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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第310期：《中国就业新趋势》
蔡昉 著
中信出版集团
推荐人 编辑姜楠
2025年10月
互动话题：结合本书，请谈谈你对人工智能之下就业趋势的理解。
留言时间：2024年11月26日-2025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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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就业新趋势
人工智能如何重塑劳动力市场
作者/长安街知事 摘编自中信出版集团《中国就业新趋势》
如果说上一轮技术革命还让人有时间慢慢适应，那么人工智能（AI）这波浪潮，直接把社会带入“加速度时代”。
AI会对就业带来哪些影响？创造性岗位就一定安全吗？我们该如何重新定义“有价值的工作”？国考打破年龄限制又释放了什么信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劳动经济学会会长蔡昉在接受长安街知事采访时说，AI不是简单的“抢饭碗”或“换饭碗”，而是一把同时创造与破坏的“双刃剑”。它带来的生产力红利巨大，社会必须建立一套能够共享AI红利的制度。在这场没有旁观者的变革中，问题不再是“AI要不要来”，而是我们如何让技术真正服务人、造福人。
要建立一套共享AI生产力红利的制度
知事：当下社会对人工智能与就业的关系存在“抢饭碗”和“换饭碗”，您认为哪种更贴合实际？
蔡昉：我认为两者都有。AI被认为是最具革命性的技术之一，甚至可能是人类最后一次技术革命，它和以往所有颠覆性技术变革一样，是一把双刃剑，既创造新的岗位，也会淘汰旧的岗位，这两种效应会同时、强烈地出现。
劳动经济学家早就指出，从工业革命到今天，技术变革总是“先破坏，再创造”。比如，许多今天存在的职业，几十年前甚至十几年前都不存在。每一轮技术进步都会催生新的职业类别。
但问题在于，岗位的创造与消失之间存在时间差。失去工作的这一代人，未必等得到新岗位的出现。研究表明，人们改变职业往往需要很长时间，甚至要经过一代人。
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别担心，新的岗位会来”。对于那些被技术淘汰的人，必须通过就业支持、社会保障和生活改善等手段帮助他们重新融入劳动市场。
更关键的是，社会要建立一套能够共享AI生产力红利的制度。毕竟，AI带来的利润源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这种提升不仅属于企业，也属于整个社会。企业理应获得创新带来的收益，但社会同样应通过再分配机制，共享这部分红利。
重新定义“有价值的工作”
知事：您在书中写道，AI可能替代的不仅是低技能劳动，也包括创造性岗位。那我们该怎样重新定义“有价值的工作”？未来哪些类型的工作会成为中国的“新蓝海”？
蔡昉：过去的技术替代主要集中在重复性、危险性或体力劳动上，人们因此形成了“教育水平越高越不容易被替代”的判断。但生成式人工智能不一样。它具备强大的认知能力，能在几秒钟内吸收、处理大量信息，这意味着它不仅会替代部分白领岗位，还可能影响到创造性、知识型工作。
未来，AI还会赋能机器人，而中国拥有强大的制造能力和全球最多的机器人装备。这意味着蓝领岗位也会再次面临替代。因此，我们现在无法确定哪类岗位最安全，几乎所有岗位都有被替代的可能。
但这未必是坏事。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人类从资源约束中解放出来，能够提供更多满足需求的产品与服务。那时，我们就需要重新定义“职业”，不再局限于衣食住行或一般性的服务，而应包括一切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满足他人或自身精神需求的活动。
正如马克思所设想的那样，人可以“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随着AI带来的生产力提升，这种“按需而劳”的设想或许会部分实现。社会应通过再分配和公共产品供给，让每个愿意工作的人能从事有意义的工作，即便他的劳动没有直接的市场需求。
每个人都需要终身学习
知事：您怎么看“十五五”时期的就业形势？在人口变化和AI发展的背景下，如何推动高质量就业？
蔡昉：当前就业的主要问题是结构性矛盾。一方面，灵活就业比例高，但灵活性容易带来不正规性；另一方面，部分劳动力从城市回流中小城市或农村，导致劳动生产率下降。如果“一老一小”两类人群的就业困难得不到解决，也会降低整体就业质量。
AI可能加剧结构性矛盾，但也能成为解决问题的新动力。关键在于如何驾驭AI，让它与劳动者形成互补关系。AI不仅能提高生产率，还能通过“赋能”方式帮助劳动者，让原本不具备入门水平的人达到岗位要求，缓解“有活没人干、有人没活干”的结构性失衡。
要实现这一点，AI的开发者、企业投资者和用户都应与就业优先战略对齐。比如，企业在使用AI时，不应只追求替代劳动，而要利用AI提高劳动者能力。
同时，要通过教育与培训培养人机协作的新能力。AI在认知领域有优势，但在人际沟通、团队合作、同理心等非认知能力方面，人类依然不可替代。未来照护老人、教育儿童等领域都需要具备这些特有的人力资本。
因此，教育和培训要面向AI时代的人机互补需求，强化劳动者的独特优势。另一方面，还要建立更加普惠的社会保障体系，对受技术冲击和就业困难人群提供兜底支持。
人工智能既是挑战，也是提高就业质量、优化劳动力结构的契机。关键在于制度设计能否让技术进步真正转化为人的福祉。
国考打破年龄上限，释放双重导向
知事：今年国考公告明确，报考者的年龄限制由过去的“35周岁以下”放宽至“38周岁以下”，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年龄上限也由“40周岁以下”调整为“43周岁以下”。您怎么看国考打破“35岁上限”，透露出何种信号？
蔡昉：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符合时代趋势的信号，它至少释放出两个重要导向。
第一，它体现了反对年龄歧视的理念。我们一直在强调劳动力市场要包容不同年龄群体，但以往法律和政策层面缺乏具体落实。这次放宽限制，可以看作是一个现实起点，也为未来在立法上进一步反映这种理念打下基础。同时，这也与延迟退休的改革方向一致。
第二，它顺应了寿命延长与职业周期延长的现实。过去人们50岁退休、30岁就不再考虑再学习；但如果退休延到60岁、70岁，那么40岁、50岁继续深造完全合理。这一政策为更多“大龄学习者”和“再就业者”打开了通道。
此外，它还契合人工智能时代灵活、开放的人才培养模式和教育逻辑转变。过去我们用“受教育年限”衡量人力资本，但现在，一次性教育已不足以应对AI带来的快速技能更替。未来，每个人都需要“终身回炉”，不断培训、再教育、更新知识。
这不一定非要靠读硕士或博士实现。可能是一门两个月的微课程，一个技能证书，就能重新进入职场。教育、培训、工作将形成循环往复的过程。
内容简介
人工智能的发展及其对就业的影响，已成为舆论界、研究领域和决策圈关注的重点，以及国际社会讨论合作的共同且紧迫的话题。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就业规模，位列人工智能发展的第一梯队，机器人市场规模也位居世界首位。因此，人工智能革命性突破引领的科技革命和数字经济发展，必然对中国的就业产生深远影响，是一个迫切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
这本书着眼于人工智能及其赋能数字经济对于就业的挑战，深入探讨了人工智能发展及其对就业的颠覆性影响。从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等跨学科的视角，解构了人工智能赋能科技革命如何重塑劳动力市场的核心主题。揭示人工智能就业冲击的现实影响，剖析就业挑战的性质，勾勒应对策略的全貌，并结合中国特有的社会经济背景，提出政策应对和制度建设方案，重点置于人工智能时代新人力资本的培育路径与战略，旨在利用人工智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建设，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技术进步的协同一致，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作者简介
蔡 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劳动经济学会会长，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世界银行就业问题高级别咨询委员会委员。
长期研究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人口和劳动经济学、“三农”问题、收入分配等。
著有《人口负增长时代：中国经济增长的挑战与机遇》《读懂未来中国经济：“十四五”到2035》《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中国经济发展的世界意义》《成长的烦恼：中国迈向现代化进程中的挑战与应对》等。
曾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孙尚清发展知识研究与交流奖、中华人口奖、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