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资管行业不断壮大，“走出去”和“走进来”的需求与步伐从未停止，并且更加大步向前。
刘富荣于2018年加盟融通基金，担任国际业务部投资总监。他出生于中国香港，曾长期留学和工作于海外，对环球金融品类有着丰富的投资经验与见解。
在刘富荣看来，作为中外合资公募基金，融通基金的国际业务投资具有天然的优势。他致力于构建系统化的投研模式，进一步完善与提升融通基金的海外投资能力。
而对于市场，刘富荣熟稔港股的变迁，未来他看好受益于内地政策红利的行业。
A股港股相关性不断提高
刘富荣在中国香港出生，在美国留学修读经济学及统计学，曾经在国外知名对冲基金及外资投行工作。2005年回到香港后，始终专注投资事业，对于港股市场有着深刻而独到的见解。
在刘富荣看来，香港市场的特点是没有固定的经济体及不断变化的资金来源。到过香港的人都有印象，从尖沙咀遥看香港岛，高楼林立，风景很美，映入眼帘的还有很多广告牌。在刘富荣出生的上世纪80年代，港岛的广告牌是以日本、英美品牌为主。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期，日本企业的招牌逐渐减少，开始出现韩国、马来西亚、中国台湾企业的广告牌。近20年来，英美的广告越来越少，后来内地白酒行业与房地产龙头的招牌开始出现。在刘富荣的印象中，港岛的广告牌每5-10年都会更换一遍，这代表着主导香港市场经济体的力量在不停变换，也代表着在港交所上市并带来长远超额收益的股票可能在轮换。
“港股的特点就是不断有新的东西进来，而旧的东西也会消失。”这要求投资者必须脱离旧思维，灵活寻找新机会，才能在港股市场获得长期超额回报。刘富荣表示，港交所最近也开始接受同股不同权的企业上市，如去年开始允许没有利润的医药生物科技企业上市。基于过去3年的市场及监管变化，他认为应该关注受益于内地政策红利的行业，寻找高增长、高质量的龙头企业包括科技、医疗与消费行业，规避增长空间及想象力有限的成熟企业，如香港本地行业，也就是要规避一些人经常强调“港股估值处于历史低水平”的“价值陷阱”。
经常有投资者问刘富荣：什么因素主导港股市场？刘富荣认为，过去20年，港股与A股市场和美国市场关联度的演变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刘富荣表示，港股用港币计算，香港施行联系汇率，港币与美元挂钩，理论上美元的流动性会影响港元的流动性，港元流动性会影响港股估值。此外，历史上港股的主要投资者中，外资投资机构较多，包括大机构、海外投资者、海外华人在内的投资者，都是用美元或港元来投资，所以在2008年前，港股与美股的相关性大概在70%左右。
拐点出现在2014年。刘富荣指出，陆港通由2014年开始启动，南下资金2014年底开始进入港股。刚开始港股市场表现欠佳，2014年至2016年一直在徘徊状态。到了2017年，南下资金真正大幅进入香港，港股与美股的相关性大幅降低，而与A股之间的相关性不断提高，这足以反映持续的资金轮动对港股的深度影响。
除此之外，投资者也必须了解人民币走势对港股的影响。刘富荣表示，在香港上市的国内企业多数收入为人民币，并以美元或港元在海外发债，在人民币升值时，这些公司以港元计算的盈利会受益。同时，近年来外资对港股的偏好也开始提升，从2009年起，人民币中外协同效应是港股出现持续牛市的主要因素。
如果人民币贬值，虽然港股表现可能不好，但也会有很多内地需求透过投资港股来分散风险，并缓和外资撤离香港市场的负面影响。
打造系统化投研模式
谈到境内外投资上的差异，刘富荣坦言，文化上确实存在一定的差异，例如海外的投资研究报告会倾向于定量分析，并给予明确的结论。而境内的研究报告更多是定性的展望，留给阅读者充分的判断空间。与此同时，海外市场在信息对称性、违规的处罚力度上也与境内有明显差异。
此外，海外市场更相信系统性投资，如今海外被动ETF投资的规模已经超过主动管理的规模。相较于优秀基金经理的个人实力，海外更倾向于相信系统化的力量。
融通基金是中外合资基金公司，在境内的QDII额度大约9亿美元，有很多资金要投资海外，包括海外股票、海外债券、FOF或MOM，委任第三方管理人来管理，融通基金国际部就负责这项业务。国际业务部的投研特色本身包含了中外结合的优势，形成了系统化的投研体系。
2017年，融通基金外方股东日兴资产在日本成立了两只基金，分别是“新丝绸之路经济圈基金”和“深圳创新基金”，合计规模超过10亿美元，主要投资于A股市场，也是日本规模最大的投资于中国市场的公募基金产品。
刘富荣介绍，融通基金是这两只基金的投资顾问，并继续协助日兴资产开发中国境内固定收益策略。同时利用融通的研究资源，为日兴A股QFII基金及新成立的两只基金提供投资顾问服务，使其研究更加贴近中国市场。
谈到国际业务部的投资团队，刘富荣介绍，国际业务部人员配置在30人左右，投资部门有11个人，负责范围包括股票、债券（利率债、信用债）、MOM/FOF。国际业务部内部又分为三个团队：以管理及投顾规模计算，第一个是股票组；第二个是债券组；第三个是MOM组，即委外第三方管理人组。
刘富荣介绍，融通基金国际业务部的投资集合两个模型，首先会自上而下通过宏观模型来追踪数据，把海外宏观与国内宏观合并起来，尤其是对中美两大经济体经济活动的关联及互动进行有重点的深度研究。在刘富荣看来，这个模式至关重要，现在的经济状况会影响盈利，盈利会影响公司估值和未来股价走势，所以首先要研究宏观基本面，根据科学性及能重复性的研究基础，以经济情况及市场流动性为模型，根据政策走势做出对宏观、中观的主线及拐点判断，最终根据模型结论进行适当配置。
而在“自下而上”方面，则是基金行业系统化的流程，即看行业，看公司，与管理层沟通，看报表，看经营状况，去上下游公司调研等。
“选股票很多的时候是选行业，即行业本身必须是增长性行业。选对行业后，再在行业里找龙头。”刘富荣拿香港本地房地产举例，每年香港新建1-2万套新房，增长相对较为缓慢，盈利突破空间有限，反而在香港上市的内地物业管理公司受益于政策红利，公司未来发展的想象空间非常大。
在基本面与估值的比较中，刘富荣更看重企业的增长。如果增长很快，或者是处于高增长行业的龙头，如盈利增长很高，即在对管理层、基本面、行业、个股、竞争对手、上下游进行分析之后，确定这家公司真的很有优势，处于一个好的行业，同时“现金流下的回报”较高且有增长潜力，那么可以适当提高对估值的容忍度。
中国市场是全球配置宠儿
“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资本市场成为全球配置的宠儿。”从中长期角度而言，刘富荣积极看待中国所蕴含的投资机会。
刘富荣指出，市场化改革顺应经济发展大趋势，中国从“世界工厂”走向“科创前沿”。2018年、2019年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以及新一轮对外开放，有望成为科技创新大趋势的开始。
他表示，资源禀赋的变化推动产业结构的演进，因此塑造了“核心资产”的世界。2008年之后，“世界工厂”的增长模式开始乏力，投资品相关行业的占比从2011年的47%降至2018年的40%，房地产、金融的占比快速上升，消费占比开始企稳，信息技术大发展。同时中国要素禀赋发生变化，从“低端劳动力红利”到“高素质劳动力”、工程师红利等转变。
刘富荣认为，中国股市的机构化特征日益增强，国际化进程将加速推进，驱动A股、港股成为全球财富配置的“新大陆”。2014年以来，中国资本市场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以A股和港股的互联互通机制推出、A股纳入MSCI、科创板的设立为特征，A股与港股正加速融合。
与此同时，国际化进程将加速推进。以海外投资者占股票市场的比重来看，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在开放资本市场以后，海外投资者持股占比最终都达到了20%至30%，而截至2018年底，外资持有A股流通市值的比例仅3.25%，未来想象空间显著。
刘富荣指出，中国资本市场机构化特征越来越明显，长期资金开始加速入场。“现有的机构投资者中，外资增长迅猛，基金发展平稳，社保、保险等长期投资者占专业机构投资者的比例稳步提升。”
谈到港股，刘富荣表示，虽然相较其他市场，恒指在估值上更具吸引力，但考虑到恒指本地板块包括香港银行、房地产、零售以及与上述行业相关的澳门博彩业正面临重大考验，而市场对本地行业未来两年的盈利增速预测过于乐观，预计这些行业后续估值有较大下调空间，目前宜采取低配策略。而对中资基建和消费保持超配，此外增加对个别中资医药、新能源及油服公司的配置。
“从中长期来看，我们认为应重点关注受益于内地政策红利的行业，规避增长空间及想象力有限的成熟企业，比如香港本地行业。”刘富荣表示。
而对于美股市场，刘富荣指出，在美联储连续降息与美元在美国国内供给充足的背景下，短期内美股各大指数大概率会维持在历史高位。但不容忽视的是，美国经济已经出现放缓迹象，并且其国内政治矛盾升温，若企业与个人消费的强劲势头消失，市场可能会降低对增长股及动量股的长期超配，因此应适度减持国际业务收入占比高的美国增长股、高动量及低波动率股，并且增加对价值股的配置。
从中长期来看，美国经济已经进入“晚周期”阶段，建议增加对国债及长波动率（VIX）等防御型资产的配置，同时相应降低美国股票资产的配置比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