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美伊均不希望发展成为大规模战争，冲突可能波及能源市场
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遭到攻击，伊朗革命卫队特种部队“圣城旅”司令、伊朗名将卡西姆·苏莱曼尼在巴格达被“斩首”袭击，美国-伊朗冲突在2019、2020之交陡然升级，吸引了全世界的眼光，全球市场在苏莱曼尼被“斩首”袭击当天就作出了剧烈反应。美伊冲突将如何发展，这场冲突可能对国际政治、国际市场产生何种影响？成为海内外热议的话题。
与苏莱曼尼被杀后众多媒体的渲染不同，美伊两国冲突升级并非出乎意料的“黑天鹅”，而是“灰犀牛”。自2018年5月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并全面恢复对伊朗核领域单边制裁、大幅度收紧对伊朗制裁力度之后，在混乱的中东环境里，由于伊朗和美国特朗普政府不同程度上均偏好“极限施压”和行走冲突边缘的行事风格，美伊两国擦枪走火就已经是大概率事件，不确定的只是死神以什么方式、何时、落到谁的头上而已。
在这场冲突陡然升级之后，尽管双方都放出了许多狠话，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从伊朗宣布已经选定35个美国目标作为报复对象，到特朗普回敬声称已经选定了52个伊朗目标准备报复；从美军在1月1日晚至1月3日凌晨出动17架C-17A运输机向中东增兵，到美国在伊拉克、肯尼亚的使领馆和军事基地先后遭到多起袭击，不一而足，但综合各方面情况可以判断，美伊双方均希望将冲突控制在一定程度之内，不希望发展成为双方直接正面交手的大规模战争，尤其不希望发展成为大规模地面战。但美伊冲突的溢出效应可能导致伊拉克、利比亚成为冲突升级主战场，进而波及全球能源市场。
美国和特朗普：适可而止才是其最优选择
在美国方面，在海外发起大规模战争并不符合特朗普的一贯理念和国内政治利益，陷入与非主要竞争对手之间的大规模战争而过度消耗美国资源尤其不合他的心意。对美国和特朗普本人而言，充分利用美国的技术优势，发动“外科手术”式袭击，一击而中，重创对手，然后迅即全身而退，保持随时能够再次打击对手的主动权，并由此在国际上树立威慑，这才是最优选择。
自2016年竞选以来，特朗普的一贯理念就是减少在海外驻军和海外作战，减少承担国际义务与责任，实施本国行动自由度更大的“蓝水”外交战略，集中资源重建美国国内经济，特别是实体经济部门。
在2016年4月27日那场实质上是接受共和党精英群体“面试”的外交政策演讲中，特朗普宣示，美国应当明白，“强化和推广西方文明和它的成就将能比军事干涉更加有效地在世界各地激发积极的改革，而不是试图传播不是所有人共享或者想要的普适价值。”类似的理念，他在2017年就职演讲等场合中又一再陈述。
自就职以来，特朗普在叙利亚和阿富汗战场上大幅度下放了美军战场指挥官的自主权，目的是尽快结束美军在这些战场的战争，然后撤军。在国内政治中，“撤军”也一直是“铁粉”们支持特朗普的最主要诉求之一。由于军方领导人和政府内部反对而未能如愿迅速、全面从叙利亚、阿富汗撤军，不等于他没有这样的理念。
对于一个希望实施战略收缩的强权国家而言，最大风险就是外围收缩的初衷导致丧失威慑的后果。特朗普推崇里根，里根实施战略扩张，通过占领格林纳达和1986年“黄金峡谷”行动计划空袭利比亚，在越战失败后的沮丧中重树了美国的军事威慑。特朗普希望实施战略收缩以提升本国战略机动性，同样需要自己的格林纳达和“黄金峡谷”计划，以求维持或提升美国和自己个人的威慑。
从这个目的来看，对伊朗下手，干掉苏莱曼尼这样战功赫赫的伊朗名将，其当前威慑力量超过击毙伊斯兰国哈里发巴格达迪，也更能为自己的2020年连任竞选加分。但如果与伊朗打大规模地面战争，即使推翻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权，最终结局也很可能是深陷一个更大号的“伊拉克泥潭”，他的上述盘算就要全盘落空。因此，即使美伊军事冲突进一步升级，美方也会力求将军事冲突限制在能够充分发挥其技术装备优势，又能保持进退自如主动权的海空战上。
从美军实际部署来看，也不能得出美军正准备针对伊朗发动全面地面战争的结论。美国国防部宣布向中东增兵4000人，1月1日晚至1月3日凌晨，美国北卡罗来纳、肯塔基两州基地共起飞17架C-17A运输机直飞伊拉克和科威特两国境内的美军基地，与美国国防部宣布的增兵数量相符。但由此运去的第82空降师、第101空降师只是轻装部队，虽然有能力开展纵深作战，却无力完成要靠装甲部队才能实施的攻城略地的大规模地面战争。
伊朗：与美国开战属于毁灭性决策
在伊朗方面，与美国正式开战也是一个毁灭性的决策而不可能被选择，除非伊朗决策层内部发生难以想象的巨变。这不仅仅是由于伊朗综合国力和军备水平与美国存在代差，而且也由于伊朗国内社会凝聚力存在或隐或现的长期性致命隐患，大规模战争可能导致其陡然凸显、爆发，从而彻底撕裂粉碎伊朗社会、政权。
在伊朗国内，占总人口66%的多数民族波斯人拥有灿烂辉煌的古代文明，被伊斯兰征服后方才被迫接受伊斯兰教；占25%的阿塞拜疆人、占5%的库尔德人以及阿拉伯人、土库曼人等少数民族，则没有波斯人这样辉煌的非伊斯兰文化历史。因此，波斯人有非伊斯兰意识形态可供选择，而且选择之后从长期看不会损害自己的民族自豪感，反而会增强；非波斯少数民族则不是如此。
在巴列维国王统治时期，为了对内增强世俗国家政权权威，对外抬升伊朗国际地位，他大力宣传波斯帝国辉煌历史和波斯文化，举办盛大庆典纪念波斯帝国建国2500周年。但此举是对伊斯兰教士集团触动最大的措施之一，因此在伊斯兰革命之后被彻底反转。1979年之前的巴列维王朝时，伊朗小学二至五年级波斯语阅读理解和语法课内容中，表现波斯神话和传统的占39%，赞美国王的占18%，宣传政府现代化努力的占14%，爱国主义的占14%，颂扬慈祥宽厚统治者的占9%，极端爱国主义的占6%。进入伊斯兰共和国时代后，小学二至五年级同样课本内容大变，表现伊斯兰信仰的占40%，赞美安拉的占24%，否定国王权威的占24%，提倡殉道的占10%，歌颂霍梅尼个人的占2%。
从短期来看，上述重伊斯兰教而忽视波斯民族的意识形态建设确实有助于巩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权；但随着时光流逝，其副作用日益增强。多数民族在现行官方意识形态下承受了历史屈辱和一定程度的现实歧视，官方意识形态无形之中把自己置于多数民族的民族自豪感及其民族文化的对立面，成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权内在的致命弱点之一。
进一步考察其外围前沿阵地。尽管一些舆论大肆渲染伊朗的“什叶派之弧”战略布局进展，但即使在伊拉克这个什叶派占多数且毗邻伊朗的国家，伊朗在其什叶派聚居区的影响力也远远谈不上铁板一块无懈可击。在以大规模街头动荡为标志的伊拉克2019年，遭受暴力冲击的并不只是美国使领馆，伊朗使领馆同样未能幸免，而且不止一次。
同时，伊拉克什叶派宗教领袖萨德尔虽然强烈反美，但与伊朗关系也并不和谐。
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外交部于北京时间1月5日表态，苏莱曼尼将军被杀后，伊朗不拒绝与美国在“5+1”（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加上德国）框架内举行核谈判，德黑兰无意与美国进行战争，但是已为任何状况做好准备。
进一步上溯，回顾建政以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领导层在重大关头的决策，可以看到，在平时激烈的言词背后，到了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他们常常能表现出不惜“打落牙和血吞”的冷静。1988年7月3日，伊朗军队在两伊战争战场上已经全面落入下风，此时一架伊朗民航客机被美国军舰击落，死亡290人，时任副领袖、霍梅尼接班人蒙塔泽里要求在全世界反对美国人，但霍梅尼劝他沉着冷静。结果，伊朗不但没有为此报复美国，反而在7月20日宣布接受联合国安理会598号决议，立即停火；一个月后，两伊停火协议生效，两伊战争结束。从历史传统和现实来看，这回伊朗外交部表态无意与美国开战，不拒绝核谈判，“谋和”应该确实是伊朗决策层的真实决断。
美伊冲突可能引致伊拉克、利比亚冲突显著升级
只要美伊双方不出大的失误，双方的直接冲突尚不至于进一步升级发展到大规模战争的地步，伊朗即使实施侧翼报复，应该也不会选择打击石油天然气生产和运输基础设施，那样自己也要受害，而且会贻人口实，也得不到中俄两国支持。需要警惕的是，美伊冲突到头来是否会导致伊拉克、利比亚成为冲突升级的主战场，进而波及全球能源市场。
因为伊拉克议会刚刚通过的驱逐外国军队（实际指美军）决议是在逊尼派和库尔德人议员全体缺席的情况下表决通过的，虽然符合伊拉克现行法律的法定议会开会人数，但却彻底暴露了伊拉克什叶派、逊尼派、库尔德人三大群体之间水火不容的关系，以及对美国撤军态度立场的南辕北辙。萨达姆政权垮台后，伊拉克之所以没有正式解体成为什叶派、逊尼派、库尔德区三个国家，美国驻军客观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伊拉克什叶派议员通过的驱逐美军决议真的付诸实施，结果完全有可能是伊拉克战火全面重燃，该国彻底解体成为3个甚至更多国家。
同时，在2019年地方选举惨败之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有着强烈动机通过强硬外交路线重振威望，再加上与利比亚现政府海上划界协议给土耳其带来的海上油气资源储量，驱使他在这次美伊冲突升级之前就宣布将出兵利比亚。美伊冲突升级，必然会被土耳其方面视为扩大干预利比亚的良机。事实上，土耳其已经开始这样行动了。
美国重启制裁后的伊朗油气生产出口本来就已经显著减少，美伊冲突即使直接冲击伊朗油气生产出口，对全球能源市场实际影响也不会太大。但鉴于伊拉克和利比亚在国际油气生产出口中的分量，美伊冲突的溢出效应不可低估。
（作者系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个人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