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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消息，知名学者许倬云先生于2025年8月4日清晨去世，享年95岁。
许倬云是一位学贯中西、通达古今的史学大家。他1930年生于中国福建厦门，祖籍江苏无锡，先后执教于中国台湾、美国和中国香港的多所高等院校，善于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治史，其研究领域主要在中国文化史、社会经济史和中国上古史，其代表著作包括《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汉代农业》《西周史》《万古江河》等。
许倬云心系年轻人，晚年虽身体瘫痪，仍坚持写作、直播，鼓励年轻人积极面对生活，他说，”就希望尽我的余年，帮助我们年轻人身心有个安顿。”
许倬云一生心怀天下，对中国和中国文化充满热爱，他曾说：“我真正的归属，是历史上的、永远不停的中国；不是哪个点、任何面，是一个文化体，那是我的中国。”
纪念大师最好的方式，或许是重读他的思想。分享两篇文章，缅怀许倬云先生。
我为了被历史湮没的人群著史
文 | 许倬云、罗小虎
部分文字选自《经济观察报》
“我对伟大人物已不再有敬意与幻想”
“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也”。
抗战期间，在重庆南山万松丛中，一盏油灯旁，父亲爱给少年时的许倬云读名臣奏议，如这篇欧阳修的《泷冈阡表》。
此时，许倬云一家流亡在路上。不到十岁的许倬云经历了一次次轰炸、绞射，看到了一幕幕百姓逃亡的残酷景象。在万县大轰炸后，从防空洞回家的路上，许倬云看到了电线上半具尸首、树干下一条大腿，一具无头女尸还有婴儿在哺奶……多年后，已成为一代历史学家的许倬云，依然无法忘怀少年时所看到的景象。
“也许，因我生的时代已有太多自命英雄的人物，为一般小民百姓添了无数痛苦，我对伟大的人物已不再有敬意和幻想。”他说。
或许也正因为这一点，许倬云关注历史的时候，更感兴趣的是与老百姓相关的事情，比如一般老百姓的思想、生活，而不是传统史书中通常记录的有关政府、国家、战争等事情。在退休之后，许倬云更是致力于大众史学的著述，成为国内最为知名的大众史学家之一。
为普通生民著史
1930年，许倬云出生于福建厦门。许家是士大夫世家，乾隆年间从福建搬到无锡，代代都有读书人。许倬云的父亲许伯翔毕业于曾国藩在南京办的江南水师学堂，十八岁一毕业便做了炮艇副长。许倬云出生时因手脚未发育完整无法行走，因此也无法上学，父亲的书房成了他的课堂，直到抗战结束回到无锡老家，许倬云才直接读了高中。
1949年，许倬云考取台湾大学，报的是外文系，不过他入校的国文、历史成绩引起阅卷老师的注意，便拿去给当时的校长傅斯年看，傅斯年说：“应该去读历史系。”一年后，许倬云转入历史系，从此一生以历史为志业。台湾大学毕业后，在胡适先生的帮助下，许倬云拿到一个奖学金到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顾立雅。顾立雅是美国第一代汉学家，研究古代金文。
1962年，32岁的许倬云回到台湾，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和台湾大学任职。1970年，许倬云又回到美国，在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之后就留在匹兹堡大学，致力于历史研究。
许倬云自道：“我的学术思考的框架是一个四面四角的立体型，四种三角关系。这种关系的结构说白了，就是一种系统分析，四个小系统：文化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政治系统，每个系统本身又可以分为几个层次，所有这些小系统都是动态的。我的历史理念关键在动态，历史永远在变。人间不变的事情就是变。”因此，许倬云将自己的历史研究比喻成“做时间线上的切面”，“一段切面在这里，下一段切面在这里，上一个切面分分合合的图像，和下个切面分分合合的图像对比，你就晓得变化发生在哪里。”
1999年，许倬云在匹兹堡大学退休。此后，他便开始全力写大众史学。“我觉得既然我们老百姓要问老百姓生活上的问题，我们学历史的就应该有交代。”这便是他写《万古江河》的初衷：从文化的角度讲“中国”的形成，也是近年来在中国出版的一系列“说中国”、“说历史”图书的初衷——为老百姓写史。
许倬云说：中国大学课程设计是从西方学来，分科系教学。中国过去的“太学”，并不分科目，而是着重整体的人文修养。今天的大学训练是分科专业，所以大学里学到的历史都是分科专业；史学专业是学做史学研究工作的基础知识和研究方法。于是，历史论文是给历史学家阅读，不是给一般人看的。
我不赞成这一方式的教学观念。我认为，历史是人文学科里，与人最有关联的部分：文学、艺术和音乐，激发促进内心的感受，而历史是认识自己，加强对自我的认知。人，必须知道过去，才能知道今天，才能知道未来。所以，史学应该为一般人提供“知道自己”的基础知识。
这么多年来，尤其是退休以后，我没有专业学科的职业压力，才能努力用心写大众史学。在没有退休之前，我也曾经做过面对大众的工作，为报刊撰写社论。台湾“改革开放”那段时期，我曾经努力投入新闻界的工作，也就是希望将自己掌握的专业知识，提供一般人，了解社会大势。
1970 年，许倬云与马汉宝（中）赴美国科学院办理学术交流事宜
“中国”是一个几千年演变的共同体
“中国”这两个字，不是一个国家，不是个政治体，不是今天所谓主权国家可以界定的，也不是个文化系统。它是文化、政治、经济、社会在一个宽大地域里边，由无数不同来源的人共同生活组成的一个几千年演变而成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就是，大家生命拴在一块儿了，命运拴在一块儿了，前途也拴在一块儿了。
能够构成这么大的团体，不是“主权”两个字可以说，也不是“血统”两个字可以说，所以我拿四五种不同的因素，编织成一个互动的、交相拉扯的一个网络系统，这个网络系统不是一时的，而是几千年上万年演变下来的。这个系统能够到今天，还相当具体，因为它有个核心，这核心是多少年来锤炼、混合、融合起来的东西。
许倬云与以色列社会学家艾森斯塔德（后排右二）等学者留影
中国文化，由中国的中原，汇集众流，走向东亚，走向亚洲，最后就汇成大海，走向世界的大海。天下，全世界人类的大海，一直是中国人向往的目标。孔子所说的安人、安百姓：是这个共同体的最后的目标，不是指国界之内，而是走向全世界。
西周的时候形成的“天下”观念，表示文明是全世界共有的，没有国界的。所以，这个文化传统，中国人认同的文化体本身，应是符合大同世界的理想境界。一个大同之世的境界，虽然难以实现，却永远是一个值得向往的目标：尤其全球化的今天，应当是切合有用的理念。
上世纪 80 年代，“中研院”院士会议期间留影。
后排左起：林毓生、张灏、郝延平、陶晋生、金耀基；
前排左起：刘翠溶、余英时、许倬云、石璋如、陈荣捷。
中国哲学精神：不垮不张狂
那么，里边有大家经济上的互通有无，有观念上学到了不同的族群之间互相容忍、互相协调，在文化上，长期地孕育出一套观念，这套观念就是中国的人本的哲学系统，不是靠上帝，也不是靠各种神奇力量，也不是靠科学的理性，靠着人本身的天性，天性里边人跟人该如何相处。人是合群的动物，我们中国人的一套文化系统，就是怎么样人跟人相处，这中间有积极的方面，是儒家。很平淡的、淡泊的，不是消极而是淡泊的、内敛的方向，是道家。一向外一向内，一积极一退让，一刚一柔，这样地配合起来，我们进退自如的一套人生的观念。
这一套（观念）使得中国可以在最困难的时候，忍下去，还不垮，最得意的时候不要张狂。
整体讲起来呢，这个共同体，在世界上以前有没有见过呢？也有过类似的。罗马共同体，相当类似，可是不一样，它是有相当排他性的，他罗马人比别人高一等。英国人在日不落帝国的时代，世界各处都有他的殖民地，里边有不同的等级，有不同的自治领，有不同的殖民地的地位，它也相当地容忍，可它还是有不同，英格兰人是英伦三岛的主人。基督教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向上帝看的宗教，这个是排他的，其他宗教在他的系统里边没有如基督教一样的位置，是神的宗教，不是人的理念，所以这个英国的系统跟中国的系统也不一样。
将来的世界是全球化的世界，中国在东亚、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几千年来是大国，已经有了经验，怎么样和其他的国家、其他的族群、其他的单位以不同的关系互相相处、活下去。
当今时代，如何过真正有力量的生活？
许倬云
“有力量”这个词很难说，我只能说让一个人求得内心的丰富，正是各个文化的创始者都在处理的问题。为什么颜渊的生活比别的几个学生都差，却被孔子视为自己最优秀的学生？
孔子解释说：虽然颜渊与子贡的生活水平差得很远，子贡很有钱，颜渊很穷，但颜渊的内心很丰富。
孔子如是想，希腊的智者也如是想。虽然外表很穷，看上去身体也没力量，但我内心很丰富。这是自古以来的圣者、贤者都在追寻的内在境界。
近百年来的中国，国家求强，人民求富。我们的民族追求富强，人民追求更好、更快乐乃至称心如意的生活。在我看来，中国的儒家跟道家其实有不一样的追寻：他们求的是内心的安定、平静和有把握，不随波逐流，内心有定力，有主见。“有主见”就是有主心骨，使得你在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之中不翻船。
你要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只有“存在”最重要。不能说低头像条哈巴狗就是存在，要像人那样存在：我不如别人有钱，但是我内心比很多人丰富，我可以去过我的日子。这就是孔子认同的颜渊的生活方式，这就是孔子认同的一种价值取向。但孔子也并不希望每个人都像颜渊那么穷——能够不那么穷，还能过得有希望，有自信心，不做亏心事，这样的人生就已经很有力量了。
我个人认为，人生目标有几条。最要紧的一条，是“存在”；第二条是存在于这世界上，你要有尊严，不要委屈自己去求取荣华富贵，甚至只为了求取一个更好的待遇。假如你的兴趣不在做医生，你不要勉强自己学医科；你的兴趣在学文学，即使你可能生活得穷一点，也要想办法坚持自己生命发展的方向。
但同时，有了不同的目标之后，每个人的内心要怎么充实呢？靠输入素材，特别是有关生活意义的素材，充实自己的内心。多看看文学作品，多读读好的诗词歌赋，多听听好的音乐，多看看别人讨论生活意义的文章……它们帮助你明白，世界上有这么美妙的声音，有这么美好的境界。
北宋程颢的《春日偶成》里有句诗“时人不识余心乐”，人家不知道我心里很快乐，我心里很安静。就像我们站在水边，看到水面上漂了几片浮萍，一切安静，天上的云彩在水池里荡漾：我在享受此刻，这就是得到了内心世界的平静。陶渊明如此，孔子如此，苏轼也如此。
苏东坡一辈子在政治上东奔西走、起起落落，得宠、被逐，一下被人恭维，一下被人唾骂。但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表象背后他所持守的内心的宁静。苏东坡说，他一生最重要的关口是“三州”——黄州、惠州、儋州，这三个阶段对他的人生最重要。这是他被发配的三个地方，一次比一次偏远。
他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赤壁赋》，就是在黄州写的。到了写《定风波》，他讲走过了风风雨雨，“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就是一江风景。晚上回家敲门没人应答，守门的童子睡着了，他也可以“倚杖听江声”，悠悠闲闲地看着江水，听江声浩浩荡荡。中秋节到了，他想见弟弟苏辙却见不着，就写了一首词《水调歌头》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兄弟天南地北，但是心心相印，我们还是在一起的。
后来苏东坡被贬到了海南儋州，陪伴他的朝云也已去世。他想念家乡，从海南岛望向大陆，能远远地看见一条头发丝一样的线，就是海对面的雷州半岛的边缘。他心里想着：这条线远远过去，再往前就是家的所在——“青山一发是中原”。但是他回过头来，仍旧教导当地的儿童念书，自己品味甜美的荔枝，悠悠闲闲写点诗，自己消遣岁月，心境求个安定。
等到后来再见到当年的政敌时，他已经没有仇恨了，虽然这些人害他半生都被流放在外。面对仇人，他内心安定，因为自己找到了内心世界，可以不在乎起起落落，不在乎责骂，不在乎诽谤。这种境界，在许多人的文学作品里也能看见；这种心情，可以帮助我们获得内心的安定与宁静。
杜甫也一样，他看着浮云从松枝间飘过，看着江流冲断江岸。前行的道路断了，江上浪涛汹涌。他平平静静地看着，浮云在天上缓慢地飘过，四周宁静：好一个安静的世界，他自己也是安静的。
佛家也如此，在艰难困苦之中找个安静的所在，这是自己的修养。获得这种内心的安静，我认为其常见的来源是文学作品。杜甫、苏轼、陶渊明这样的人是榜样，我们能看见他们的不幸，也能看见他们超越了一己的命运。相较于他们命运的不幸，我们已经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有这么多先贤能在逆境之中自得其乐，我何尝不可以呢？这不是逃避，这是寻觅自己的世界。
我生而残疾，八岁以前不能走路，八岁以后我坐在竹凳上，手拉着竹凳半寸半寸地跳。再后来，我可以拄棍稍微移动，但在很长时间内不能做任何事，只能坐在凳子上或门槛上。别人忙他们的事情，我可以看上一个小时。我看一堆蚂蚁从窝里出来，每只蚂蚁从大叶子上采一块扛在背上，排成一队走单线回到窝里。如此情景我看了一个小时，像看一场很有趣的戏剧，也能由此发现蚂蚁的智慧。这种方式叫“自我排遣”，自己寻找安顿的地方。
孔子经常称赞颜渊，说他穷得饮食不济，依然自得其乐，有一碗饭够果腹、一瓢水够解渴就能满足。孔子一辈子欣赏自得其乐的境界。春天，他带了一些学生到水边上去洗尘。那时候不是每天都有机会清洗一冬的尘污：天气暖和了，水比较暖了，大家可以下河洗澡了。
浴罢起来，大伙闲谈。孔子询问下河同浴的学生：“你们的志向是什么？”有的人志向在治国平天下，有的人志向在撰写伟大的著作。他看曾点（曾点是曾子的父亲，父子都是孔子的学生），曾点鼓着瑟自得其乐：
“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这不是逃避人生，这是寻找安顿自己内心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