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面对一个具体的问题时，通常我们会根据自己的经验迅速的对问题性质进行归纳，并在记忆中快速收集历史的对策，即使这个问题我们个人从未经历过，我们会倾向于从外部获取足够的信息，参照别人的做法快速形成简单直接的处理方法。然而，上述所有做法都基于相似性的模仿，这也意味着：在同一方法论下，人们不可能期待获取的更优的结果。
从孩提时代开始到象牙塔时代结束，人们的思维一直囿于固定的框架模式，在自然科学领域内追求一种公式般精致的规则，它一直有“总是如此”的结果；然而当人们走向社会，却发现社会科学领域并不如此简单直接，就观察到的现象而言，至多是“倾向如此”。
我们知道事件发生的结果具有唯一性，但我们至多只能得到“倾向如此”的结论，这说明现象观察的结果是存在多种可能的，这还是仅仅依据“感知即存在”的认知对那些已经低频发生的社会现象进行统计的结果，那么我们还能按照一定之规行事吗？
一定之规还是有的。不过，社会科学是一个复杂体系，它需要用迂回曲折的方法来认知问题。概括地讲，行事必须严格遵循准确的定义。这种准确的定义并不盲从于主流的权威与叙事，哲学上称为同语反复，标准的解释为：主词已经含有谓词的意义，逻辑上说，就是可以从全称陈述的真推导出单称陈述的真。
当然，科学知识的增长不仅要在猜测环节上遵循上述一定之规，也要在反驳环节上遵循下述逻辑：我们可以从单称陈述的伪推导出全称陈述的伪。如果仅仅以“感知即存在”的思维，只会令人们陷入无效的历史决定论，人们将永远不能感知看不见的“未然历史”，它们被看得见的历史数据掩埋了，推理演绎由此中断。
我们的古人也有同样的智慧：“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但谋全局、谋万世的成功需要有一个基本前提条件，我们需要得到所有的证据，不仅是看得见的、直接的可得性证据，也需要看不见的、未然的、模拟的证据。
19世纪中叶，法国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夏写下一本奇书，书名正是《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170年后的今天，我们仍在不断复活旧时谬误，印证了“忘却历史意味着重蹈覆辙”这句格言。该书从破窗理论开始到对赋税公共工程、贸易管制、机器叙事、储蓄等诸多社会问题的探讨。把巴斯夏称为奥地利学派的先驱是合理的，书中的思想高度契合奥派的观点，但却比奥派的创始领先了约半个世纪。
近一个世纪后的1946年美国的奥派传人亨利.黑兹利特也写下一本书——《一课经济学》向巴斯夏致敬，时隔32年后1978年该书再版，同样从破窗谬误起步，拓展了更为丰富的社会问题场景，尤其是地通货膨胀的论述清晰明白地说明了在社会科学中人们为何会不断轮回地犯错。
破窗谬误
一个顽童抡起砖头，砸碎了面包店的橱窗。当店主怒气冲冲追出来时，小捣蛋早已逃之夭夭。一群人围了上来，开始幸灾乐祸地盯着橱窗的破洞以及散落在面包和馅饼上的玻璃碎片。不一会儿，人们觉得应该进行理性思考。其中有几位几乎必定会提醒彼此或者面包师：这桩倒霉事也还是有好的一面。玻璃工又有生意了。他们越琢磨越来劲。一面新的玻璃橱窗需要多少钱？250美元？这笔钱可不算少。不过，要是玻璃永远都不破，那么做玻璃生意的人吃什么？接着，事情自然就没完没了。玻璃工多挣了250美元，会去别的商家那里消费，这些商家因此会多收入250美元，又会向更多的商家买东西，如此一直循环下去。一面破橱窗能够在不断扩大的范围内提供收入和就业机会。要是照这个逻辑推下去，围观人群得出的结论便是：扔砖头的那个小捣蛋，不仅不是社会的祸害，反而是造福大众的善人。
现在我们换个角度看看。破坏行为的确会给玻璃工带来生意。但是，面包店主损失掉的250美元，原本是打算拿去做一套西装的。因为他要换橱窗，出门就穿不成新西装了。他原来有一面橱窗和250美元，现在只剩下一面橱窗了。他本来可以同时拥有橱窗和西装，而结果只能面对有橱窗没西装的现实，这个社区的财富并没有增加。简单来说，玻璃工的这桩生意，不过是裁缝师失去的生意。整个过程并没有新增“就业机会”。那些围观的人只想到了交易双方——面包师和玻璃工——的情况，却忽略了可能涉及的第三方——裁缝师，因为他再也不会出现在那里了。人们过两天就会看到崭新的橱窗，但绝不会看到那套西装，因为它永远不会被做出来，人们总是只看到眼前所见的东西。
这则故事的寓意在于：人们总是只看到某项措施的即时影响，或者只看到对某个特殊群体产生的影响，而不去探究其对所有群体产生的长远影响。很多惠及某个群体的政策是以牺牲其他群体的利益为代价的。这就是忽视间接后果的谬论。如果人们只得到一半的真相，而没有另一半真相的补足与矫正，是绝对不可能得出什么正确结论的。可惜现实的情况偏偏是：人们不会进行长时间的、复杂而枯燥的一连串推理，他们很快就会厌倦走神。
用破窗谬论看待经济问题
逻辑学探索的是事实的辐射，因此，当已知逻辑体系的一段推导用于描述某项事实，整个逻辑体系就会焕发出光芒，把未发现的事实照亮。经济学跟逻辑学和数学一样是认识必然结果的科学，只不过必然蕴含的答案不见得是显而易见的答案。看问题时，要全面地去看，不要只看片段。这就是经济科学的目标。
一枚硬币总有两面，当人们认为拯救经济的方式就是增加信贷，金融部门的繁荣可以看得见，纳税人的债务负担增加却暂时看不见；当人们认为商品或服务涨价就能迈向经济发展，供应商的繁荣可以看得见，消费者生活质量下降却暂时看不见；当人们认为增加国家财富的方法是政府提供补贴，受补贴方获益看得见，其他所有纳税人税负增加却暂时看不见；当人们认为刺激经济复苏的方法是提高工资率，涨工资的群体收益看得见，生产商成本提高甚至倒闭的危险却暂时看不见；当人们主张以增加出口为主要目标时，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最后也一定会相应制定一个扩大进口的目标。
连接以上诸多经济现象的是货币的交易媒介功能，应该可以推理出：在某个局部多花一元钱就会在某个局部少花一元钱；在某个局部多创造一个工作机会就会在某个局部毁掉一个工作机会，因此，解决经济问题的方案绝非针对某个个体或特定群体的具体问题。如果武断地去减少供给量，去阻止进一步的发明或发现，去帮扶处境艰难的人继续从事已经失去价值的工作，这只是意味着死抱着落后的生产方式、占用有限的社会资源不释放，仅对那些看得见的特定目标进行服务，但这就是通过制造匮乏来创造财富的疯狂信条的行为体现。
通货膨胀
每当提到通货膨胀，人们脑海中总是出现货币贬值、购买力下降等观念，这是我们看得见的。但人们总是混淆货币与财富的关系，因为货币除了交易媒介的功能外，恰恰还有价值衡量的功能，因此对于财富的衡量通常通过货币形式体现。真正的财富，当然存在于生产出来的东西和供人们消费的东西之中，坚持从实体产品和实质福利的角度来处理各种经济关系问题很不容易。
通货膨胀对经济的作用机制也是不同的，我们常见的认知可能趋近于货币学派的观点，他们抱定僵化的机械论去考察货币供应量对商品价格的影响——货币数量增加几倍，商品的价格也将提高几倍。然而，更接近于现实的理论是由一名叫理查德·坎蒂隆的爱尔兰经济学家在18世纪就揭示出来，奥派的哈耶克曾将坎蒂隆效应比作倒蜂蜜，蜂蜜仅从中心向外圈缓慢溢出，而通胀的影响也是如此传递与分布的，这意味着静态看，靠近货币创造来源的政府或群体会从中受益。
长期而言，通胀会给整个社会造成灾难性后果——即使相当轻微的通货膨胀，也会扭曲生产结构，导致一些产业过度扩张，迫使其他产业萎缩萧条，以此导致资本的错用和浪费。当通货膨胀停止或减弱时，那些被误导的资本投入就会出清，永久地失去价值。通胀一旦启动便不受控制，甚至不可能在预先设定的时点，或在价格上涨到预先设定的水平时让通胀暂停，因为纠偏的力量已失控，强大的既得利益会促使用一个更大的泡沫去掩盖上一个泡沫，另一方面，底层民众也无法接受生活费用不变而工资调减的事实，人们会更倾向于接受工资调增而生活费用上涨的事实。这些都使得通胀顽疾难除。
主张实施通货膨胀最顽固的一种论调，是认为它能使产业之轮运转起来，能把我们从产业停滞和资产闲置的白白损失中拯救出来，进而带来充分就业。通货膨胀的真正作用是改变价格和成本之间的关系——期望提高相对于工资率的商品价格，借此来恢复价格和生产成本之间可以持续长久的关系，进而恢复经营利润，盘活闲置资源以鼓励恢复生产。然而，事与愿违，人们通常看到的是价格——工资上涨的死亡螺旋。大多数时候，经济萧条的真正原因是工资—成本—价格结构失调，在达到一定程度后，这些失调消除了生产的动机，甚至使得生产无法继续，并通过交换经济的有机关联，使这种不景气向外扩散。一直要到这些失调被矫正，充分生产和充分就业才会恢复。这就是主张仅仅靠着市场主体自利动机、在管理上只要采取坐视自由充分竞争看似“无为而治”的手段即可的原因。
波动、机会成本与路径比较
我们将关注力再拉回投资领域，看一看在这个领域我们忽略了什么看不见的，我认为至少有三个层面观察是与众不同的。
首先，任意一种策略最终都会带来组合收益率上的变化，这当然是看得见的，但人们会倾向于线性外推，将单个案例视为一种分布，将算术平均数误认为几何平均数，而任何一种分布都会有算术平均数与几何平均数的差异，这意味着隐性的波动税始终是存在的，我们可以通过某种策略的实施压缩这种差异，却无法从根本上消除这种无序的熵。
其次，机会成本包含着显性成本与隐性成本。而任何行为都有有成本的，我们却只能看到使用某种投资工具所产生费用这样显性成本，但对于隐性成本的存在却毫无感知，比如说：价值储存策略（类似于运用凯利公式下注）一定会给正态分布带来收益率的提升，但它没有可见的显性成本；另一方面，保险策略会给正态分布带来收益率的进一步提升，但它却有明显的成本——保险费。算数平均收益率的真正作用在于反向还原算术成本，并可对两种策略下的算术成本进行直接对比（见下图），最终将发现保险策略的总成本远低于价值储存策略的总成本，而更低总成本加更高收益率提升，这就是至善的经济型优势策略。
最后，因为我们过度关注明显的现实证据，我们会误以为随机发生的单个现实证据确信程度要高于明希豪森自举法分布的确信程度，这造成单个路径数据与分布中位数（50%分位）路径或安全分位（5%分位）路径的根本不在一个风险基准之上的胡乱对比。
投资犹如登高，有些人老老实实地在盘山路上缓慢向上，急功近利者则知道两点之间直线最短，他们更倾向于在峭壁处徒手攀岩。然而，当我们自身经历过更多的挫折，或者目睹我们的同行者出于过度自信，抱定按“倾向如此”的分析结论长期坚持走期望之路时，我们不能无视他们或早或晚地高处坠落的事实。此时，我们就越发坚信：人间正道是沧桑。投资工具无所谓好坏，关键是使用它们的逻辑能否带来“总是如此”的结果。。如果能，那些微小的、显性的费用又算什么，我们清晰地知道这些费用交换来的是：依据同语反复原则所挑选的投资工具、在发生流动性稀缺的紧要时刻，保持投资组合存活发展的必然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