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辨明逻辑的问题以往都谈的很少，一些早期形成教条理论几乎象不证自明之理一样似乎无须怀疑、辩驳，但科学从来不是不可辩驳，恰好是它的反面——可驳斥、可证伪，鉴于此，笔者努力尝试澄清一些关于逻辑的问题。本文的结构是：指明困扰判断的思维根源——本质主义与工具主义；对一些模糊概念的辨析以及提出判断的标准——规律的前后一贯性以及用逼真性替代传统的概然性；实践的检验。
两百多年以前，哲学家康德发表了一个惊世骇俗的观点：我们的理智不是从自然界中引出规律，而是把规律强加于自然界。我甚至认为：我们不仅把规律强加于自然界，而且还把规律强加于社会。我愿意承认这句话本身就是一个规律，不仅因为它是一个陈述的陈述，在客观检验中，若把所有单称个体代入其中都能成立，而且它是前后一致的、连贯的。
但即使承认这是一个规律，除了明白人类所有的判断（连同判断的基础——规律）都是主观的以外，这也无助于我们把具体的事情做得更对。近两百年后，波普尔对康德上述正确但略有偏激的观点作出以下修正：我们的理智并不从自然界引出规律，但试图（成功程度不等地）把理智自由创造出来的规律强加于自然界。这一表述意味着，理性的这种企图并不总是成功。
“预测”与“判断”通常被当做近义词而联用，这造成“未来是不能预测的”与“人生中判断力很重要”两句都正确的话看似很矛盾。尽管“预测”中必然包含着“判断”，然而这两者还是有着重要的区别。我体会是：“预测”至少预测者预期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结果，因此，预测的结果是概率的或者概然的；而一个好的“判断”必须依据规律行事，规律具有必然性，对于判断者而言，应既不存在多值的预期，也不存在多值的结论。
判断事情需要以客观事实为准绳，塔尔斯基的真理论说起来也很简单，就是与事实相符。如何算是与事实相符，是感知（观察）即事实，还是运用思维逻辑，我认为两者都需要。我们的观察局限相当大，确切地说，我们只能观察低速运动、中等大小的事物；另一方面，因为事实是语言和实在的共同产物，所以我们不可避免要运用逻辑工具，可是人类的思维也是存在局限的，如果没有明确的标准，恐怕难以做到准确判断。至少有两种初始的思维路径错误一直干扰着我们的判断。
本质主义与工具主义
第一种是坚持绝对真理的本质主义。所谓绝对真理，它是一种无需再修改的终极解释。究竟有没有绝对真理，这仅仅是一个主观观念而已，但凡仅仅是主观的而又不援引客观事实来验证的观念，都是既无法证实又无法证伪的，它只能作为个人的信仰。我感觉：本质主义与证实主义、归纳主义、可知论、历史决定论这些认知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然而后面这些认知现在都被我摈弃了。我相信的是：绝对真理是不存在的。
来看看古希腊哲学家色诺芬怎么思考这个问题，他说：“至于确实的真理，没有人知道过它，将来也不会有人知道它；既不知道关于众神的，也不知道关于我所说的一切的真理。即使他偶尔说出终极真理，他自己也并不知道它；因为一切只不过是猜测织成的网。”
至于绝对真理究竟是什么？我只能用以下场景来隐喻它：真理好比永远或差不多永远掩蔽于云雾缭绕之中的山峰，登山者不单是难以登上去，甚至他登上去了自己也不知道，因为在云雾缭绕之中他无法区分主峰和次峰，他能够感知的就是脚下的路，它们也仅仅是视在的而非实在的存在，就如人们依据观察提出的假问题或真问题一样，如果我们善于运用逻辑以及足够幸运，就能提出一个个一劳永逸的哲学真问题，以此为垫脚石或台阶接近真相的高峰，但寻找真相的过程则不是一劳永逸的，它是永无止境的。
相比于本质主义，对第二种干扰的思维——工具主义则更难驳斥，因为我们用以猜测真理的理论本身就是一种工具。需要强调的是：理论不仅仅是观察工具或实用工具，更是具有强大解释力的探索与发现真相的工具。如果理论仅仅是单纯的观察工具或实用工具，它只关乎精度与有效，却无关乎真实正确。就达成真理目标而言，工具起不了关键的作用，也不会因为未能达成目标而招致摒弃，那些相信“有用即真理”的工具主义真理论完全是主观的。
提到工具，总是想到实在物，但它也包括实在物背后的理论，毕竟没有原理的支撑，实在物就成了无源之水。人们用以表达理论的形式系统——语言、符号、数字等都是工具，我甚至认为参照系、坐标这类事物也是工具。我们常用宇宙、世界来指代客观实在，但从原意上说，宇指上下四方，宙指古往今来；世指时间，界指空间，它们是坐标；事物的广延与事件过程易于被人理解为客观事实，至少是部分被混淆为事实，但它们其实并非我们的考察对象。
只有解释力更强大的理论才是探索发现真理的关键，证伪主义者只想通过比较留下更具有解释力的理论同时摒弃更谬误的理论，以此来接近真相。较好的理论是具有较大解释力量的理论：它们能解释较多的东西；解释得较精确；使我们能作出较好的预言。所以，进步的潜在标准是：凡是告诉我们更多经验信息内容的理论就是可取的；而通过把所预测事实同观察加以比较而经受更严格检验的理论就更为可取。
判断的标准
如果我们从绝对真理并不存在的信念出发，那么证实主义者的纲领就不可能实现，因为我们永远不可能用确实的理由去证明一种理论为真的信念。换言之，我们不可能用正面方式去证实问题，但是我们却可以运用反向证伪方式通过是否与事实相符的方式来排除错误的选项，以此来接近真相。
我的确认为绝对真理并不存在，理由是：时间是无始无终的，进程中的单个结论为真的陈述绝对不能代表这是事物本质的、固有的属性。正如休谟所声称的那样：没有什么正确的逻辑论证容许我们确认那些我们不曾经验过的事例类似我们经验过的事例。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即便是拥有我们所称的规律也不行，规律可以视为从历史检验到当前仍未被证伪的一些理论，但这并不代表它不会在未来被证伪，事实上，它终将被证伪，正如一切事物终将消亡一样。
规律的定义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本质联系和必然趋势。具有普遍性、重复性等特点，它是客观的，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说它是必然趋势没有问题，必然性是属于认识论范畴，但说它是本质的、固有的，这就存在矛盾了，因为这属于本体论范畴，它们是客观的、物质的。因此，一个概念的表达不应该同时出现在两个完全没有交集的类别中。
如果我们能断定必然性属于认识论范畴（事实上的确如此，只是在习惯上我们混用了必然性与先天性，而先天性才属于本体论），那么，根据逻辑的类推理演算，与之关联的规律、理论、概率、概然性、逼真性等一系列的概念都属于认识论范畴，它们都是主观的、意识的，并与本体论范畴的内容不兼容，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认知。
但是正确的判断标准是不能离开客观事实的，如何做到与客观事实相符呢？它是通过可确证度来完成，确证程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标准，其客观性体现在历史经验检验之中，它意味着历史中与事实相符合的程度，是否在经验检验中被一一验证。两个理论，谁具有更高的真理成份、更少的虚假内容，只有通过客观事实的比较才能得出，这种两两比较结果就是客观的，也就是我们判断的依据。
传统判断中，高概率一直为人们所高度向往，但这是一种未经批判的、根深蒂固的偏见。一个简单明了的情况是：任何两个陈述a和b的合取ab的信息内容总是大于或至少等于其中任一组元。显然，合取ab的信息内容将超过组元a或组元b的信息内容。而ab的概率显然将小于其任一组元。这说明陈述的内容增加则概率减小，反之亦然。因而如果我们的目标是知识的进步或增长，高概率就不可能也成为我们的目标：这两个目标是不相容的。
因此，当概率计算在应用于命题或陈述时，只不过是对这些陈述的逻辑上的无力或内容的缺乏的计算。相反，既然低概率意味着被证伪的高概率，由此得出，高的可证伪度或可反驳度、可检验度也是科学的目标之一。事实上，跟大量信息内容恰恰是同一个目标。于是潜在的令人满意的标准也就是可检验性或负概率。
然而这一标准还不够，进步的要求还让我们提出非概然的理论。逻辑上，大量信息内容是更易于受到反驳，如果有一种理论，它是现实检验结果、特别是经过判决性实验的检测结果总是没有反例、前后一致的、连贯的符合理论导出更间接的结论，事实上它就已经通过这些严格检验，从而得到了确认，它就能称为规律，可以作为判断的标准。
由于不相信存在绝对真理，当然也就相信不会存在识别真理的一般标准，但却存在着某种向真理进步的标准。一致性、连贯性都不是真理的标准，即使证明一个系统前后一贯，事实上它也可能是假的，但不连贯性、不一致性却的确可以确定虚假。这就是证伪的准则。所以，除了合乎事实的要求之外，我们要避免前后不一致、不连贯。
与主观的证实主义者把把概然性解释为理性信念的程度不同，证伪主义依据的是逼真性，它是依据的是理论的可检验度或其经验内容或解释力程度的比较而建立起来的进步与理性标准。逼真性可以这样来定义：最大限度的逼真性只有通过一种不单单是真而且还是完全真、全面真，似乎符合所有事实的理论才能达到。而因为它似乎合乎所有事实，它就具有客观性，而不属于认识论范畴。
逼真性与概然性都引进了逐步趋向真理的观念，因此区分两者就更重要了。逻辑概率体现了通过减少信息内容而逐渐趋于逻辑确定性的观念，所以概然性是把真理与缺乏内容结合起来；逼真性则体现了趋于全面真理的观念，因此它把真理和内容结合起来。
实践的检验
最后，我们结合市场现象来说明一下判断标准。
一个策略回测的高收益率能否作为投资的依据。比如：根据一个历史的回测结果，或者是现实发生的某个基金截止到当前的高收益。答案是不能。它们只是一个真陈述，远远达不到完全真、全面真的高确证度要求，我们的要求是所有的事实检验没有反例、前后一致连贯性。事实上，一个低收益水平在逻辑上是更容易达到一致连贯性要求的，那么，一个高收益水平因为难度的提升显然更难达到与未来的一致连贯性，因此，它更容易被证伪。这也是总是发生样本内数据被样本外数据证伪现象的原因。
市场通常用均值回归解释某些资产组合的高、低位净值反转。但这种解释也是不成立的。首先均值回归是现象、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其次，均值回归不是必然发生的，它存在大量的反例，仅仅是因为大量反例消失在历史统计数据中进而成为沉默的证据，所以真相是：不利的现象被隐藏起来以致于人们无法观察到。我愿意举出这样一个案例：上世纪70年代美国市场风光无限的“漂亮50”，它们已经全部退出了主要指数，不少更是永久地退出了历史舞台，总共才用了50年左右的时间。
最后，我想提出一个我所研究领域的一个有趣的问题。概括地讲就是，一个收益率上高概然跑赢基准指数的策略（现实中存在大量的概然理论，在我们没有找到非概然理论前，我们通过理性比较选择保留具有最高解释力的概然理论）与一个存续问题上必然存续的策略组合，是否是一个必然能够跑赢基准指数的策略？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我的理解是这样的：首先，对比于两个概然性理论的组合，一个概然性理论与一个非概然理论的组合要么在同等概率下具有更高的解释力，要么在同等内容下具有更高的概率，这已经符合进步的标准；进一步讲，这两个理论的组合是否为一个必然的策略，主要是看那个非概然理论的确证度高不高。我们从形式系统中定义的真理概念都具有主观的、人为的色彩，但有一类真理——重言式真理，该真理集合内所有事实都经过一一验证，当这个存续策略所采用的工具的定义就是这种重言式真理的时候，我认为这个策略以及这个策略组合的确证度都很高，它们就应该是更进步的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