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综述：GDP增速依然呈现下行趋势
宏观杠杆率：总体仍处于高位，中期趋于稳杠杆
库存周期：处于去库存末端，趋势性补库概率不大
供给端：工业生产将小幅走弱
消费：社零消费趋稳，震荡中枢小幅下移
投资：制造业低位震荡、房地产继续下行、基建延续反弹
货币政策：整体温和宽松，降准降息仍将持续
财政政策：前置提效积极发力
股指展望：市场或有预期修复行情，权重指数更为看好
宏观综述：GDP增速依然呈现下行趋势
2019年，我国第一、二、三季度GDP增速分别为6.4%、6.2%和6.0%。其中，一季度增速持平于前值，略好于预期。二季度、三季度经济增速逐季下滑，第三季度实际GDP增速6.0%，前三季度累计增速6.2%，经济增速继续放缓，低于预期。
在1992年前，我国GDP增速一般以8年左右为一个周期，1981年、1990年和1999年分别达到周期性低点5.1%、3.9%和7.7%。而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出口和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使中国成为了世界的工厂，GDP增速在此阶段进入了一个长达8年的上升期。而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GDP增速进入一个缓慢的下行期，至今下行时间已经超过10年且仍未出现上行迹象。
从国际实践来看，GDP增速超周期破前低继续下行，是经济进入增速换档期的一个特征。比如，日本的经济增速，总体上分为了战后至1969年的高速增长阶段、1970-1990年的中速增长阶段、1990年之后的低速增长阶段，中速增长阶段是一个相对明显的增速转换期，期间增速在3.09%-5.48%之间。中国目前可能已经进入了经济增速换挡的长周期，经济增速整体呈现下行趋势。
资料来源：WIND资讯 银河期货研究中心
从三大需求对GDP的拉动来看，与去年同期相比，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对GDP的拉动分别下降1.25和0.97个百分点，两者对GDP累计同比的贡献率分别由去年同期的77.7%和36.5%下降至60.5%和19.8%。而去年拖累GDP增长的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的拉动由-1.0%上升至1.22%，贡献率由-14.2%上升至19.6%，带动GDP增长。在贸易战逐渐升级的过程中，由于内需相对更弱，导致进口同比增速下降更快，从而产生了衰退式顺差，净出口拉动GDP的比率有所升高，但整体结构上仍然不理想。截至10月，以美元计价，出口累计同比-0.2%，进口累计同比-5.1%。名义累计GDP增速二季度出现小幅反弹，但三季度仍然下滑至7.21%，较去年年末下降1.64个百分点，较去年同期下降2.5个百分点。
资料来源：WIND资讯 银河期货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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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杠杆率：总体仍处于高位，中期趋于稳杠杆
在近期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对三大攻坚战的表述发生了变化，过去将防风险作为三大攻坚战之首，比如2018年会议提到“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要坚持结构性去杠杆的基本思路，防范金融市场异常波动和共振，稳妥处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而2019年会议提到“我国金融体系总体健康，具备化解各类风险的能力。要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压实各方责任”，这可能意味着2020年去杠杆的力度与影响可能较前2年边际弱化。
而从2019年以来宏观杠杆率变化来看，2019年前三季度宏观杠杆率升幅分别为5.1、0.7和1.6个百分点，累计提升7.4个百分点，分季度来看：
（1）2019Q1：逆周期政策下，宏观杠杆率抬头。一季度经济开局良好的主要驱动力在于逆周期政策带来房地产和基建融资环境改善，同时，一二线城市楼市“小阳春”与民企融资环境略有改善亦有助力，但代价在于宏观杠杆率迅速抬头，2019Q1宏观杠杆率环比上升5.1个百分点，同比多增3.8个百分点，各部门杠杆率均有上升。
（2）2019Q2：货币政策微调叠加季节性因素，宏观杠杆率上升势头趋缓。受一季度经济开局良好、宏观杠杆率过快上升、房价上涨等因素影响，货币政策微调，加上季节性因素，二季度宏观杠杆率上升势头趋缓，仅仅上升0.7个百分点，但短期消费贷款推动居民部门杠杆率较快回升。
（3）2019Q3：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宏观杠杆率再度加速上升。经济复苏证伪，二季度经济加速下行，8月底开始，宏观经济政策的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8-9月社融增量超预期，加上三季度名义GDP增速下滑，三季度宏观杠杆率上升1.6个百分点至251.1%，上升幅度介于Q1和Q2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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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杠杆率同比增量出现拐点，未来可能出现名义增长以及库存周期企稳。过去2年实体去杠杆对经济产生一定负面影响，宏观杠杆率同比增速自2016年中年见顶回落，在2018年末见底，2017-2018年宏观杠杆率上升速度较2012-2016年明显放缓。宏观杠杆率同比大致领先名义GDP增速3个季度，领先库存周期大约4个季度，宏观杠杆率同比增速在2018Q4见底，未来可能出现名义增长以及库存周期企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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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杠杆率持续上升源于地产韧性，过去几年，居民杠杆率上升最快的时候是2016年，上升速度在2017年初见顶，但在2018年之后，居民杠杆率同比增量一直在3.5-4个百分点之间波动，这主要与地产销售韧性有关，2018年以来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速基本处于窄幅波动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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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去杠杆速度放缓，国企与民企分化。2019年三季度末，企业杠杆率较2018年末上升2个百分点，主要是2019Q1加杠杆，Q2和Q3都是小幅去杠杆。2018年前三季度企业杠杆率下降2.5个百分点，2019年企业去杠杆的速度较2018年明显放缓，企业杠杆率同比大致领先PPI增速4个季度，未来可能会看到PPI增速持续回升。从结构来看，主要在于非标融资规模降幅在收窄，非标存量同比降幅从2018年末的10.8%收窄至2019年11月末的7.6%。分部门来看，民营企业资产负债率高位企稳，宽信用进程缓慢，民企产业债信用利差仅仅较2018年末的高点小幅下滑，依然处于高位，民企融资环境没有明显改善，截至2019年10月，民企亏损单位数同比增长10.5%，处于近年高位；而国企资产负债率小幅下降，虽然上游行业PPI增速下滑拖累国企利润增速，但国企总资产同比增速从2018年全年的3.9%回升至2019年10月末的5.2%，同时，国企产业债信用利差下降至历史低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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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杠杆率上升，地方政府是加杠杆主力。政府（显性）杠杆率自2018年下半年以来持续上升，主要原因在于基建投资增速在2018年断崖式下跌，地方政府加快地方专项债发行，地方政府杠杆率从2018年6月末的低点上升3个百分点至22.5%，鉴于2019年基建投资增速反弹力度不大，2020年地方专项债额度可能进一步提升，地方政府继续加杠杆。需要注意的是，上述政府杠杆率对应的是显性债务，过去几年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快速扩张，可能制约地方政府加杠杆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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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存周期：处于去库存末端，趋势性补库概率不大
自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进入了漫长的下行阶段，随着近年来宏观逆周期调控政策的托底发力，中国实际GDP同比增速波动范围日趋收窄，中国的“经济周期”似乎消失。在经济趋势下行的过程中，中国企业产成品的存货还存在着显著的周期性波动。2019年，我国制造业PMI连续六个月跌至荣枯线以下，工业增加值增速在震荡中呈现下行趋势，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也跌至负区间，工业企业利润增速更是持续在负增长区间徘徊，工业企业景气度整体处于下行通道。基于过去库存周期的经验来看（时间长度、底部水平、利润表现），本轮库存周期的去库存似乎正在接近尾声。这也是当前市场认为2020年中国的库存周期见底重启并带动经济短期企稳，甚至有所反弹的主要原因。我们认为房地产投资韧性的存在将使得本轮去库存可能持续的更久，2020年库存周期趋势仍将下行。
（1）当前库存周期位置
自2000年以来，我国经济已经经历5轮完整的库存周期。其中，始于2002年底、2006年和2009年的3轮库存周期属于强周期，时间跨度均超过40个月，上行幅度较高；始于2000年和2013年的库存周期属于弱周期，时间跨度均不足30个月，上行幅度也较低。本轮库存周期（也即第六轮库存周期）开始于2016年6月，已经持续41个月，其中上行期（补库存）持续27个月，下行期（去库存）持续14个月，目前还处在下行期。与前几轮库存周期相比，本轮库存周期的形态具有上行幅度属于弱周期、持续时间属于强周期以及在顶部长期震荡徘徊的特点。
基于过去库存周期的经验来看，本轮库存周期的去库存似乎正在接近尾声。第一，从时间长度上看：以2018年8月（库存周期下行趋势形成之前）作为本轮库存周期的顶部，则本轮去库存时间已经超过了14个月，按照历史上库存周期12-21个月的下降期对照，最晚2020年二季度似乎能够见到本轮库存周期的底部。第二，从底部水平看：2000年至今五轮完整库存周期的底部位置并不尽相同，其中第三轮和第五轮产成品存货增速均跌至负值，而第一、二、四轮产成品存货增速仍为正值。截至2019年10月，工业企业产成品存货累计同比增速降至0.4%，已处于历史低位区间，即便与第三轮底部-0.76%和第五轮底部-1.9%相比，进一步走低的空间也已经比较有限。第三，从利润表现看：从今年初至今，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已在负区间徘徊10个月时间，而此前利润负增长最长的区间也仅有12个月；考虑利润增速略微领先于库存周期的变动，在利润增速呈现底部震荡的情况下，库存增速下行的空间也将较为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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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库存周期的驱动因素
从经济学理论来看，存货投资具有较强的顺周期性。当经济预期好转时，企业对未来比较乐观，存货投资增加扩大生产，促使经济更快的复苏；当经济预期恶化时，企业对未来比较悲观，存货投资降低减少生产，从而加剧经济的衰退程度。存货投资的变化加剧了宏观经济波动，但它本身的变动并不足以引起经济周期的改变。从经济运行的实践来看，中国工业企业产成品存货的变化与名义GDP增速显著相关，在每一轮工业企业补库存之前通常都伴随着名义GDP增速的回升。从时间跨度上来看，中国库存周期滞后名义GDP增速2-3个季度，而且名义GDP增速回升的幅度越高库存周期的反弹幅度也相对较高。这也就意味着库存周期的变化主要是由名义GDP的增速来驱动，是经济周期变化的滞后指标，通过企业补库存来判断经济企稳或者反弹可能是因果倒置。
名义GDP可以进一步分解为实际GDP以及GDP平减指数，二者分别代表总需求量的变化以及价格水平的变化，其中对库存周期影响较大的价格水平主要是PPI增速的变化。回顾过去五轮库存周期的驱动因素，可以发现：
其一，始于2002年底、2006年和2009年的3轮强库存周期主要由总需求量的改善驱动，受益于总需求的改善，PPI累计同比增速在后期开始提升，具体来看：
在2002年底的企业补库存之前，实际GDP同比增速于2001年底的7.5%开始震荡回升，在企业补库存期间，实际GDP同比增速震荡回升，于2004年二季度达到11.6%的阶段高位。受益于总需求的改善，PPI累计同比增速于2003年底开始回升，一直持续到补库存结束。
在2006年5月的企业补库存之前，实际GDP同比增速于2004年底的8.8%开始震荡回升，一直持续到2007年二季度，GDP实际同比增速上升到15%的高位。在企业补库存期间，PPI累计同比增速先在3%左右的水平保持平稳，此后迅速上涨。
在2009年9月的企业补库存之前，实际GDP同比增速于2009年一季度6.4%开始震荡回升，一直持续到2010年一季度，达到12.2%的高位。在总需求大幅改善的带动下，PPI累计同比增速从2009年的三季度开始大幅回升，震荡上行到2011年的一季度，企业补库存接近尾声。
其二，始于2000年和2013年的两轮弱库存周期的补库存都没有出现总需求的改善，工业企业补库存的动力可能主要来自价格的变化。由于PPI累计同比增速数据在2003年才开始公布，因此这里我们主要分析始于2013年的库存周期。
在2013年9月的企业补库存之前，实际GDP同比增速自2011年一季度的高位一直处于震荡下行，总需求具有下行压力。同时，PPI累计同比增速也自2011年一季度的高位迅速回落，到2012年四季度逐步企稳，直至2014年四季度PPI同比累计增速大致稳定在-2%的水平，形成PPI增速的局部底部平台。因此，始于2013年9月的企业补库存可能很大程度上来自PPI增速在迅速回落后，形成长达两年的平稳期，在企业补库存期间，实际GDP增速依然在震荡下行，经济并未显示企稳迹象。
可见，当企业的补库存是由于总需求的改善引致时，通常库存周期的时间长度和变化幅度都相对较高；当企业的补库存是由于价格变化引致，没有总需求改善的支撑时，库存周期的时间长度和变化幅度都相对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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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第一，企业的库存行为是顺周期的，通常滞后于经济周期的变化，“企业补库存导致经济短期企稳”的观点是因果倒置。第二，驱动库存周期的变化既可能来自总需求量的改善，也可能来自工业品价格的变化。其中，总需求量的改善主要来自房地产投资增速和出口增速的回升，企业的去库存通常也伴随着房地产投资增速和出口增速的回落。第三，当企业的补库存是由于总需求的改善引致时，通常库存周期的时间长度和变化幅度都相对较高，也即库存强周期；当企业的补库存是由于价格变化引致，库存周期的时间长度和变化幅度都相对较弱，也即库存弱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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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轮库存周期将如何演绎
本轮库存周期的起动既有需求的改善，也有供给侧改革导致PPI增速的大幅改善。在本轮库存周期起动之前，我国的出口增速和房地产投资增速都开始逐渐修复。2015年底我国开始推行供给侧改革，工业品价格大幅上涨，PPI累计同比增速由2016年初的-5.3%持续攀升至2017年3月的7.4%。在二者的推动下，我国工业企业在2016年6月开始本轮的补库存，工业企业产成品存货累计同比在2017年4月达到最高为10.4%，补库存持续10个月，与前两轮弱周期大致相当。
但本轮工业企业补库存达到高点之后并未像前几轮库存周期一样开始显著回落，而是在顶部震荡徘徊到2018年10月，大大拉长了本轮补库存的时间长度。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其一，2017年三四线城市大规模的棚户区改造，使得房地产市场在调控趋严的背景下房地产投资依然保持较好的韧性，带动产业链上相关行业的补库存需求；其二，PPI同比增速在2017年4月达到高点之后，其下行的幅度和节奏都慢于前几轮库存周期，直到2018年四季度才开始大幅放缓，这也对本轮库存周期的长度形成一定支撑。这也是为何本轮库存周期的形态具有上行幅度属于弱周期、持续时间属于强周期以及在顶部长期震荡徘徊特点的主要原因。
本轮库存周期的去库存开始于2018年8月，自2019年起进入加速阶段，这与出口增速的变化基本一致。2018年我国出口增速累计同比为9.87%，自2019年开始断崖式下跌，在“房住不炒”以及“不把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工具”的背景下，房地产的下行周期基本确认，房地产投资增速处于回落趋势，但受施工面积较强的支撑，房地产投资增速也表现出了较强的韧性。房地产投资增速自2019年4月的高点11.9%开始回落，目前已经连续下行6个月，但只回落1.6个百分点至目前的10.3%。从历史经验来看，每一轮的去库存基本都伴随着出口增速和房地产投资增速的大幅回落。因此，我们认为在房地产投资处于下行趋势但远未见底的条件下，本轮企业去库存可能还未接近尾声。本轮出口增速与房地产投资增速的分化以及房地产投资韧性的存在将使得本轮去库存可能持续的更久。
短期来看，企业的库存行为将取决于出口增速、房地产投资增速以及PPI同比增速的变化。2020年PPI同比增速将会有所回升，工业通缩压力缓解，这是由于一方面翘尾因素不会显著拖累2020年PPI同比增速，另一方面总需求虽有回落压力，但整体可能呈现弱平稳态势，这会对PPI的新涨价形成支撑。
此外，基建投资增速的反弹能否支撑工业企业补库存呢？基建投资一直是我国逆周期稳增长的重要抓手，市场预期2020年如果基建投资显著反弹会刺激工业企业补库存。在2013年之前，企业的库存行为与基建投资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也即，当基建投资增速显著上行时，企业基本都在去库存。而在2013年之后，基建投资增速持续震荡下行，与企业库存行为的相关性也大大降低。对于最近两年同样如此，2018年基建投资受非标融资加强监管的影响持续下行，工业企业库存表现为先补库存直到2018年8月份开始去库存；2019年基建投资弱势反弹，工业企业延续去库存态势。因此，我们认为2020年基建投资增速的反弹可能难以支撑整个工业企业补库存，但有助于相关链条企业的景气修复。
综上，总体来看，在房地产投资处于下行趋势但远未见底的条件下，本轮企业去库存可能还未接近尾声。就短期而言，如若房地产投资下行延续缓慢态势、出口增速震荡企稳以及PPI通缩压力缓解，不排除工业企业短期会在某一库存水平震荡徘徊。基建投资增速的反弹可能难以支撑整个工业企业补库存，但有助于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类企业的利润修复和库存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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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经济：经济下行压力仍存，稳增长是首要目标
（1）生产端：工业生产将小幅走弱
2019年1-10月工业增加值累计同比增速5.6%，较去年全年的6.2%下降幅度不大，走势也相对平稳。从季度来看，第一二三季度工业增加值平均同比增速分别为6.2%、5.6%、5.0%，呈递减态势。从单月来看，2019年工业增加值具有显著的季末效性，也即在3月、6月和9月显著走强，然后在季初走弱，不过从季末反弹的强度来看，也逐渐递减，这意味着工业生产的趋势也在走弱。
展望未来，我们认为2020年工业生产仍将小幅趋弱，理由包括：其一，2020年工业企业产成品存货仍处于去库存的趋势。根据前述的分析，本轮出口增速与房地产投资增速的分化以及房地产投资韧性的存在将使得本轮去库存可能持续的更久，工业企业短期可能会在某一库存水平震荡徘徊，企业补库存的动力不足，意味着工业生产也不会显著走强。其二，在消费趋于下滑、固定资产投资小幅反弹的情形下，2020年中国经济总需求依然存在下行压力，由此需求的进一步走弱应该也会对工业生产带来压力。
资料来源：WIND资讯 银河期货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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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消费：社零消费趋稳，震荡中枢小幅下移
2019年1-10月社零累计增速为8.1%，较2018年9.0%增速下降0.9个百分点。分季度来看，2019年前三季度社零平均增速分别为8.3%、8.5%、7.6%，其中二季度的反弹主要受益于汽车行业国五向国六标准切换加大促销一次性大幅提振汽车消费导致。自2010年以来，我国社零增速趋势下行，最近两年平均每年下降1个百分点。2020年支撑消费的积极因素来自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目前保持高位且相对稳定，抑制因素来自居民杠杆率的高企，考虑到2019年一系列刺激消费政策效果逐渐显现，消费料将大致趋稳，震荡中枢小幅下移。预计2020年名义社零增速全年震荡区间为7.0-8.5%，全年增速为7.8%。
此外，2020年随着房地产竣工率的回升，房地产后周期相关的消费会出现回暖，如建筑装潢材料类、家具类以及家电和音响器材类消费。本轮房地产的竣工面积累计增速自2016年2月开始高位震荡下行，并于2017年底转为负值，直到2019年下半年开始止跌回升。受此影响，房地产相关类的消费自2016年初也开始高位震荡回落，目前还处于下行态势。2019年较高的施工面积增速会在2020年转为竣工面积，本轮韧性较强的施工会导致本轮竣工面积的回升持续较长时间，这有助于拉动地产后周期消费。
最后，值得说明的是，2019年促进消费的举措整体上延续7月政治局会议坚持以破除供给障碍来释放潜在消费需求的思路，强调以补短板的方式改造升级消费流通领域，顺应当前网上消费的潮流，为消费创造更多的场景和模式，而非传统的对某个消费领域进行大规模补贴。如8月27日，国办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流通促进商业消费的意见》，注重流通领域的改造与升级，强调流通新业态新模式，顺应商业变革和消费升级趋势等。该方式有助于从中长期保障消费的平稳增长以及消费质量的提升，但在短期内对消费的拉动可能会弱于之前的直接补贴政策，这也决定了消费增速短期内难以大幅反弹，体现了本轮逆周期调控是在提高经济质量的同时稳增长。
资料来源：WIND资讯 银河期货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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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投资：制造业投资低位震荡、房地产投资继续下行、基建投资延续反弹
2019年1-10月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速5.2%，与2018年全年的5.9%相比有所下滑。走势上，1至10月投资增速震荡下行，基本只在季末出现微弱的反弹。从三大分项来看，房地产投资韧性较强，在今年4月达到高峰11.9%之后开始逐月下行，但到10月份只下降了1.6个百分点至10.3%；制造业投资从年初的5.9%震荡下行到10月的2.6%；基建投资是稳增长的重要抓手，但反弹不及市场预期，基建投资累计增速由年初的2.5%震荡上行到当前的4.69%。展望2020年，我们认为：
制造业投资仍将保持低位震荡。2020年支撑制造业投资的有利因素来自外围环境的不确定性边际好转、工业企业利润边际修复以及2019年的低基数效应。今年以来工业企业利润累计增速持续为负，主要受工业增加值和PPI同比增速下行的拖累，利润率的改善起到一定程度的对冲。不过到10月份以后，利润率在持续改善之后也转为下行，这意味着增值税改革带来的利润支撑正在逐渐消失。2020年PPI通缩压力有望缓解，这有助于工业企业利润的边际修复。不过，制造业投资属于典型的顺周期行为，在总需求仍具有下行压力下，制造业投资也难以显著反弹。预计2020年制造业投资增速大致为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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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投资增速延续下行态势，但仍将相对有韧性。在“房住不炒”以及不把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工具的背景下，房地产的下行周期基本确认。2019年房地产投资的下行主要受土地购置费用增速下行的拖累，1-10月土地购置费用累计同比为18.4%，相比2018年全年57%的增速大幅下降，考虑到土地购置费在房地产投资中占比约3成，土地购置费用拉动房地产投资约5.5个百分点，相比去年土地购置拉动房地产投资17.1个百分点大幅下降。而房地产投资的韧性得益于房地产施工面积增速一直保持高位，1-10月房地产施工面积累计增速为9.0%。展望2020年，土地购置费用增速仍将继续下行，成为拖累房地产投资的主要因素，房地产施工面积增速仍将具有韧性。这是由于：其一，自今年5月份以来，针对房地产融资（海外债、信托、信贷等渠道）的渠道全面收紧，房地产资金来源转向通过以价换量加大促销，房地产调控政策的持续收紧降低房企的拿地热情，2020年土地购置费用增速料将继续下滑；其二，2018年房企采用高新开工低施工的策略，将施工拖到2019年，从而导致今年的施工面积增速一直保持高位。2019年房地产新开工虽然有所下降，但依然处于高位，1-10月房地产新开工面积累计增速为10.0%，这意味着2020年的施工面积增速依然不会太差。此外，在“一城一策“的调控思路下，也会使得房地产投资保持一定的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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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建投资将延续反弹趋势。基建投资一直是对冲本轮经济下行稳增长的重要抓手，但受减税降费举措以及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加强监管的影响，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受到一定影响，基础设施投资增长一直低于市场预期。在财政赤字率没有提高的情况下，专项债是2019年地方政府提高财政实力的重要渠道，但专项债对于拉动基建投资的效果并不显著，主要原因包括：其一，2019年的专项债主要流向棚改和土储，用于基建投资的资金比例不足15%；其二，专项债的规模难以对冲其它融资渠道的收缩。以前基建投资高速增长主要靠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扩张，在当前严控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情形下，城投非标融资大幅下滑，基建投资资金不足。2019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在9月已经发行完毕，2020年专项债额度提前下发1万亿，并严格规定专项债的资金使用范围。11月1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针对基建和补短板领域放松资本金要求，基础设施领域和其他国家鼓励发展的行业项目，可通过发行权益型、股权类金融工具筹措资本金，但不得超过项目资本金总额的50%，这会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明年基建增速的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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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制造业投资低位震荡、房地产投资继续下行、基建投资延续反弹，预计2020年整体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小幅反弹至5.6%左右。
（4）货币政策：整体温和宽松，降准降息仍将持续
2019年初至今，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操作呈现出明显的几个阶段性特征：1-3月份，在年初降准1个百分点后，银行间市场流动性一直较为充裕，公开市场操作频繁，货币政策保持稳健偏宽松的姿态；4-5月份，一季度经济和金融数据的大幅改善使得货币政策出现边际调整，尤其央行一季度例会和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均重提把好货币供给总闸门，不搞“大水漫灌”，同时用续作MLF和逆回购替代了市场期待的降准，货币政策边际收紧；6-7月份，包商银行事件的发酵使得银行间市场流动性分层的问题愈加凸显，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力度再次加大，并通过超额续作MLF、增加再贴现额度、定向SLF、拓宽合格抵押品范围等一系列操作，对冲短期流动性风险；8-9月份，宏观层面除了经济继续温和下行之外，出现两大变动：一是猪肉价格快速走高带动CPI上行，市场通胀预期有所抬头，二是贸易摩擦再度加剧，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走贬并突破7的心理关口，贬值压力有所增大。因此，这段期间短期资金利率（R001和R007）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直到央行在9月16日全面降准之后才有所缓解；10-11月份，受9月份季末经济数据的走强以及通胀压力攀升，货币政策的宽松在10月再次落空，市场预期的TMLF也没有出现。直到11月5日，央行下调MLF利率5个BP，再次向市场传递货币政策仍在稳增长，由猪肉价格大幅上涨带动的结构性通胀对货币政策宽松的约束有限，缓解市场对货币政策悲观的担忧。
导致货币政策宽松相对审慎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的货币政策承担着多重功能。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时，货币政策作为逆周期调节政策主要目标是稳增长；但在稳增长的同时，需要兼顾着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这就决定了一旦经济出现企稳迹象，货币政策需要边际收紧。自2017年提出“三大攻坚战”以来，防风险就成为了货币政策的中长期目标，这决定了货币政策难以大幅放松。此外，由于猪肉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货币政策作为逆周期调节工具时放松力度也较为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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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过去三轮猪肉价格大幅上涨的历史可以发现：在前两轮猪肉价格上涨时期（2006.06—2007.12和2009.05—2011.07），CPI增速都大幅超过3%，PPI也处于上行态势，经济总需求强劲并处于过热期，货币政策都采取了连续加息。在第三轮猪肉价格大幅上涨时期（2015.01——2016.05），CPI温和上涨，没有对货币政策宽松形成掣肘。同时，PPI持续为负，经济增长存在较大下行压力，货币政策连续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本轮猪肉价格大幅上涨的经济环境与第三轮猪肉价格上涨的背景更为相似，11月份央行连续下调MLF利率和7天逆回购利率，也向市场传递了由猪肉价格上涨带动的结构性通胀对货币政策宽松的掣肘有限，不会导致货币政策转向收紧，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仍是货币政策的重要任务。
不过，值得说明的是，当前央行通过下调MLF和OMO操作利率显著不同于央行以往的降息。以往央行降息都是一次性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几十个BP，宽松力度较大，刺激效果明显，属于“大水漫灌”，但也会导致房地产价格暴涨。当前的利率下调幅度较小，而且多是针对增量贷款，存量贷款目前还是以贷款基准利率定价，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较小。利率下调的信号意义强于实际效果，也为我国正常化的货币政策留足空间。
展望2020年，货币政策的基调依然是温和宽松，货币政策可能难以大幅宽松：其一，防风险和稳杠杆依然是货币政策的重要任务；其二，经济下行幅度有限，珍惜正常货币政策的空间，尽量长地延续正常的货币政策；其三，2020年CPI走势前高后低，上半年CPI同比可能保持在4%以上，这会对货币政策的宽松力度和节奏形成一定制约。具体操作上预计会有2-3次的降准，公开市场OMO操作利率、MLF利率和LPR报价利率继续下调，下调幅度在15BP左右。操作的节奏上，预计二、三季度我国货币政策宽松的空间才会打开，届时宽松的力度和节奏都会加快，对于股债都将带来阶段性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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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仍将是货币政策发挥逆周期调控的重要渠道，这意味着降息带来的直接效果可能要好于降准。降准虽然可以向银行提供长期无成本的资金，有助于银行压缩LPR报价，但从9月6日央行全面降准后的LPR报价来看，商业银行依然没有动力显著下调贷款报价利率。在银行贷款意愿不足的情况，降准释放的资金有可能会在金融体系空转。在降准的同时，如何提升银行的风险偏好和贷款意愿也至关重要。此外，推动我国存量贷款定价由基准利率向LPR转化也值得期待，这样LPR的下调才会影响到存量贷款的成本，切实降低我国债务的付息成本。
（5）财政政策：前置提效积极发力
对于一个高杠杆的经济体，货币政策的宽松一方面可能会导致杠杆率继续攀升，另一方面由于全社会偿还债务的利息压力较大，货币政策宽松刺激经济增长的效果也较为有限。面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各国均采取大规模的货币宽松政策来刺激经济，但到目前为止全球经济仍没有摆脱长期停滞的格局。这也是为什么近几年IMF一直倡导全球政策当局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主要原因，对于中国同样需要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来稳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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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我国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具体体现在：其一，大规模的减税降费，1-10月我国税收收入累计同比0.4%，大幅低于2018年8.3%的增速；受此拖累，1-10月我国公共财政收入累计同比增速为3.8%，低于2018年6.2%的增速（来源于央企利润上缴的非税收收入大幅提升起到对冲作用）；其二，财政支出前置发力，无论是财政支出比例还是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在一季度都高于过去三年均值，但在二季度皆出现放缓，财政政策支出节奏也体现了短期宏观调控的重心变化。此外，在一季度之后，我们发现单月财政支出占全年预算支出的比例在6月和9月都出现一定幅度的走高，这或许可以解释今年我国工业生产为何在季末显著走强。
对于2020年，我国的财政政策仍将保持积极，成为稳增长的重要手段，具体体现在：
其一，公共预算的赤字率可能继续提高，但难以突破3%。2019年公共预算财政赤字率相比2018年提高0.2个百分点至2.8%，没有突破3%的国际警戒线。如果考虑地方政府专项债，我国的财政赤字率在2016年即已经突破3%，2019年更是高达5.1%。但考虑到我国严格的财政纪律，2020年公共预算的赤字率可能继续提高，但难以突破3%。
其二，专项债的规模继续提升，资金使用效率提高。2019年专项债规模2.15万亿，相比2018年提高8000亿，2020年专项债规模可能继续提升至超过3万亿。不过，2019年专项债资金使用效率较低，大多用于棚改和土地储备，用于基建的不足15%。11月27日，根据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决定授权，经国务院同意，财政部提前下达了2020年部分新增专项债务限额1万亿元，同时要求提前下发的专项债不能用于土储和棚改项目。此外，此次财政部强调“要求各地尽快将专项债券额度按规定落实到具体项目，做好专项债券发行使用工作，早发行、早使用，确保明年初即可使用见效，确保形成实物工作量，尽早形成对经济的有效拉动。”预计专项债对一季度基建的实际拉动效果将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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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专项债作为部分项目资本金比例下降，有望撬动更多的社会资金参与。11月27日国务院公布《国务院关于加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管理的通知》，强调“港口、沿海以及内河航运项目资本金最低比例由25%下调至20%；公路、铁路、生态环保、社会民生等补短板方面的基础设施项目，可适当降低资本金最低比例，下调幅度不超过5个百分点”。在严控房地产融资和资产荒的背景下，下调部分项目资本金的比例，有望吸引更多的中长期信贷资金投向基建。
股指展望：市场或有预期修复行情，权重指数更为看好
基于我们前面的分析，2020年地产投资将有一定的下滑但幅度不会非常明显，此外基建也大概率会在今年的基础上出现小幅增长，因而市场的地产、基建、及中上游周期板块明年可能出现预期差的修复机会。
特别是地产的韧性仍将在支撑整个宏观经济方面起到根本作用，这从上市房企的数据可以很明显看到，上市房企销售价格同比2015年三季度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但销售量起得很快，说明刚需依旧存在只是价格进入瓶颈，而降价带来了比较好的效果。具体来看，尽管从人口角度看，市场普遍对于房地产中长期需求表示悲观，但未来房地产市场最大的增量是改善型需求，而不是刚性需求。这意味着，人均居住面积在未来是有望提升的，住宅长期需求仍有望支撑销售中枢保持平稳。而表现在明年股票市场，则是房地产销售趋于平稳，以及地产施工竣工同比增加对于宏观基本面的支撑，加之谈判第一阶段的实际利好对于市场整体估值修复将产生积极作用，总的来说，市场的整体逻辑将会是宏观稳定下的风险偏好修复过程。而存量市场中，龙头股的机会将更大一些，在市场整体温和反弹的同时，相比较而言，更看好上证50及沪深300的行情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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