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上任后，一系列措施可谓眼花缭乱，甚至难以理解。全球对特朗普的政策批评纷至沓来，认为他“很愚蠢”，政策“很疯狂”。甚至很多美国媒体也在质疑特朗普是不是有“心理问题”。
不过，现在全球逐渐意识到，特朗普看似混乱动作的背后，是有理论指导的。这个理论基础，就是《重组全球贸易体系的用户指南》（A User’s Guide to Restructuring the Global Trading System）。这篇文章，是现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CEA）主席的斯蒂芬·米兰（Stephen Ira Miran）在2024年11月，担任Hudson Bay Capital的策略师期间发表的。
斯蒂芬·米兰本科毕业于波士顿大学，之后在哈佛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师从著名经济学家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显然，米兰是特朗普的保护主义经济哲学的支持者，主张使用关税减少贸易赤字并推动美元汇率调整。
正是这篇文章，提出了通过关税、货币等政策作为工具，重塑国际贸易体系。这与特朗普上任后的一系列政策做法，非常匹配。
因此，如果希望理解特朗普政策的目的，那么理解这篇文章非常重要。
重构全球贸易蓝图
米兰的分析框架，以及对关税的态度，不仅仅是创造收入，而是重振美国工业能力的战略努力。
美国的经济危机源于美元成为世界“储备货币”。美元比其他任何货币都多，被全球各国政府、央行和主要金融机构大量持有，因为它是国际贸易中最值得信赖的媒介，被视为“与黄金一样好”。
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美元被用来为石油或黄金等大宗商品定价，结算跨境交易，并在经济动荡期间提供“避风港”功能。全球都需要美元，因此美国政府债务和国债的需求量一直在增加。
这给了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巨大的权力和优势。在危机中，美国人可以通过印刷钞票，并通过消费来摆脱困境。这给了美国很多其他国家无法拥有的优势。虽然这一地位赋予美国通过贸易逆差提供全球流动性的特权，但它带来了一系列相关的严重问题。
美元相对于其他货币被高估。这会使美国出口商品更加昂贵，从而破坏国内制造业。从长远来看，美元的高支出必然会带来去工业化。这也是我们看到的过去30年来，美国的工业能力在不断下降。
在这种情况下，去工业化会导致生产率下降和经济增长放缓。因此，即使美国经济增长，其增长速度也低于新兴竞争对手。在此过程中，私营和公共部门都变得负债高企。
此外，去工业化最终会削弱储备货币发行国的军事实力，而军事实力是美国储备货币地位的首要基础之一。去工业化经济很难产生和维持现代军队。
特里芬困境（Triffin Dilemma）
上述这个问题，就成为了一个“特里芬困境”。“特里芬困境”是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矛盾。特里芬困境指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难以同时满足全球清偿力需求与币值稳定要求。
为了使美元服务于全球市场，美国必须继续保持贸易逆差。然而，正是这种机制侵蚀了其制造业基础，增加了债务，削弱了有机增长。米兰认为，被视为全球经济领导地位的“特权”，现在已经成为一种不可持续的负担。
这有点像美国形式的“荷兰病”（Dutch disease），对美元的压倒性需求反映了突然的资源暴利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些资源暴利人为地抬高了货币价值并摧毁了工业出口。在美国，这种出口金融资产和进口商品为中心的模式，使华尔街富裕起来，同时掏空了代表工业能力的主街（Main Street）。
可以看到，美国占全球GDP比重从1960年的40%降至2024年的26%，但美元仍无可替代。
于是，美国需要通过关税、货币等政策解决当前的结构性问题。
关税政策
现在，美国平均关税3%，欧盟5%，中国10%，发展中国家的关税更高。美国战后开放的贸易政策已不适应新安全需求。
因此，关税政策作为一个有效手段，可以成为美国政策的核心杠杆。通过增加关税，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弥补国内减税缺口。另外，关税可以倒逼贸易伙伴让步，并通过“货币抵消”降低通胀影响。
关税可以通过渐进式加税（如每月提高2%关税，直至满足美方要求），按国家安全、贸易公平性将国家分档进行实施。
当然，这必然会引起贸易对手方的反复。因此，美国应当利用美国市场优势威慑报复，或通过安全承诺换取合作。
米兰也研究了最优的关税税率。当美国关税升至20%时，可让美国显著获益，如果超过50%则会产生伤害。
通过关税，可以让供应链得到调整，加速产业链转移至东南亚或回流美国，但低附加值产业（如纺织）则难以回流美国。
因此，正如我们看到的，特朗普在一步步实施关税手段。他的政策不是任意的，而是米兰理念的直接政策实施，旨在作为一种双重功能工具：提高国内收入的同时向贸易对手施压。更重要的是，他希望迫使大公司将业务和投资迁回美国本土。
汇率政策
与关税做法相结合，米兰还主张重新思考美国长期以来对“强势美元”政策的承诺。在他看来，美元走软可能是重振国内产业的必要措施。
因此，除了关税政策，美国也需要实施汇率政策，修正美元高估的状态。
这方面，美国可以通过多边协议（如1985年的《广场协议》）调整美元汇率。特朗普政府可能会通过类似的多边协议，联合盟友抛售美元储备，推动美元贬值，推动其他国家货币升值，以改善美国的贸易竞争力。
甚至，研究中提出了创新方案，认为可以让盟友将美债置换为“世纪债券”（100年期），以分担美国安全成本，降低长期利率压力。
或者，美国可以通过《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等单边工具，对持有美债的外国央行征收“使用费”，抑制储备需求，单方面采取措施削弱美元。另外，财政部可以通过“汇率稳定基金”或美联储购买外币资产，但需对冲通胀风险。
这其中，必然会引起美元贬值，可能引发资本外流、美债收益率飙升。这就需要美联储配合相应的利率政策或财政紧缩。特朗普之前对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喊话，就是这一呼吁。
特朗普政府的长期目标是通过贸易和货币政策的调整，重新平衡全球贸易体系，减少美国的贸易赤字，增强美国制造业竞争力，同时要求其他国家分担全球安全和经济负担
问题重重
米兰的野心并不止于关税或短期贸易协议。米兰希望美国能够彻底重塑美国与全球的经济关系。贸易伙伴需要重新评估其货币，增加对美国的工业投资，并在某些情况下通过购买零收益国债来支持美国的财政健康。这些机制对于恢复经济平衡和确保国家长期繁荣至关重要。
对于美国而言，这套理论尽管比较严谨，但是依然产生很多争议，包括：
特朗普的决定更多地受到短期政治算计的驱动，旨在吸引选票和民族情绪，而非基于大的战略目标。
米兰认为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是美国经济问题的根源，但他不想放弃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部分原因是美元没有明显的替代品，而美元又是由于美国金融市场的规模和深度没有任何替代品。因此，他只想缓和这一点。这需要采取多边合作的办法，减轻作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的负担。但是，现在美国所采取，确实一边倒的单边行动。
这套理论的重要目标之一是让制造业回流美国。但是，单纯的金融手段，真的能让美国的制造业回流吗？这是很多投资者质疑的一点。
这会是转折点吗？
理论往往与国际政治、经济纠葛和全球行为体不可预测的反应的混乱现实相冲突。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特朗普的贸易政策遭到如此大的反弹。
这引出了进一步一个问题：特朗普是否沿着这条路走到尽头——对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进行全面重组？或者，他真正的目标只是谈判之前提高谈判的筹码？
无论动机如何，其影响都是一样的：全球经济秩序正在被突然的重塑，其结果将会产生持续的不确定性。
潘多拉的魔盒已经打开。无论未来怎样，丘吉尔的这句名言大概可以派上用场：
这不是结束，
甚至不是结束的开始，
而可能只是开始的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