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自由源于
引子：全球化见顶
2006年8月，在5艘拖船的牵引下，“艾玛·马士基号”缓缓驶入大海。这艘浅蓝色的庞然大物，实在是太大了。它的长度相当于4个美式橄榄球场之和，而龙骨距离甲板则接近100英尺。如此庞大的身躯，使得“艾玛·马士基号”不能以通常的方式向前行驶，而只能背对大海向后航行。
“艾玛·马士基号”是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公司为全球化下的一个赌注。在集装箱运输50年的历史中，“艾玛·马士基号”比在它之前下水的任何一艘集装箱船都要大。之所以要耗费巨资建造如此巨大的集装箱船，是因为更大的体积意味着更低的单位运输成本。
然而，当时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全球化即将退潮。2008年夏，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国际贸易量暴跌。此前5年间增加了2倍的企业跨境投资也突然萎缩。
之前的经验显示，国际贸易和投资会随着全球经济衰退而滑坡，但过后会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而再次回升。但这一次，当世界经济在2010年爬出谷底后，贸易和投资并没有像以往那样出现反弹。不管是经济统计数据和航运数据，还是跨国公司逐渐收缩供应链、削减海外业务的行动，都证实了这一点。
与此同时，欧美发达国家反对全球化的声浪却越来越大。2016年，美国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激烈反对“激进的全球化和对劳动人民公民权利的剥夺”。几个月后，法国政治家玛丽娜·勒庞严词批评：“猖獗的全球化正危及我们的文明”。
2020年，随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全球爆发，世界范围内企业纷纷关停，人们居家隔离，国际商务与跨国旅行严重受阻，此前狂飙突进的全球化浪潮，似乎戛然而止。
2022年初，俄乌战争的爆发，让欧洲国家不得不重新考虑此前与俄罗斯之间紧密的能源合作关系，而转向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
除了病毒和战争，过去几年，美国联合盟国对中国采取了越来越严格的限制，以期遏制中国高科技产业的迅猛发展态势。
在过去十多年间所发生的这一系列重大事件：次贷危机、欧债危机、左翼登台、新冠肺炎、俄乌战争、遏制中国，让世界各国在经济层面，开始越来越关注供应链的安全性、可靠性和可持续性。
这也让“全球化见顶”，似乎越来越成为一种国际共识。
七次全球化
要想看清当下，需要我们把视角拉远，在更长的时间跨度下来看一看人类历史上的历次全球化。
大约7万年前，我们的非洲先祖开始走出非洲大陆，开启了人类的全球化征途。自那时起，在全球发展问题专家杰弗里·萨克斯眼中，人类已经经历了七个不同的全球化时代。
在这七个时代中，全球化的发展进程都是自然地理、技术和制度相互作用的结果。
自然地理，指的是包括气候、动植物、疾病、地形、土壤、能源、矿藏在内的影响生命条件的地球演变。
技术，指的是我们生产系统的硬件和软件。
制度，包括引导社会的政治、法律、文化的观念和实践。
在每一个时代，人类都认识到更广阔的世界，掌握更高效率的能源获取、信息传递以及生产方式，并产生更复杂的协调与互动。
旧石器时代，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万年至公元前1万年，人类依靠采集和狩猎来获取食物，远距离的交流是通过迁徙来进行。随着一小群人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他们的工具、技术和新兴文化也与之随行。其结果是，迁徙的智人凭借自身的优势，在与其他古人类（如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的竞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新石器时代，大约在公元前1万年至公元前3000年之间，随着最后一个冰河时代的结束，全球气候开始变暖。最根本的突破是农业，包括种植业和畜牧业。随着狩猎采集被农耕所取代，游牧生活被村庄定居所取代，人际交往的范围从氏族扩大到村庄，再扩大到村庄之间的政治和贸易。宝石、贝壳、矿物、工具等贵重物品的贸易往来，得以在几百千米远的距离进行。
马的驯化，开启了全球化的第三个时代——骑马时代，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这一时期，也被称为青铜时代。有了驯养的马，快速、长距离的陆路运输和通信成为可能。马的驯服，可以视为一种“颠覆性的技术”，大幅度提高了人类使用能源、信息和军事的能力。在政治上，马也加快了国家的到来，因为它使公共行政和强制力量能够辐射到更远的距离。
接下来的是古典时代，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1500年之间，以大型陆地帝国的崛起和激烈的互相竞争为标志。思想观念在帝国的崛起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主要的帝国受到新的宗教和哲学观点的刺激，例如希腊罗马世界的新哲学，深刻地塑造了这些社会的价值观。帝国时代开启了横跨欧亚大陆的贸易，比如在西部的罗马帝国和东部的中国汉朝之间的贸易，既通过陆地，又通过海路即沿印度洋和地中海的海岸线进行。
在公元1500年至1800年之间，远洋航行和军事技术的进步促使全球走向海洋时代。这一时期，跨越大洋的帝国首次出现，人类第一次由欧洲的温带帝国征服并殖民了非洲、美洲和亚洲的热带地区。随后，全球贸易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如跨国公司的崛起，跨洋贸易的大规模扩张，以及数百万人大规模的跨洋迁徙，还包括强迫奴役数百万非洲人前往美国的矿山和种植园劳动。政治也首次达到了全球性的规模，发生了第一次在几个大洲同时进行的全球战争。
工业时代（1800-2000年），以技术进步的浪潮和强大的科学技术新应用为标志。这一时期，全球变化全面加速，几十年间就完成了过去数百甚至上千年才会发生的变化。随着化石燃料的开发，以及蒸汽机和内燃机的发明，工业生产急剧增长。由于粮食产量的大幅增加，全球人口也大幅增长。海洋时代的跨洋帝国，进一步演变为工业时代的全球霸主——英国，后来又诞生了美国。这两个大国以前所未有的军事、技术和金融力量征服了整个世界。
从2000年到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数字时代，数字技术带来了惊人的成就：计算机、互联网、移动电话和人工智能等。数据的全球传输无处不在：计算能力已经翻了十亿倍，信息技术正在重组世界经济、社会和地缘政治的方方面面。我们正在从霸权主义时代走向几个区域大国并存的多极世界。与工业时代相比，无处不在的信息流动更直接、更迫切地推动了经济和政治的全球化。我们已经看到，世界经济某个领域的小问题，例如2008年9月14日华尔街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的倒闭，会在几天内造成全球范围内的金融恐慌和经济崩溃。
下表总结了这七个时代，以及它们的时间间隔、主要技术变化和治理规模。
全球化时代：突破和时点（图片来源：《全球化简史》）
指数化增长
人类七万多年的历史，体现为三方面的长期变化：总人口的不断增长，城市化率的持续提升，以及人均产出的逐步提高。最惊人的是，这些变化是指数级的，这意味着它以一个不断上升的速度出现，其中最大的变化发生在不久之前。
世界人口，公元前1万年至公元2000年
（图片来源：《全球化简史》）
世界城市化率，公元前1万年至公元2018年
（图片来源：《全球化简史》）
世界人均产出，公元1年至2008年
（图片来源：《全球化简史》）
结合全球化的七个阶段，我们容易看出始于公元1800年的工业时代，带来了全球经济越来越快速的增长。体现在图表上，就是上面三张图中曲线的斜率开始越来越陡峭。
这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不同的书中，分别做了精彩的分析。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看看延伸阅读，这里不再赘述。
城市化会带来基础设施15%的规模经济，以及额外5%的商业多样性。
现代科技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产生了经济无限累进增长的现象。
三个破局点
人类全球化的过程，实际上也是贸易规模越来越大、贸易距离越来越远的过程。
七次全球化之中，有关贸易的关键破局点有三个：
以马匹为代表的畜力；
以集装箱为代表的海运；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高速公路。
先来看马匹。在所有家畜中，马匹兼具速度与耐力，大幅度提高了货物、信息和武力的传递速度。
在马匹驯化之前，人类文明尚处于萌芽时期。在物质层面，人类需要等待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陆续诞生与持续发展，在自给自足之余开始出现过剩的物资之时，才会考虑通过贸易进行跨地域的大规模交换。不同的地理环境，不同的审美意识，以及不同的制造工艺，让各地区生产的物品千姿百态，进而让物质的交换有了现实的基础。
在信息层面，仓廪实而知礼节。在古典时代的早期，逐渐定居下来的人类开始衣食无忧。于是，一批先哲开始思索宇宙与人生。世界上许多主要的宗教如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都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由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孔子、佛陀和其他先贤创立的伟大的人生哲学和智慧传统，都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在这个过程中，语言、文字与书籍先后诞生，让人类的信息得以表达和记录。文明的多点发生，也让跨文明的思想交流，有了现实的基础。
随着马匹数量的增长，连接欧亚大陆的大草原，成为了“草原高速公路”。可以说，马力交通工具相当于古代帝国的汽车、卡车和坦克。这是商人、信使、战士和探险者们在陆地上唯一可用的高速通道。
在制度层面，伴随着治理规模越来越庞大，管理的半径远远超越了氏族与部落，甚至超越了国家。以快马连接的驿站，成为了帝国的神经网络，传递着帝国方方面面的信息。无论是中央枢机的指令，边塞军情的变动，还是地方辖区的状况，得以及时进行双向的沟通。
在军事层面，欧亚大陆北方的游牧民族，充分展示了骑兵的强大战力。我国数千年的文明史，很大一部分都记录了中原地区与游牧民族的长期战争。有趣的是，这一点对于欧洲也是如此，包括匈奴人、阿兰人、哥特人、土耳其人和蒙古人在内的游牧民族的名字，至今仍然让欧洲人感到恐惧。
所以，马匹提供了无与伦比的运输服务、农业马力、强大的军事能力、快速的通信以及治理一个统一的大面积的国家的能力。
再来看集装箱海运。在所有现代运输方式中，集装箱海运规模最大，也最经济，让全球比较优势得以充分展现，甚至推动了全球供应链的重构。
在漫长的历史中，1956年对两个领域来说至关重要。这一年制成品的国际贸易总量首次超过大宗商品。也是在这一年，集装箱运输，开始投入使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货物运输的成本是国际贸易的主要障碍。虽然大宗商品的装卸相对容易，但是出口独立包装的所谓“散装货物”却比较吃力。20世纪50年代，一艘横渡大西洋的船只通常可以装载20万件单独的货物，从打包的棉花到四门轿车。但仅仅是装船这一过程就可能要花费2周时间，并需要动用至少100名码头工人。船抵达目的地后，卸载货物、将货物运往最终目的地等过程同样十分繁琐。
为了尽可能减少运输时间和成本，工厂往往聚集在港口城市的码头附近。因此，伦敦、汉堡、纽约等主要的港口城市同时也是制造业中心。在当时，将货物从美国工厂运到主要出口地欧洲的客户手中，通常需要3个月，运输成本约为货物价值的10%至20%，而且货物很可能遭窃或被损坏。
集装箱时代始于1956年4月，源于美国运输业巨头马尔康·P.马克林（Malcom P. McLean）的创意。虽然将货物装入集装箱以降低运输成本算不上全新的想法，马克林的贡献在于将挂车的车体与其他部分相分离，从而让海陆联运变得更加流畅。
新的运输方式，引发了同行的争相效仿。然而，各家集装箱的尺寸却长短不一。随着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介入，1965年集装箱的设计标准得以确立，40英尺长的标准集装箱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的港口或铁路车站自由装卸。
1966年，第一艘专门为装载集装箱而设计的轮船，成功通航于美国和北欧之间。两年后，每周往返于北大西洋两岸的集装箱船已达10艘，从此传统的散装货船彻底退出了这条航线。
征服了大西洋之后，很快太平洋也被拿下了。1967年，集装箱船开始在日本和美国之间航行。接下来的3年里，集装箱船开始驶往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地。集装箱化使日本成为出口大国。随着它日益先进的制成品打入欧洲和亚洲各地的市场，日本开始加大海外投资的力度。到1980年，日本之外的亚洲国家的出口额是10年前的11倍，进口额的增长速度与此大致相当。这些海外加工厂逐渐形成一条国际供应链，全球化因此登上了新的台阶。
集装箱航运拓展了全球化的范围，极大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更重要的是，集装箱航运使得1817年大卫·李嘉图提出的比较优势论，第一次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深入的拓展。
现如今，无论是波音、空客的大飞机，苹果、三星的智能手机，还是丰田、特斯拉的汽车，都是全球产业分工的结果。由于产业链遍及全球，我们很难说清楚，产品的产地到底在哪里。这与以往商品产销地一目了然的状况，截然不同。
不仅产地说不清楚，就连贸易顺差还是逆差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以2009年苹果推出的3G版智能手机为例，中国向美国出口了价值约20亿美元的苹果手机，而苹果公司没有从美国直接向中国出口任何商品，其他美国制造商卖给中国苹果手机组装厂的零部件只有1亿美元左右。因此，这款手机的交易，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公布的官方统计数据中，都会显示为中国对美国有19亿美元的贸易顺差。
可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这款手机的制造成本估计为178.96美元。其中只有6.5美元，即总成本的3.6%流入组装该产品的中国工厂，其余的172.46美元主要流向日本、德国、韩国和美国的多家为手机提供零部件的公司。如果按每部手机在中国产生的附加值为6.5美元计算，那么2009年所有从中国运往美国的苹果手机的总附加值约为7300万美元，低于从美国运往中国的零部件的价值，而日本创造的苹果手机的价值将近中国的10倍。
最后来看互联网。它使得世界范围内的知识与信息，可以自如地跨越国界。其结果之一，便是不仅制造可以外包，服务也可以外包。服务欧美银行客户的接线生，可能在印度；测试英特尔微处理器的员工，可能在哥斯达黎加；而设计苹果手机软件的工程师，可能在爱尔兰；欧美药厂的新药研发工程师，可能在中国。
低成本、大规模的集装箱航运所带来的全球物流，加上低成本、高带宽的国际互联网所带来的全球信息流，让跨国企业能够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的配置，从而让企业的生产与服务效率更高、同时成本却更低。
这样的场景，无怪乎会让托马斯·弗里德曼在2004年写出关于全球化的畅销书《世界是平的》。
最近这一波
1945年，二战结束之后，世界迎来了全球贸易快速增长的时代。下图展示了1960年以来，以全球贸易占GDP比重来衡量的全球化程度。蓝色曲线上升，代表贸易增速快于GDP增速，全球化程度加深；曲线下降，代表贸易增速低于GDP增速，全球化退潮，也就是所谓的“逆全球化”。
全球贸易占GDP比重：全球化程度的衡量指标
（图片来源：峰瑞资本@混沌学园）
1945年，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与黄金挂钩，国际汇率保持稳定。第二，关贸总协定（WTO前身）成立，推动了世界范围内贸易的蓬勃发展。
与之相伴随的是，在上一节谈到的集装箱海运技术，开始成为世界贸易的主要支撑。统一标准的集装箱技术大幅度降低了港口装卸的成本，同时远洋船舶的吨位也越来越大，两者共同推动了单位货物的远洋运输成本的持续快速下降。
当贸易成本越来越低的时候，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就能够在更大范围内发挥作用。再加上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两者共同推动了全球范围内的分工协作，进而产生了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供应链重构。
在此之前，垂直一体化是制造行业的标准范式。在此之后，水平分工协作让一些国家快速崛起，代表性的就是战后的日本。
然而，让人唏嘘的是，日本一方面借助于美国供应链外迁、以及开放国内市场而崛起，另一方面却由于自身没有顺应这个大趋势，没能在崛起之后从垂直分工转向水平分工。其结果就是，日本坚守的垂直一体化，由于上面的创新与设计能力被美国限制了很大一部分，而下面的制造部分又被更具效率与成本优势的中国拿走了很大一部分，而缺乏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其宏观表现就是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即所谓的“失落的二十年”。
垂直一体化，本质上是被集装箱海运带来的、极低的零部件运输成本，所打败。
理解了这一点，也能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最好的地区都在东南沿海。我国成为世界工厂的过程，正好也是越来越多的港口跻身世界十大港口的过程。
全球十大港口演变：2000年 vs 2021年
后记：幸运纬度带
欧亚大陆北纬25度至北纬45度之间的区域，在历史上扮演着独特的角色。
这个幸运纬度带占据大陆陆地面积的28%，相应的人口比例还要更高。在公元100年的时候，幸运纬度带居住着东半球全部人口的64%。48%的欧洲人口，52%的非洲人口，以及71%的亚洲人口，位居其中。
欧亚大陆的幸运纬度带，有着理想的气候条件。生长季节足够长，可以维持较高的作物产量；冬季足够冷，可以阻止大多数致命病媒的传播。这里的天然物种更适宜驯化，为早期的农业和畜牧业发展奠定了基础，人类文明的早期火种在此基础上得以诞生。
在工业时代以前，欧亚大陆的东西草原，为文明之间的交流提供了“草原高速公路”。在工业时代，幸运纬度带蕴藏的大量煤炭，又为过去两个世纪的迅猛发展提供了足量的化石能源。
值得注意的是，海洋时代的环球冒险，让幸运纬度带自然延伸至今天美国的大部分领土。尽管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北美并没有欧亚大陆那么幸运。在大约1万年的时间里，美洲大陆与欧亚大陆的技术交流隔绝，直到16世纪，美洲大陆和旧大陆才通过贸易和移民重新连接在一起。
然而，在那之后，北美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发展，美国一跃成为英国之后新一代全球性霸主。
幸运纬度带的存在，让我们深刻体会到地理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作用。
当地球范围内，地理大发现业已完成之后，长远来看，在更大的宇宙空间寻找新的幸运纬度带，毫无疑问会是未来的方向。
在此之前，地球范围内的新一轮全球化，很大的可能会由这一区域内诞生的新范式所推动。
在这个新的阶段里，世界经济仍将紧密联系在一起，但不会遵循过去几十年间的旧模式。
幸运纬度带和气候区
（图片来源：《全球化简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