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新疆棉事件在图书出版界带红了一波《棉花帝国》的热销。这部由哈佛大学的历史教授斯文·贝克特在2015年出版的大部头，获得了当年《纽约时报》十佳图书和《经济学人》最佳图书，在今年借着新疆棉花的热度成为了各大图书平台的首页推荐。回到这部书本身，其实讲述的是“一个以欧洲为主导的棉花帝国的兴衰故事。”
在18世纪末期，英国建立起庞大的日不落帝国之前，全球的经济发展速度都在一个总体较低的水平上，而英国异军突起，从经济到政治，影响力辐射全球。对此，经济史学家彭慕兰提出过“大分流”理论：“直至1750年左右（乾隆年间），身处工业革命核心区的英格兰仍然与同时期的中国江南地区在社会发展水平上相差无几，但之后就出现了“大分流”，彼此走上了全然不同的道路。”斯文·贝克特想要考察和研究大分流到底是如何形成的，他认为，棉花产业帮助英国实现了经济奇迹，打造了工业革命的摇篮、跳板，甚至是杠杆。所以，他选择透过棉花工业的发展脉络，整理全球资本主义及现代世界的缔造历程，《棉花帝国》也因此而来。至于为什么是棉花而不是其他产品？早期大航海时期在各大陆之间流通的包括香料、丝绸、糖、瓷器等等，但只有棉织品的生产和贸易模拟了全球化现代社会的雏形，棉花从种植到采摘、到后续的纺织、染色，一边是农田，一边是工厂，两大产业由此串联了起来。
斯文·贝克特（Sven Beckert）是哈佛大学的美国历史莱尔德·贝尔教授，教授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美国资本主义历史、镀金时代美国史、劳工历史、全球资本主义课程。贝克特还是哈佛大学资本主义研究项目的联合主席，也是韦瑟黑德全球史计划的联合主席。贝克特写作范围广泛，涉及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历史。他是美国学术协会理事会会员，约翰·西蒙古根海姆纪念基金会的研究员。凭借着深厚的学术功底，贝克特完成了这部纵览全球史料，有四分之一都是注释页的严谨著作。
《棉花帝国》一书共有十四章，按时间顺序，开篇第一章，讲述了欧洲主导棉花帝国之前的世界棉纺织生产状况。在早期的棉花种植、加工和消费的的网络中，欧洲处在边缘地位。随着伊斯兰教的扩张，棉花开始传入欧洲。而大航海时代的来临改变了欧洲人的思维路径，打破内卷，开始向外开拓。欧洲人在新大陆的掠夺和奴隶制三角贸易，为欧洲本土产业资本奠定了物质基础。第二章到第五章，讲述了战争资本主义时代，这是贝克特创造的新概念，描述从15世纪地理大发现到18世纪末棉纺织技术革命开始前的资本主义。通过抢劫西班牙宝船，英国以举国之力投资海军，继而成为印度棉布、非洲奴隶和美洲蔗糖的环大西洋三角贸易的总设计师。因为战争资本主义，英国的发展获得全球资源的注入。通过国家实力开拓了全球市场，进而发现了棉布这个广阔的市场需求。第六章到第九章，讲述了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多元统合。贝克特认为，工业革命欧洲国家“集体创作”的结果，将战争资本主义的遗产、较为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运作、具有前瞻性眼光的资本家的积极行动以及一个具有强大行政、司法和军事能力并愿与私人资本进行合作的国家“统合”起来，就是英国的成功秘诀。第十章到第十四章，讲述了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国家”在棉花帝国的构建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棉花经济成为了一种世界性的竞争。
对于谋篇布局非常宏大的作品来说，能找到一条清晰的脉络，从一个切面讲透一段历史时期是关键，也是难点。《棉花帝国》从切入点的选择，就成功了一半以上。这其实也是本书最大的一个启示，不是历史事实本身，而是这种研究的方法、看问题的视角。同一个问题，视角不同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不论从哪一个角度出发，将这一个切面的纵深拓展到底，总能看得到一些真相、领悟到一些真知。贝克特在书中无数次用了“多元统合”来描述棉花帝国和资本主义的运作，在每一个历史阶段，资本主义网络通过“多元统合”构建了更复杂的政治经济网络，在这些网络基础上催生了“棉花帝国”，而“棉花帝国”的诞生又反过来进一步推进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发展历程。对于做投资的人来说，面对的所有问题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嵌入在庞杂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具体问题，但其背后的触点无数，是诸多因素、诸多矛盾共同作用的结果。研究的切入点可能不同，也可能有优劣之分，但足够精深，都能获得自己的独立认知，而如何能获得更优的切入点呢？那来自于长期的广博积累，积跬步、至千里。
另外，对于拥有经济学常识和基础的人来说，阅读这本书本身是有趣的，融合了民族、地域，打破了行业的界限，从跨越全球、纵深历史的视角去审视资本全球化的生产组织方式、贸易方式、消费方式，可以从更宏观的角度理解世界经济。商人、商业资本家、经纪人、代理人、国家官僚、工业资本家、佃农、自耕农、奴隶都有自己的历史意义，这些人的共同命运构成了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历程。有意思的是，从这本书里，我们可以看出，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全球化”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是全球化的，也是得益于这种广阔的张力，资本全球化与产业发展可以穿越经济周期。棉花帝国的扩张过程，就是资本扩张的过程，棉花的全球化，也是资本的全球化。比如18世纪美国诞生后，通过更加灵活掌握原棉的三大关键要素：劳动力、土地和信贷，就迅速上升至棉花市场的支配地位。棉纺织品产业链的统合也离不开全球化分工，资源调配如何更有效率、利益怎样才能最大化，就按照怎样的方式组织产业。近300年时间过去，棉花产业的中心几经辗转，不变的永远是资本的翻云覆雨手和越来越紧密的全球化分工。追逐利益最大化是资本的DNA，资本的背后是人性的本能。全球化的脚步很难逆转，因为背后更深层次的诉求在短时间内很难以其他方式来替代。
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斯希·李斯特有一句话，“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多少倍”。从16到18世纪，亚洲始终是棉纺织技术特别是印染技术的最重要的源头。马可.波罗记述：“在科罗曼德尔海岸出产的棉布是世界上任何地方所能找到的最精细最美丽的棉纺织品。”但是亚洲却从未利用这些技术、原材料的优势构建出一个“棉花帝国”。直到18世纪末，欧洲人以跨越三大洲贸易流转的方式，不断引入新的政治、经济要素，打造出了第一个“棉花帝国”。贸易流转才是改变世界、建立新规则的法门。李斯特所谓财富的生产力，并不是生产关系对应并决定生产关系的生产力，这要么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种标志，要么是一种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制度安排。对于所有追赶者而言，大到国家，小到个人，实现财富的持续快速发展，不能仅仅着眼于眼前的财富，而应着眼于未来生产力的培育，比如常识、见识的长期培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