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芒格先生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话：“我这一生当中，未曾见过不读书就智慧满满的人。没有。一个都没有。沃伦（巴菲特）的阅读量之大可能会让你感到吃惊。我和他一样。我的孩子们打趣我说，我就是一本长着两条腿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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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第211期：《盲目心理学》
黄延峰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博集天卷
推荐人 营销编辑黄璐璐
2023年8月
互动话题：结合自己的经历，谈谈你对盲目心理学的理解。
留言时间：2023年9月21日-2023年10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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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选及书籍寄送：2023年10月9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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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不喜欢冲突，它会拼命解决冲突
作者/玛格丽特·赫夫南 摘编自湖南文艺出版社&博集天卷《盲目心理学》
爱上一个理念就像爱上一个人一样容易
爱上一个理念就像爱上一个人一样容易。大理念尤其让人着迷，它们给世界带来秩序，让生活充满意义。当我们加入政党、教会或政府时，我们会找到具有同样世界观、价值观的灵魂伴侣，并且感觉生活变得完整。我们甚至会说与思想“结婚”了。我们的很多个性是被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积极寻求的对这些信仰的认可所界定的。实际上，我们甚至更进一步：我们的大脑会区别对待任何可能挑战我们坚定信仰的信息。
2004年，一个由认知神经科学家组成的研究小组开始探究这个过程实际是什么样的。埃默里大学的德鲁·韦斯滕（Drew Westen）对心理学家称为“动机性推理”和弗洛伊德称为“防御机制”的概念——人们调整他们的已知，来避免焦虑和内疚等不良情绪产生的过程——产生了兴趣。韦斯滕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他认为大脑的神经网络会设法满足两种约束条件：认知约束条件，即人们会按照自己感觉合理的方式将信息汇集起来，以及情感约束条件，即人们会对自己吸收的信息感觉良好。
为了验证他的理论，韦斯滕和他的研究小组招募了15名坚定的民主党人和15名坚定的共和党人，在他们读政治材料时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仪扫描他们的大脑。当他们躺在扫描仪中时，要阅读两个引自乔治·布什（George Bush）总统或总统竞选人约翰·克里（John Kerry）的陈述。而且在两个陈述中，一个陈述完全符合候选人的身份，而另一个陈述则正好相反。韦斯滕想要弄清楚的是：大脑会像处理不喜欢的候选人的矛盾陈述那样处理中意的候选人的矛盾陈述吗？
实验发现，受试者对他们反对的候选人的矛盾陈述表现出更强烈的不满。
“他们毫不费力就能看出自己反对的候选人的矛盾之词，”韦斯滕写道，“但是，当面对潜在的令人不安的政治信息时，神经元网络开始活跃，产生焦虑。大脑不但会通过错误的推理设法关闭焦虑，而且会迅速做到。负责调节情绪状态的神经回路似乎会为消除焦虑和冲突补充能量。”
但是，韦斯滕说，大脑不会停止消除这些让人不舒服的矛盾之词。它会超时工作以“感觉舒服，激活奖赏回路，给党派人士带有偏见的推理以正向强化”。
在韦斯滕的实验中，大脑使用的奖赏回路与吸毒者注射毒品时所激活的回路是同一个。换句话说，当我们找到自己认同的想法，或是能够消除让我们不安的想法时，我们就会感受到一个瘾君子享受他选择的毒品时的那种感受。
大脑不喜欢冲突，它会拼命解决冲突。当我们与一群志同道合的人聚在一起时，我们更容易找到一致之处，而不是分歧之处：毫不夸张地说，这种感觉好极了。但是，即使大脑处于不理性的状态，它也会给人理性的感觉。这意味着：当我们竭尽全力维护自己的核心信念时，我们就是在冒险，即对那些能告诉我们做错了的证据视而不见，而让自己身处险境。
没人喜欢被告知他这一辈子都在做错事
1942年，爱丽丝·斯图尔特（Alice Stewart）医生来到牛津，担任拉德克利夫医院住院内科医生，她是大家公认的优秀医生，也是当时英国皇家内科医师学会（RCP）中最年轻的女性。同事们都认为她是一位优秀的教师，也是一位出色的诊断专家，她精力充沛，渴望应对重大挑战和攻克疑难杂症。战争期间医生奇缺，爱丽丝·斯图尔特是两个小孩子的妈妈，因此不能被征召服兵役，这让她变得更有价值。而她又经历了一桩失败的婚姻，这意味着她能去任何需要她的地方，只要她愿意。
在牛津期间，爱丽丝不但治病救人，还领导了一批科研项目，专门研究让人费解的疑难疾病，其中一个项目是弄清楚用梯恩梯炸药（TNT）填充弹壳的弹药工人为什么容易患上黄疸病和贫血症。战争期间，军工厂招收的工人都是“社会底层人口”，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他们是因为体质虚弱容易患病才得病的，还是梯恩梯炸药才是罪魁祸首呢？这个最初在实验室研究的课题很快就变成了现场调研，通过说服自己健康的医学生到工厂做工，体验工人们的生活，爱丽丝得以证明：该疾病不是工人们虚弱的健康状况，而是接触梯恩梯炸药造成的。后来，她还进行了一些科研项目，如调查使用四氯化碳的工人为什么流失率较高，以及调查患肺病的矿工等。爱丽丝发现自己从事的是社会医学和流行病学领域的研究，不过这并非她有意为之。这是一门新兴学科，许多难题有待解决。
随着人们对疾病高发率和社会地位低下之间的联系日益关注，牛津大学社会医学研究所在1943年应运而生。为什么穷人的婴儿死亡率，以及耳疾、乳突炎、呼吸道疾病、溃疡和心脏病的发病率要比其他人高出接近两倍呢？
贫困和疾病之间有什么关系？即将构建的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对此会有什么作为呢？流行病学的奠基人之一约翰·赖尔（John Ryle）将爱丽丝招聘到了该研究院，于是，她满腔热忱地投身到工作之中，她就是这样一个潜心研究的人。
“对这些重大问题问都不问就行医，无异于隔着柜台卖杂货，”爱丽丝说，“你得了一种病，来看医生，而医生卖给你药丸。还有什么事情比这个事情的责任更大。没有人站出来问：‘谁因为病得太重了而无法前来就医？为什么这么多人得这种病，而很少有人得那种病呢？’”但是，在1950年赖尔去世后，爱丽丝的研究停了下来。赖尔的研究所被降级为“社会医学研究室”，爱丽丝失去了导师，也失去了地位。
被牛津大学的研究所弃用，只剩下微薄的薪水，没有研究用房，没有科研基金，没有研究项目，研究领域又很少受人关注或得到称赞，爱丽丝能做出业绩来的唯一出路是找到难题，并且攻克它。当时热门的研究领域如肺癌、心血管疾病和脊髓灰质炎已经是人才济济了，这种情况下，就只剩下了一种病：白血病。白血病的发病率正在逐年增高，其发病率之高使它像是一种流行病。但是，患此病的人的数量还是较小，因此，难以利用统计数字对这一领域进行研究，而统计数字是流行病学研究的传统工具。
白血病的两个异常特征引起了爱丽丝·斯图尔特的注意。白血病正在侵袭2到4岁的儿童，这一点很奇怪，因为通常来说这个年龄段的孩子都很健康，他们刚安全地度过婴幼儿期，还没有开始上学。而死于白血病的儿童也不是贫困家庭的孩子，事实上，他们生于有较好的医疗条件和较低的整体死亡率的国家。怎么可能有这种事呢？爱丽丝决定拜访白血病患儿的母亲，看看能否在她们的生活中发现可能导致此类疾病发生的因素。她不知道自己要找的具体是什么，因此先从怀孕开始问起。
盖尔·格林（Gayle Greene）说：“这项工作犹如大海捞针。”1992年，她第一次见到了爱丽丝·斯图尔特。即便已经是86岁的高龄，爱丽丝的风采仍然让人赞叹，受此激励，格林决定为她写传记。
“爱丽丝不知道她正在找什么，因此她就问了所有的事：接触传染源了吗，是否接种疫苗，接触过猫、狗和母鸡吗，吃过商店出售的炸鱼和土豆片吗，喝过颜色很深的饮料吗，吃过彩色糖果吗，以及是否做过X光检查？”
爱丽丝计划访谈在1953年至1955年间所有死于白血病和其他癌症的儿童的母亲。但是她得不到主流基金会对她工作的支持，只从塔塔夫人纪念基金会得到了1000英镑的白血病研究资助，用于支付前期研究费用。她必须有所创新才能利用好这笔有限的资助。因此，她设计了调查问卷，带着它们亲自拜访了整个国家203个县级卫生部门的所有卫生官员。她以富有特色的不屈不挠的精神，说服了这些官员让她使用他们的工作人员以及当地的医疗档案，来回答她所有的调查问题。在全国各地跑来跑去时，她携带着沉甸甸的复写纸和牛皮公文袋，把少得可怜的拨款都花在了往返的火车票上。
爱丽丝将500个白血病死亡病例外加500个死于其他癌症的病例与1000个相同年龄、相同性别和来自同一地区的活着的儿童进行了比较研究。随着调查问卷逐步回收，真相逐渐大白。罪魁祸首不是有人工色素的甜点，不是宠物，甚至也不是炸鱼和薯条。
对于“你是否做过X光产前检查”这一问题，每个死亡儿童的调查问卷中，“是”出现的次数是每一个活着的儿童的调查问卷中出现次数的3倍。3比1，这是一个惊人的比例，他们就像兄弟，一个生一个死。除了在一个百分数上有差别外，他们在其他方面全都相同。放射剂量非常小，照射时间很短，只做一次诊断式X光检查，这被认为是安全的。但这足以导致儿童早期癌症，使死亡风险成倍增加。
“对孕妇进行X光检查会极大地增加儿童癌症的患病几率”这一认识是流行病学家梦寐以求的那种发现：有一个难题，具有良好的数据，并可以得出一个清晰的解释。但是，作为一名纯粹的科学家，当爱丽丝逐渐冷静下来后，她一次又一次地质疑她的结论，并且请求同事们对她尚未发表的文章进行认真的检查、核对。她的文章《研究动态：儿童恶性疾病和子宫的诊断性辐射》发表在1956年的医学杂志《柳叶刀》后，引起了轰动。她获得了诺贝尔奖提名，并受邀在苏格兰重做她的调查。在接下来的18个月里，爱丽丝和她的研究团队继续收集数据。在3年的时间内，她们对英国1953年至1955年间因癌症而死的全部儿童病例的80%进行了跟踪调查，提交了一份完整的报告，并发表在1958年的《英国医学杂志》上。至此，他们可以明确地得出结论：接受X光照射的胎儿在接下来的10年内罹患癌症的可能性是那些没有接受过X光照射的胎儿的两倍。
“我们料想，每周将会有1名儿童死于这种做法。我们认为医生即便怀疑我们的正确性，也会停止使用X光检查，我们感觉必须加快进度，要对接下来的10年里发生的所有病例加以研究，因为一旦他们停用了X光检查，也就没有更多的病例了。”
爱丽丝的担心是没有事实依据的，因为在接下来的20多年里，医生们一直在使用X光为孕妇检查身体。直到1980年，大多数美国的医疗机构才最终建议舍弃这种做法。用X光为孕妇检查身体这一做法持续时间最长的地方是英国。
为什么要用这么长的时间才能停止呢？全世界这么多的医生怎么会如此视而不见呢？爱丽丝的研究结果非常清楚，她获得的数据非常丰富，而且最初她也广受赞誉。无论是对现在的我们，还是对当时的爱丽丝而言，对孕妇进行X光检查这种做法应该停止似乎是显而易见的。那发生了什么事呢？
很多人愿意将这归罪于她与同时代的流行病学家理查德·多尔（Richard Doll）的个性冲突。毕竟，他匆匆写了一篇驳斥斯图尔特的报告的论文，称斯图尔特的研究只是一个草草了事的小研究，“质量不是很高”，而且他后来评述其结果是“不可靠的”。但是，多尔在英国的医学研究所是个占主导地位的人物，他的话影响深远。爱丽丝·斯图尔特的女儿安妮·马歇尔（Anne Marshall）仍然记得多尔的抵制对她母亲产生的影响。
“我不知道母亲是否因为多尔而心烦意乱，但是他确实让她想了又想。
然后，她平静了下来，专心研究，她知道自己是正确的。她不喜欢与人争斗，但是，如果某件事让她感受强烈的话，她也非常擅长此道。”
爱丽丝是一个打破常规的科学家，这不会带给她什么帮助。她是一个离了婚的单身妈妈，带着两个孩子，当时，从事科学研究的女性非常少，其中当了妈妈的女性则更少，而离了婚的妈妈还不会受到完全的尊重。独自照顾孩子使得爱丽丝没有很多的时间去建立关系网，加入联盟，或者寻求其他人的支持。也许可以预见的是，很多科学家发现她粗鲁而好斗。但仅凭性别的刻板印象并不能解释为什么斯图尔特的发现被忽视了这么久，因为它们很快就被一项更大的研究证实了，这次是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尽管布赖恩·麦克马洪（Brian MacMahon）曾试图反驳斯图尔特的发现，但他发现的正是她发现的：在其母亲做过X光检查的儿童中间，癌症死亡率要比其他儿童的高出40%。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其中一项最大的辐射研究调查了纽约州、马里兰州和明尼苏达州的600万个X光检查案例，它也同样证实了爱丽丝的结论。新的统计方法和计算机的问世共同助力，使收集和分析数据变得更加容易和准确，但是，人们所做的一切一次又一次地证明爱丽丝用问卷和复写纸调查出的结论自始至终都是正确的。那么，为什么一个已被接二连三的研究证明的非常危险的做法，会被医生们继续使用呢？他们怎么可能会对所有的数据视而不见呢？
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咎于令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自1895年被人们发现以来，X射线就显示出了一种统治力和神秘的光环。19世纪90年代，X射线被当作一种精致而昂贵的人像摄影方式，甚至在实在没有办法时还用来寻找误放入烘烤蛋糕里的戒指。鞋店也夸口X射线仪能够确保你选到完全合脚的鞋子，“售货员、买鞋的人甚至是买鞋人的参谋朋友能够形象且准确地看到鞋子有多么合脚，在匆忙之中或者在其他情况下都一样”，并声称拥有1927年“鞋荧光检查器”的专利权。“将这样一台仪器摆在店里，鞋商可以自信地向他的顾客保证：他们再也不会穿不合脚的靴子和其他鞋子了……父母也能直观地确信他们在为自己的儿子和女儿买鞋时，不会让儿女们敏感的骨关节受到伤害和变形。”
因为在X光设备上进行了大量投资，所以不管是鞋店老板还是医生都不愿意听到任何与这种新技术有关的风险。他们已经与它捆绑到了一起。
“没人喜欢被告知他这一辈子都在做错事！”安妮·马歇尔就人们对母亲的发现做出的反应给出了这样的解释，“这就是放射治疗师和产科医生从我妈妈的研究中得出的结论：他们一直在做错事。他们人数众多，喜欢他们正在做的工作，并且想继续做下去。”
“医生们对放射学充满热情，热情之巨大使得医疗中心投资购买了全部种类的X光设备。”盖尔·格林解释道，“他们不喜欢有人告诉他们，自己非但帮不了病人，反而实际上是在残害病人！我认为，对于那些自己知道如何去做，并且已经拥有了专业的知识，也确实投入了很多资金的事情，要想改变它们，人们会非常地抗拒。”
但相比质疑标准的医疗实践或新技术的好处，爱丽丝·斯图尔特对儿童癌症的调查更激进，也更具挑衅性，她的发现破坏了有关疾病的主流心智模式。阈值理论（threshold theory）认为，某种大剂量的东西是危险的，比如辐射，但总存在一个点，即阈值，低于它就是安全的（这个点现在我们可能称之为临界点）。但在这一案例中，爱丽丝要证明的是：对胎儿来说，不存在一个可以接受的安全辐射水平。这影响的可不只是鞋店和医疗中心，连正统科学观念的基石也受到了冲击。
她只能是错的。如果她对了，就会有太多的假设需要被重新审视。爱丽丝在她的科学界同行中激起的是认知失调：大脑试图接受两种完全不相容的观点时引起的思维混乱。“阈值理论是正确的，但是，如此小剂量的辐射会导致癌症”“X射线是一个新式的神奇工具，但它能杀死孩子”“医生治愈了病人，但也让人们得病”，上述说法不可能是正确的。由相互排斥的信念所产生的意见不统一让人们感到非常痛苦，甚至难以忍受。减轻痛苦（不一致）的最简单办法就是把其中一个意见消灭掉，使不一致变成一致。
对科学家来说，比较容易做到的是死死抱住他们的信念：阈值理论和X射线都是有效的；医生是聪明、善良、有权威的人。为了维护这一大理念，爱丽丝及其研究结果就成了牺牲品。当人们对矛盾的主张视而不见时，不一致就烟消云散了。为了维护我们最珍视的理念而付出巨大的代价，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内容简介
你一定发现了——
热恋中的人看不到对方的缺点；
人们更喜欢和自己相似的人；
偏见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
有些人宁愿听从错误的命令也不独立思考；
即便发现别人的错误也不会说出来……
你会在这本书里看到群体意识、旁观者效应、鸵鸟心态、自我麻痹、沉默的大多数等心理学现象。
作者在书中指出——
偏见被放大，就形成认知盲区；
服从命令最容易，也最危险；
所有人都听话，这个组织就完了；
今天袖手旁观，早晚轮到你自己……
赫夫南将心理学与社会学、脑神经科学相结合，分析日常生活中的荒诞行为，发现人是一种非常荒谬的生物：为了大脑的舒适感，人们会盲目接受风险，直到灾难性的后果来临才后悔不已。人性的盲点造就了这个“荒谬”的世界，深度解读人类荒诞行为的本质。
看透人的非理性行为，保持清醒通透，对惯性思维、逃避心态说不！
作者简介
【美】玛格丽特·赫夫南（Margaret Heffernan）
享誉全球的心理学家，畅销书作家，英国巴斯大学荣誉博士，TED演讲嘉宾。出生于美国得克萨斯州，毕业于剑桥大学，曾任BBC电视台制作人，做过多部广受欢迎的纪录片。她长期专注于研究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荒诞行为，《盲目心理学》是她的代表作，被《金融时报》评为“近十年来颇具影响力的图书之一”。
《盲目心理学》于2011年首次出版，本次出版作者对其进行了全面修订，增加新的案例，内容更加丰富翔实。
黄延峰
职业译者。英译汉作品40多本，有《放弃的艺术》《查理·芒格的原则》《不可能犯罪诊断书》等，内容涉及心理学、经济学、管理学、历史、文学等。汉译英作品多本，含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此外，还曾编审输出到国外的英文版图书数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