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与大家分享人类学家项飙先生在1992年至1998年，也是他大学二年级到研究生期间在北京南城的“浙江村”六年的实地调查成果《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该书一经出版即被誉为“中国社会学经典”、“人类学最佳中文著作之一”。
项飙先生是浙江温州人，现任英国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所长。18岁保送进入北京大学社会学专业，26岁受邀免试前往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牛津大学期间完成博士论文《全球猎身：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的技术劳工》，这部著作也获得了人类学界的重要奖项“安东尼·利兹奖”，被视为全球民族志的新典范。
图片来源：腾讯《十三邀》节目
本书是持续至今的真实“北漂”史，作者借同乡之便以田野调查的方式研究记录了北京“浙江村”伴随着转型中的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经济和社会的生活发展史，细致呈现了“浙江村”这一流动群体的落地、发展和变化中的诸多细节，对于“浙江村”的形成、结构、运作、变迁，“浙江村人”作为“外来人口”在北京的生活、生产经营、乡情民愿、与流入地及户籍所在地管理部门的互动等等，均加以近距离的分析记录。
作者以北京“浙江村”这一典型的“非正规经济体”发展的内在动力和韧性，以及从“非正规化”向“正规化”转型的过程，来展现和探讨中国现代化改革过程中的缩影以及特殊性，同时引发对于未来中国政治经济政策方向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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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浙江村”发展的背景
“浙江村”是一个浙江籍的流动人口聚居区，20世纪80年代起渐次于北京天安门以南5公里的南苑地区汇聚成形，主要以中低档服装加工和批发为主要经济活动，本地人口（北京人）1.4万，外来人口近10万。经历过最大的一个事件是1995年，由国务院发力北京各个部门统一协调执行的一次大清理，而仅过了一年，被“驱赶“的“浙江村人”又卷土重来，在原有剩余的基础上重新建立经济生活空间。30年来，其经济生产与社会再生产的特殊面貌、内部空间与外部环境的互动演变，已成为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流动人口与城市社会经济发展，体制、权力与政策的鲜活样本。
“浙江村”的发展完全在政府规划之外，大部分的家庭作坊没有注册，治安和环境“脏乱差”，是一个典型的非正规经济。虽然非正规经济在全世界、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是一个普遍现象，但是“浙江村”又有其特殊性。它是由一穷二白的流动农民在离天安门广场不足五公里的地方形成的，是在面临着严格的社会控制、在当地政府的不断轰赶清理（通过没收生活生产工具、断水断电、限期搬走、强行驱逐等方式把外来者赶出北京，其中以1995年11月的大清理最为彻底）中不断壮大的，反过来它又不断推进城市社会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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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村”的发展模式
“浙江村“的发展是在“平铺式”的模式下发展起来的，所谓“平铺式“是指浙江村人口和经济的规模不断扩大，但是没有出现总纵向的分化，也没有出现“大鱼吃小鱼”的情况，即使是没有什么资源的刚从温州来到这里的小户，也能很快被吸纳进来找到自己的位置，先到的人会主动的带动老乡，所以浙江村有很强对边缘群体（资源少）的群体有吸纳能力的模式。“平铺式”的发展模式对中国（不仅是浙江村的案例）社会经济发展贡献是巨大的，中国在种种的经济震荡起伏下没有转化为非常严重的社会危机，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老百姓在社会的基层积累了基本的资源，在基本的民生问题上通过这些基础的资源和空间能够自我消化和解决，“平铺式”的模式给了社会基层一个基本的物质基础。
“浙江村”的平铺式发展并不仅是所谓传统网络的自然延伸，它更是对割裂流动人口的经济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体制的反馈。所以会平铺，是因为大家追求的是亲友老乡的集体式的发展。大家要赚钱，同时要做一个好亲戚、好老乡，没有人想看到自己的亲友老乡沦为被剥削的劳工。换句话说，经济活动是社会关系再生产的一部分，前者为后者服务。这样的平铺式发展，可以看做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改革的逻辑（包括乡镇企业的发展）的一个延伸。它具有很强的社会吸纳能力，为基层人群提供了发展机会。这一平等普惠主义的改革红利对当前中国还有重要影响：正式因为基层人群积累了基本的生活资源，几次经济震荡没有转化为大规模的社会危机。
浙江村这种“平铺式”的模式是通过“系”的关系发生的。“系”主要是讲亲友关系和生意关系的互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系”，每个“系”又相互重叠，平铺成一张大的网络。
在经济平铺式发展的情况下，出现了社区内部的社会权威（大人物），大人物的出现不是靠对固有资产的占用，也不靠一个能够自下而上行使的权利，大人物之所以成为大人物是因为大人物的“系”大而强，能够动员起更多的关系（亲友关系、长期合作伙伴等），权利当然意味着一种纵向关系，但这个纵向的权利完全在横向关系的基础上而产生的。
国际上典型的移民群体的格局是小户主内大户主外，小户在社区内部做生意，大户（大人物、社区领袖）代表群体跟外界主流社会或政府进行交流。"浙江村"从90年代开始形成了相反的模式，所有的小户都积极的跟北京的商场和批发公司等直接合作。但是"浙江村"的大人物，具有很强的社会威望或社会关系的大人物，越来越集中到两个生意上，一是盖批发市场，更重要的是盖大院（为温州商户提供聚集的住宅区），所以，"浙江村"大人物的主要功能是公共品的提供。大人物建"浙江村"的大院，大院不仅是一个物理的居住场所，而且是一种自我管理的手段，大院本身不是一个经济项目，本质上是一个社会项目。大院的起源主要是"浙江村人”认为居住环境和内部治安太差。浙江村在生产和社会生活上有很强的自律性，这是浙江村有韧性和活力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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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体制边界的特征
“跨越边界的社区”的含义是指——既是与社会的各个部分紧密相关的，又是在既定的总体社会秩序之外的。
户口制是人口流动很大的障碍，是国家对社会形成控制非常重要的制度性基础，北京是一个国家权力非常密集的地方，行政系统非常复杂，对于“浙江村”这种流动人口看来，这种严密反而变成可以利用的缝隙，跨越体制边界正是浙江村的生命所在。新的社会空间，一方面是内部传统网络的生命里，另一方面是外在我们体制本身的内在矛盾，看似有效实则僵化的体制，一旦人员流动就很难管理的内部矛盾。“浙江村”之所以是跨越边界的，是因为从人的行为、资本的运作、关系网的建构这些角度来看，空间形成了故乡、北京大红门、内地和海外多个地域之间的流动，“圈“、”系”、“群”、“背景”相互嵌套制约。
“浙江村人”比当地居民能在经济上获得更大的成功，原因之一是他们关于社会的图式想象更接近于事实，体制对他们的意识形成的影响更小。
温州本地和“浙江村”的发展中，都有大量的“擦边球”（并不完全符合国家规定的做法），甚至被国家明令禁止的做法。人们对当时的宏观场景不是没有察觉，他们也担心：“国家会干涉吗？”但是这并不直接决定人的行为。他们会去“商量”。商量的结果，其实就是对国家政策，及自己行为和国家政策之间的关系做出再解释和再定义，塑造了人们的实际行动。
“浙江村”一直是游离在体制外的，跨越了地理位置的边界，超越了组织体系、行政体系、身份体系等一系列隐蔽且深刻的社会边界。90年代的“浙江村”展示了体制下一种全新的社会发展可能性，但是可惜的是这只是缝隙中的一丝挣扎，后来缝隙填平了，市场和行政力量以及人的多样性都让“浙江村”在纠结中前行了。
“浙江村”形成的具体方式，和它所处的体制背景有直接的关系。“浙江村”成为居于体制之外的“新社会空间”。这个空间向我们展示了另一种社会组织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可能，它具有巨大的活力。由这样的“新空间”反过来促进我们体制的变革，促进原来社会边界的更改，乃是中国当今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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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社会性”的正规化
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政府允许农民流动，但是不允许在城市定居，这个阶段的北京“浙江村”抱团造出自己的社区，把经济生产和社会再生产（自己办幼儿园、诊所等）一体化，形成“社区——产业型”的进城模式。这也是“浙江村”具有强社会自主性和韧性的主要原因。
“浙江村”正规化的起点是1995年的政府大清理（当地政府通过没收生活生产工具、断水断电、限期搬走、强行驱逐等方式把外来者赶出北京），1996年“浙江村人”重返“浙江村”，清理过程伴随着村或者乡属的大型的贸易、开发或投资公司的出现，土地资产化以及投资公司自己开发土地，土地使用均使化，政府根据和资产的关系划分人群和产业，有利于城市资产（特别是土地）增值的得到扶植，不利于资产增值的（比如原来占“浙江村”主流的小型作坊和小型服务业和买不起商品房的）被淘汰。
土地的资产化固然意味着市场规则冲击了行政体制造成的土地割据，但并不意味着行政权力的退出。相反，资产化带来的是权力的集中。比如，原来村民小组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可以直接向“浙江村人”出租土地，为大院提供水电，协助工程进展和维持周边治安等事物，由此获得集体收入。但是投资公司成立以后，投资公司决定一切，农民个体和农民小组无法直接参与和受益。土地的资产化也改变了行政村的权利架构。公司的功能和权利远远超出了村民委员会。
作者在20世纪90年代末记录下当时的判断：“在一定领域内，中国已经出现国家和社会的分野，但这种分野又是‘有名无实’的，在事实中存在，却并未得到政策、法律及一般社会意识上的明确认可”。
“浙江村”所经历的正规化是中国大陆社会变化的一个普遍趋势。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类认证、审批在程序上越来越透明，但是行政权力也越来越大、越来越绕不开。政府在国企重新成为大学毕业生的择业首选。社会结构上的失衡，是和日常生活在形式上的有序，和街道的整洁、坐车的方便同时发生的，甚至是通过后者而得以实现并掩盖其内在矛盾的。
2000年之后，雇工少于10人、专业做某一加工工序的作坊基本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正规企业。生产企业的正规化，当然不意味着社会关系网络的完全消失，但是，由于资本量的加大，互助网络也向企业化的方向发展。
“浙江村”在2000年以后的变化的重点，并不在于其经济活动，而是其生活体系的变化，特别是居住大院的消失和依靠外部市场来满足教育、医疗的需要，可能更为重要。
浙江村从非正规经济向正规经济转型，与城市整合。平铺式发展的社会创新也随之消失了，现在已经朝纵向发展，对资本力量的要求越来越高，没有再倒逼政策变革的能力。大人物的作用也随着“去社会性”发生变化，大型市场成了大人物们唯一的经营项目，大人物的权威基础从扎根与群众的声望，变成更个人化的、竞争性的“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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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的设计
“市场笼罩一切，生活完全市场化。”作者在近几年的关于“浙江村”的交流中表示：从今天“浙江村”的发展结果来看，回想当时的研究，并不否定当时对“浙江村”通过非正规经济发展形成新社会空间的期望，今天的“浙江村”没有成为当时所期待的结果“自下而上的社会变化是可能的”，但是这种结果和当时的想法提醒我们，我们其实有那种可能，这种可能曾经真实的存在过。现在的问题就变成这个空间的潜力是不是还存在，以及替代的那个空间的运作方式。
作者认为这种经济学主导的发展观忽略了人本身，“冷战结束之后，柏林墙倒塌之后，出现的不是全球化，是同一化。”被资本裹挟下的同一化，消费主义等等导致当下的生活完全构想是非常市场化的，意识形态生活追求上完全受到物质利益的驱动，对于社会理解的单一，大多数人在当下时刻的努力就是为了超越现在，但是未来却又不知道在哪里（房车票、社会地位？）现实的悬空感叫人无力，未来的不确定又叫人极度焦虑。
作者也提出应该真正重视“以人为本”的设计。这里指两个意思，一是原来靠民间（内在力量）发展出一个社会自主的空间然后推进改革的思路，现在来看基本是不可行的，这里并不是只这条路是错的，只是在当前的社会体制下不可行。现在需要跳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去想，中国现在的发展越来越一体化，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化在发展，用一体化的眼光来看一体化的过程。
“以人为本”是一个口号，要把这个口号用好，从浙江村的发展来看，怎么赚钱、怎么做人、怎么得到荣誉，在现在的“浙江村”完全分离，分离的原因是政府长期的政策都不是从人出发，管理者首先想到的“浙江村”是一个市场，对加工企业并不欢迎，想把加工阶段往更远的地方推，但是又因为没有加工企业就没有市场，所以允许一定程度的存在，而这些加工企业的构成要素是最基础的家庭单位，这些人口对管理者来说是负担，想要经济但不想要复杂的人口管理。怎么样能使中国政治经济学不要从以经济主体为主体，而是从社会主体出发，从一个生物的自然出发来思考和设计体制，可能是今后社会发展和管理的一个重要的需要考虑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