高于欧洲等发达国家，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碳排放量的减少，实现经济发展与碳排放脱钩，需大幅提高能源效率，“碳中和”给提升劳动生产率和推动科技发展提供了重大的抓手，可以从根本上重塑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格局。
第二，能源转型正在加速推进。以绿色低碳为特征的能源转型将引领新一轮工业革命，重大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层出不穷，科技成果转化速度加快，以“清洁低碳+电气化”为主要特征的能源转型正在加速推进。在“碳中和”愿景下，传统的以化石能源为基础的能源格局加快转变，未来能源体系将朝着清洁、低碳、高效、集成的方向发展，降低化石能源发电中的占比、减少煤炭消费，不断提高风电、水电、光伏发电、氢能、生物质能等清洁能源的占比。
第三，助推产业结构加快优化调整。为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我国将陆续发布重点领域和行业碳达峰实施方案和一系列支撑保障措施，构建起碳达峰、碳中和的“1+N”政策体系，进一步优化能源结构、控制和减少煤炭等化石能源的消费、推动产业和工业优化升级，遏制高能耗、高排放行业盲目发展。
中国实现“双碳”目标面临“两重”“两大”挑战。一是产业结构重。中国仍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经济发展任务艰巨，能源需求还将刚性增长。二是能源“底色”重。中国能源结构以煤炭为主，且能源利用效率偏低。2020年，我国煤炭消费比重占56.8%，高于世界平均水平30个百分点。2019年，我国单位GDP能源消耗量为0.49吨标煤/万元，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7倍、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2.9倍。三是排放总量大。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和消费国。2020年，中国碳排放量约为100亿吨，占全球31%。1751年以来，中国累计碳排放量达2000亿吨，占全球总量的12.7%。四是减排斜率大。从碳达峰到碳中和，欧盟约经历了70年，美国和日本经历了40多年，而中国仅有30年的时间，中国碳减排过程将是一条斜率较陡的曲线。与此同时，应该看到，空前的挑战背后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机遇，把握住“碳中和”就牵住了新一轮工业革命的“牛鼻子”，将使中国这个后发和新兴的发展中国家获得与发达国家同台竞争的入场券。
实现“双碳”目标，必须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现代经济、产业和能源体系，统筹考虑“双碳”目标和高质量发展，要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做好“四个协同”。一是做好发展与减排的协同。既要坚定推进“双碳”目标的实现，又要保持稳健发展。二是做好减污降碳和防范风险之间协同，处理好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减污降碳与确保能源安全、供应链产业链安全之间的关系，坚决纠正运动式减碳，确保安全减碳。三是要做好国内外资源和市场的协同。实现“双碳”目标必须立足国内，同时着眼于全球，实现资源和市场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四是要做好地区协同。中国地区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和发展层次存在差距，要因地制宜，制定适合各自地区的特色化方案，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率先达峰。
实现经济社会的“双碳”目标，还需要注意以下几个关键点。第一，从投资来看，碳达峰、碳中和意味着投资迎来新的增长点，但需要把第二，从消费来看，碳达峰、碳中和意味着消费意愿与消费能力的同步转移。第三，从出口来看，碳达峰、碳中和意味着出口产业的竞争力转型。
能源行业是减排降碳的重点领域，您认为能源行业当前面临怎样的发展局面？能源行业应该如何实现低碳绿色发展与保障能源安全供应相结合？
王震：在碳中和愿景下，能源行业的发展趋势将呈现“四个必然”特征。一是能源基础设施必然加速升级。光伏发电、风电等可再生能源发电比重的增加将给现阶段能源系统带来挑战，能源系统需尽快适应新能源随机性强、波动性大的特点。二是能源技术体系必然加快创新。数字化、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在能源行业迅猛发展，新能源技术是实现碳中和的必然路径。三是传统能源必然高质量发展。煤炭、油气高效利用，化工产品向高端化、高值化升级。四是新一轮材料革命必然提速。能源转型将催生新一轮材料革命，循环经济与高端材料将成为未来发展重点。
能源产业加速向清洁低碳发展。中国一次能源需求将在2035年前后进入峰值平台期，能源利用产生的碳排放量将在2030年前达峰。化石能源将为新能源发展“让路”，逐步从基础能源转变为补充与备用能源。在“双碳”目标下，能源产业将由“资源主导、资本主导”向“技术主导、资本主导”转变。传统化石能源市场主体将逐渐介入新能源产业。从长期来看，化石能源的主要属性将从燃料过渡到材料，碳基新材料技术体系日渐成熟。
保障能源供应安全是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大事。我国能源供给和储备体系不断完善，安全保障能力持续增强，能源供需总体保持平衡，安全风险总体可控。2020年，我国能源综合生产能力达到41亿吨标准煤，原油产量回升至1.95亿吨，天然气产量达到1925亿立方米，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22亿千瓦。但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中国能源消费结构若要发生革命性转变仍面临很大的挑战。在大力压减煤炭消耗的情况下，2020年煤炭消费仍占据中国能源消费总量的56.8%，在以煤为主、油气占比相对较低的能源结构下，中国要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的目标，既面临大幅降低煤炭消费的困境，又面临提高油气消费比重带来的能源安全问题。虽然从短期看能源行业需要承受转型与变革的阵痛，但从长远来看，只有坚定不移地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不断增加非化石能源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并逐步减少对化石能源依赖，才能真正保证我国的能源安全。对石油企业而言，要继续加大国内油气勘探开发，积极发展页岩气、煤层气，多元开展国际油气合作。同时加强储备能力建设，推动先进储能技术的规模化应用，不断丰富能源安全供应的保险工具。
油气行业已经深刻认识到低碳绿色发展的重要性，正在采取积极行动。您认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将对油气行业产生什么具体影响？石油公司应又该如何推进低碳转型发展？
王震：油气行业的生产经营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较大，部分油气公司针对上游非核心资产进行剥离，大幅度削减资本支出并对未来持审慎态度，甚至出现了大规模裁员的现象。但同时新冠肺炎疫情连续蔓延给油气行业留下了更多的思考时间，全球能源转型的进程并没有因为疫情而减缓。未来，油气企业顺应所在地区的碳中和目标将变得尤为重要。整体而言，油气公司或将围绕能源效率提升、甲烷气体逸散、生产设施改造升级、广泛发展多元化清洁能源产品（包括碳捕获利用与封存（CCUS）、氢能、电动汽车充电、高端化工品、新材料、可再生电力等）加速向社会碳中和愿景迈进。天然气因为相对清洁的特点将会受到油气公司关注，其供应占比或将在一定时期内有所上升。
此次会议将进一步强调1.5℃升温控制，预计将会有更多国家与地区提出明确的碳中和目标，部分先行国家将进一步落实碳中和目标实施方案，敦促油气企业围绕碳中和目标开展相关工作。
具体影响表现在：一是低碳产业的广泛布局将会导致油气行业转型成本显著上升，其中既包括了用于业务转型与生产运营升级的成本，也包括了组织流程再造的成本以及行业之间交流的成本等。二是能源产品的低碳升级将导致传统油气业务逐渐收缩，预计未来油气行业面临消费达峰后的转型挑战，行动越缓慢的企业未来实施转型需要付出的代价越大，部分勘探开发类的油气公司将在达峰前后大规模减少，预计短期内油气公司围绕非核心资产剥离的情况将会有所增加。三是随着更多油气公司介入新的产业，油气行业与其他能源行业的融合发展将更加明朗。全社会实施碳中和目标的过程中将会广泛促成多种技术融合发展，需要油气行业相关企业进一步发挥比较优势与规模优势，围绕业务升级、管理升级、资源升级、技术升级持续塑造企业核心竞争力。
目前，传统石油公司正在加速绿色低碳转型。它们需要通过不断重构业务模式、创新管理机制、开展组织变革，对业务板块进行重组和升级；坚持油气主业，优化油气资产，加速发展可再生能源及低碳解决方案，积极推进绿色低碳转型；不断探索新的低碳商业模式，大力发展新能源和新材料，加快“油转化”“油转特”步伐，推动传统业务减排脱碳；积极推进地热资源规模化开发，加大生物质能的研究与应用支持，研究或探索布局全氢产业链，因地制宜推进清洁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加快建成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示范项目，打造绿色低碳能源产业增长极。
本文来源 | 《国际石油经济》2021年第10期
本文作者 | 戚永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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