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海，已然成为企业寻找第二曲线的重要方向，也成为大家关注的重要话题。近期，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施展老师，分享了他关于“出海”的观察，并以《新大航海时代》为主题进行了专题分享。现转发该内容，希望能给大家提供一些不一样的思考角度。
值得注意的是，施展的著作《溢出：中国制造业未来史》，是今年的读书日高毅的投研小伙伴的推荐书目之一，这本书能很好地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制造业出海的机会和挑战，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读读这本书哦~
这几年我们会感觉越来越多各种内外的压力，使得企业必须考虑出海的问题，我从我的理解角度，提供一些不一样的视角。
01
出海面临的三种失衡
先来说中国当下企业出海所面临的压力，它并不仅仅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政治层面和观念层面上的，它还有一系列别的层面，我称之为一系列的国际失衡，我简单地聊三样。
第一个是治理失衡，政治空间跟经济空间不重合。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全球经贸结构出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变化，就是30年前全球的外贸结构当中，大概70%以上是制成品贸易，只有不到30%是中间品贸易，但是在贸易摩擦开始的2018年，这个数据正好反过来，70%以上是中间品贸易，不到30%是制成品贸易。
这个区别非常重要，因为如果70%是制成品贸易的话，就意味着绝大多数产品是在单个国家内部完成生产的，我姑且称之为经济空间跟政治空间相重合，至少70%是重合的。
但是到了今天，70%是中间品贸易了，就意味着绝大部分产品是横跨多个国家完成生产的，此时经济空间跟政治空间就不重合了。而这个不重合会带来一系列非常深远的影响。
首先，过去管用的宏观经济政策有可能在今天就不管用了，因为宏观经济政策起作用的范围，大概也就是以本国为限。
但实际上整个生产过程是横跨多个国家的，那么对于企业来说，它有各种各样的办法来规避这个政策，或者是在里面套利，反正跟30年前的玩法肯定不一样了。
再比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跟欧洲、日本打过很多次贸易战，当时基本上都能够达到政策目标，因为当时经济空间跟政治空间大致是重合的。
但是到了今天，经济跟政治空间不重合了，于是美国的贸易政策实际上并没有达到它的目标。
第二个是经贸失衡，中国超大规模顺差引发国内外失衡。
中国最近几年出口顺差的规模前所未有的大。
自2009年以来，商品贸易的顺差上，中国是第一大国，德国排第二；
2009年到2019年间，中国大致每年是2500—3000亿美元的顺差，德国是2000—2500亿美元的顺差，中国比德国高一点；
但是到了2021年的时候，风云突变，中国的顺差突然干到了4000多亿美元，而德国还是原来那个样子，中国就一下翻倍了；
接下来2022年更狠了，中国干到了8760亿美元，德国受能源价格的影响，顺差大减，中国的贸易顺差恨不得占了全球的80%，这就意味着全世界的钱都被中国给赚了。
如果全世界的钱都被你赚了，这笔钱肯定赚不长。
因为，第一，其他国家没钱赚消费不起，中国就赚不到未来的钱。第二，这种失衡如果没法用经济手段化解，就只能用政治手段来应对。
所以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冲突和紧张不仅仅是因为政治和观念，底层还有经济结构的变化。
第三个是内外失衡，内政与外交的边界越发模糊。
过去，民意跟外交之间还有一定的距离，但今天严重地相互侵蚀掉了，而这种侵蚀会大幅压缩外交上的政策选择空间，因为你没有办法跟民意之间形成太矛盾的一个选择。
于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企业的国际贸易环境、贸易条件等都会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它不仅仅是政治问题或者观念问题，底层还有更深的结构性的问题。
02
中国企业出海的逻辑
在失衡的背景之下，我们再来看现在中国企业大规模出海。
目前全球经济结构，西方国家是主要的消费国，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家和一部分以德国为中心的中东欧国是主要的生产国，再加上一些资源国，它们都有各自的比较优势，但也面临各自的困境：消费国的困境是高黏性通胀，由此带来的高利率侵蚀了其消费能力，于是生产国面临全球需求不足的问题，资源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地缘冲突……
在此背景下，中国和西方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脱钩，但我认为从总体上来说脱不掉。
脱钩主要发生在高端领域，西方在高端领域的比较优势会变大，但是高端领域的比较优势越大，中低端的比较劣势也越大，这不是与中国比而是与它自己比，高端比较优势越大，中低端的投资会变得越发不划算，从而中低端被挤出。
那么，那些toB的高端领域就不得不在整体的循环中和有中低端产业的国家形成一个更紧密的经贸循环关系。所以我会说，高端领域越脱钩，整体经济循环反倒可能越挂钩。
在这个背景下，如何理解中国企业出海的逻辑呢？
我把制造业跟互联网做了一个类比。互联网有后台、中台、前台，制造业也可以类似方式来观察。
制造业的后台就是大规模的基础设施网络和大量的熟练劳动力；“中台”是一个能够高效、大规模、快速迭代地提供各种中间品的庞大供应链网络；前台则是把供应链上的各种中间品组装成最终产品的环节。
就我所做的调研看来，五到十年内，“中台”出不去，出海的主要是“前台”。中台不容易出来，原因在于中国的供应链网络规模太大，没有任何一个转入地能承接下来。
假设中台能出来，我们可以推演一下，中国这边会出现大规模失业和破产，要素价格会暴跌，转入地因为体量有限，转入一点之后就“吃撑”了，要素价格就会暴涨，一进一出成本关系就会倒挂，中台继续转出这件事就会被抑制住。
即使不惜一切代价继续转，问题是谁来投资？转入国经济实力不行，自己投资自己很难，而对于西方国家来说，在利率如此之高的情况下，投资实体是很不划算的，只有中国企业家投资了。
于是，“中国”和“中国人”就有可能会走上不一样的节奏：中国因地缘紧张被挤压国际空间，中国人却因越来越难受的贸易环境不得不走出去。
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去全球化”主要还是发生在政治层面，但在经济层面，很可能没有“去全球化”。我们看到一系列新的“小群”，把中国给踢出去，但在经济层面很可能没有“去全球化”。
有一些国家加入不止一个群，比如越南、马来西亚，他们都是TPP国家，中国不是，同时他们又是RCEP国家，RCEP是中国和东盟形成的贸易圈，它们就成了两个圈子交叉的“中介国”。
那么对于有向外转移的中国出海企业而言，各种横跨若干新的贸易圈的“中介国”，是理想的转移地，无论是国内供应链还是西方市场，可以充分用起两边的优势。
而对于交叉圈子里的小国们，是有充分的动力去做中介国的，因为可以两边套利，形成一种过去它们所不可能获得的不对称竞争优势。
所以“去全球化”的过程中，一定会出现中介型国家，它们也就是中国企业出海的重要目的地。
在这个理想的状态下，从经济层面来看，全球化正以企业为载体，以更深刻的方式进一步开展。
03
中国企业出海演化的可能性
经常有一些企业家跟我讨论，出海到底要不要出？到底该怎么出？
就制造业而言，我说当然要出，但如果你不是前台的话，你的生产未必能出得去。你可以在海外设一个厂，做前台那些工序，但你在中台的这些环节未必能出得去。
前台往外出的话，在我看来，多多益善。
可能有人会觉得出去太多了，中国经济不就越来越空了吗？实际上在我看来，中国制造业从存量的角度看，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确实有不少破产的，但在这个总盘子里面占的比例仍然是比较小的。
那么，存量没有太大的问题，问题在于没有增量了，而存量的活力是靠增量来拉动的，增量需要第一社会敢消费，第二企业家敢投资。
但是在如此之不确定的情况之下，没人敢消费，也没人敢投资，增量就根本起不来。
没有增量的话，存量就是植物人状态，看起来再好也没有用。但是如果有出海的中国企业的话，就可以在海外提供增量。
出去的前台越多，仍然留在国内的中台才越有呼吸的空间，经济才越能转好。
而随着出海企业越来越多后，有可能浮现出一个大于中国的中国社会，可能对未来有着很大的潜在影响力，这是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现象。
以日本为例，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升值，日本的贸易顺差开始被抵消，意味着进口便宜了，日本人的消费力被激活，日本逐渐发展为生产大国兼消费大国。
日元升值也意味着对外投资会变得越来越划算，于是日本在海外大量购买资产及投资，其GNP（国民生产总值）逐渐变得远大于其GDP（国内生产总值），形成一个巨大规模的影子日本，这让今天的日本在应对国内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时，回旋余地大了很多。
所以我倒是很期待这一次的大规模出海，这个大于中国的中国社会，它在海外的部分是否有机会演化发展为一个影子中国？
如果能够形成影子中国，今天大陆所面临的很多困境，就有了更大的转圜空间，只不过这个影子中国要想出现，也没那么简单。
我曾经打过一个比方，出海之前你在国内感受到很大的压力，出海之后有可能又要面对新的所在国的各种各样的压力。
那么你是否能够找到办法让自己更好地、更有效地嵌入到当地的社会跟经济结构当中，从而让对方感觉割了你不如养着你更划算。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你才有机会真的出海成功，否则的话你还是会被人给割掉。
很多企业出海之后，会面临各种各样的文化冲突、法律法规的冲突。
要面对这些困境的话，不是靠经济学、商学这些知识就能够解决问题的了，它需要更多更复杂的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法学等一系列综合性的知识。
也就是说，出海会伴随着一个对于新知识的需求大规模扩张的过程。
04
普通法与商人秩序
在这些知识当中，我特别想谈的是普通法这个话题。新加坡就是普通法国家。
对于大中华区的人来说，除了香港之外，其他地方的人对于普通法的逻辑是极为陌生的，我们都属于成文法的地区。
普通法跟成文法有着非常大的区别，我称之为法律的发现跟法律的发明。
成文法是立法者基于对价值、法理等一系列的认知和判断，把它外化为一整套的逻辑系统。而普通法的法律生成逻辑正好相反，是法官基于案例不断的累积和提炼来裁断的。
两者一个是立法主导，一个是司法主导。
成文法的立法过程是集中式的，有一个集中式的立法机构具体设计制定法律。
普通法是基于司法过程逐渐演化出来的，每一步都基于微观的、具体的商人活动而出现，从而导致普通法天然是一个商人友好的秩序，它的商人友好度明显大于成文法。
商业友好度越大，对个体中小投资人的保护力度越大。因此我们会看到很有意思的现象，普通法地区直接融资市场的效率远远高于成文法地区，而成文法地区间接融资市场的效率更高。直接融资市场就是股市、债市，间接融资市场是银行。
从商人的角度来说，普通法跟所需要的规则之间具有天然的同构性。
随着经济空间跟政治空间越来越不重合，国家设计的很多规则只能构成企业要考虑到的一个变量，而无法真正对经济产生实质性影响了。
那么很多规则更有可能得从商人活动当中，由大企业和有想法的企业家来共同推动、主导、演化生成。而这样的过程，刚好跟普通法的逻辑是同构的。
迪拜有几重法律，除了伊斯兰法，还有从埃及引入的民法系统，以及在国际金融中心这个大楼内适用的普通法。
迪拜为什么要在那个大楼里搞普通法？因为迪拜想成为阿拉伯世界的全球金融中心，它意识到只有以普通法的方式来搞，才更容易吸引资本过来，这是2004年。
然后到了2013年，阿布扎比发现迪拜搞得不错，也设了一个特别司法区，适用普通法。
2018年，哈萨克斯坦在首都阿斯塔纳境内也设置了一个司法特区，里面宣布要适用普通法。
我当时看到迪拜、阿布扎比这些案例的时候，就在想为什么雅加达不可以搞？为什么胡志明市不可以搞？
如果都搞起来的话，东南亚会形成若干个普通法的商业自由邦的节点，那么对于出海的企业家，更加安全的一个空间网络就被架构起来了。
出海之后，即便你在一个非普通法国家，你跟别国商人签合同的时候，如果双方就适用哪国的法律无法达成共识的话，通常都会适用第三国法律，而这第三国法律就是英国普通法。
所以出海之后，普通法是最重要的一套玩法。我们当下所在的新加坡，就是东南亚目前最重要的一个普通法的自由邦。
所以在我看来，在一个全方位失衡的背景之下，出海是越来越重要的大势所趋。
出海可能在未来产生一系列的影响，对于中国企业家来说，一方面需要出来的勇气，另一方面需要所必备的新的知识，这是未来我们需要去关注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