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绮蝶
特朗普再次执政已近300天，在优先打击国内非法移民和海外贩毒组织的同时，最近还在中东促成了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暂时停火。特朗普发动的全球对等关税，始终聚焦对华博弈。中美经历四轮经贸磋商以后，双方的经贸紧张关系并未得以缓解。特朗普的不确定性仍是美国对外政策的最大影响因素。近日，兰德公司（RAND）前高级国防分析师、美国新安全中心（CNAS）印太安全项目兼职高级研究员德里克·格罗斯曼（Derek Grossman）向中美聚焦北京编辑部谈及了特朗普再次执政以来的对华策略变化、人事特点以及印太战略的调整。
他认为，特朗普2.0时期的国安会协调体系已经瘫痪，内部自下而上的信息反馈乏力，对外决策基本上由特朗普个人意志决定，因此增加了不稳定性。但可以确定是，特朗普正在按照自己对“大国竞争”和“势力范围”的理解，尝试“重置”和中国的关系。以下是他答问的第一部分。
问：去年这个时候，您向我们提到，如果特朗普当选并重用MAGA派系的人，美国外交政策将更加孤立主义、更注重战略收缩，基本上会背弃印太地区。整整一年过去了，特朗普第二任期已超260天，您如何评估他当前的国内和外交政策路线？
德里克·格罗斯曼：是的，我想澄清一下特朗普2.0正在发生什么：整体上并非孤立主义。有些个人是孤立主义者，但政策本身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孤立主义。去年我这样说，是条件性的，也就是“如果”特朗普当选后变得更孤立主义。当时没人能真正预测结果。现在，一年后，我不会称之为孤立主义。我会说，它由两派主导：优先派和克制派。
▲德里克·格罗斯曼。
“优先派”是将某些地缘政治议题置于其他议题之上。“克制派”坚称应限制美国全球活动，认为我们不可能到处当世界警察。所以，2.0存在相互竞争的思想流派，有时对外言论显得自相矛盾。
问：9月初，中国举行抗日战争胜利日阅兵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提及美国在帮助中国赢得二战胜利方面的贡献。美国究竟如何看待这段历史？
德里克·格罗斯曼：我认为我们处于不同的局面。特朗普政府显然将中国视为大国竞争对手。特朗普总统想通过直接与中方的对话来“重置”双边关系。对中国而言，历史叙事意义深远，而美国往往不会过度强调历史，而是优先考虑当前双边关系。
问：您如何看待特朗普团队2.0的国安和经济团队对中国政策的影响？谁对特朗普影响最大？
德里克·格罗斯曼：很难说，对于美国往届政府来说也很难判断，因为政府内部总有相互竞争的观点。有些人更鹰派；其他则更鸽派。或者，更准确地说：有些人更支持对抗中国和威慑中国，而其他人更支持与中国接触。在本届政府中，正如我刚才所说，特朗普通常听取最后与他交谈的人，这使得政策方向难以预测。这已一再显现。但总的来说，我会选鲁比奥——不仅仅因为他身兼国务卿和国家安全顾问两个职位，还因为他是一颗政治新星。他深受特朗普信任，尤其当总统周围其他人显得不合拍或某种程度上无能时。
▲9月22日，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日本外相岩屋毅、韩国外长赵显在纽约联大期间举行三方会晤。
问：鲁比奥在国会时是鹰派，在特朗普2.0中也是少有的传统共和党人。他如何调和自己的对华鹰派立场与当前相对温和的处理手法？
德里克·格罗斯曼：鲁比奥正尝试“衡量”（gauge）特朗普的对华立场。特朗普已明确表示，虽然中国不是我们的朋友，但他也想“重置”大国关系。鲁比奥有责任执行特朗普的政策指示。过去几个月，鲁比奥几乎没有对中国表达负面情绪。以战争部长皮特·赫格塞斯（Pete Hegseth）为例。正如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帮办施灿德（Chad Shragia）所提到的赫格塞斯说“美国无意主导或扼阻中国”，这对美国国防部长而言是相当不寻常的语言。对比他5月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上的讲话，反而鹰派色彩更浓，与过去十年或更长时间的传统美国政策一致。现在，那种语气也没了。我认为这种转变是因为特朗普总统说过：“我不想任何人搅局”，因此每个人都需要遵守。
现在有很多传言说，协调不同部门的白宫国安会已经完全崩溃。过去，总统会设定政策目标，然后指示整个国家安全机构制定方案。它最初是自上而下的指令，然后涉及自下而上的输入，为总统提供基于他政策目标的谈话要点。现在，在特朗普2.0下，国安会已成为纯粹的执行机构。特朗普不想要谈话要点、利弊分析或带决策点的政策选项。他只想自己做决定，然后通知每个人执行。这就是现在的国安会程序。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到几位美国政府官员在言行上非常谨慎——不仅仅是对华政策，而是涵盖所有内外政策。这些人不想与特朗普脱节。
问题是，当国安会在机构间协调的进程不奏效时，信息反馈循环就减少了。人们不再真正知道特朗普总统想要什么，因为一切都在他脑子里。我和我的许多同事也相信，特朗普喜欢即兴发挥。这已经引发不少麻烦，未来很可能越来越如此。
问：您的意思是当前的特朗普2.0甚至比特朗普1.0更混乱？
德里克·格罗斯曼：是的，因为特朗普2.0所用人员如此不同——他们都是忠实的追随者，不是特朗普1.0使其的传统共和党人。而且，如我所说，国安会协调程序已崩溃。
问：您多次提到的“重置”对华关系是指什么？美国曾试图与俄罗斯“重置”关系，但最终失败。如果美国“重置”对华关系，主要元素是什么？特朗普是否在推进这种重置？可能会实现什么成果？
德里克·格罗斯曼：从2017年前，特朗普就一直说想要和中国有一个更好、更公平、更互惠的交易。他在第一任期达成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坦白说，我认为它让中国得利太多，然后疫情爆发，该协议没有完全落实。我认为特朗普想要“第二阶段协议”。我近日看到一份报告，很多讨论都集中在农产品贸易上，也就是中国买多少（或不买）美国农产品的问题。但其中的差距是可以弥合的。这和更复杂的台湾问题不同。我认为双方会达成协议——尽管这并不意味着关税会被完全取消。但我确实认为马德里的中美会谈进行得异常顺利。特朗普似乎很高兴，如果特朗普高兴，那就会有事发生。达成的TikTok共识似乎是继续由中国控制，特朗普对此没意见。这是美国的让步。特朗普显然不喜欢禁止TikTok，因为他个人从中获益很多，有一些方法来弥合这些较容易问题的分歧。
▲9月21日至25日，美国国会众议院跨党派代表团史密斯一行访问中国。他们强调了在外交、经济和安全问题上重新调整双边关系的必要性。
问：是的，那更难的问题呢，比如台湾问题。美国如何重置？
德里克·格罗斯曼：处理台湾问题将会非常复杂。我担心的是，特朗普可能会以一种削弱台湾现有生存状态的方式来处理。特朗普看待世界的方式更像是19世纪或20世纪上半叶的“帝国争霸”。他的思维高度个人化，看重势力范围的划分。换句话说，只要不直接影响美国利益，中国可以在东亚发挥影响力；俄罗斯可以在中东欧做同样的事；印度可以在南亚为所欲为。而在西半球，美国必须保持主导地位。如果俄罗斯或中国想在西半球发挥作用，那才是特朗普当下所理解的“大国竞争”。只有当它直接影响到美国在“自家后院”的利益时，他才会介入。
至于台湾，我并不确定。毕竟它不在西半球。当然，台湾有一些问题直接与美国利益相关，比如半导体生产。从这个角度，美国当然会担心台湾。但至于捍卫台湾的理由——共享的价值观以及对美国盟友和伙伴造成的影响——这些在特朗普那里似乎毫无分量。他并不在乎这些，这都是地缘政治评论家关心的事情。特朗普考虑的就是对美国经济的直接影响。
大家都依赖台湾的芯片来制造手机和汽车。但美国人也在说，“我们正在多元化”：让韩国生产更多半导体，美国也在生产更多。但还没有达到一个关键门槛——也就是说，如果台积电被毁，我们也没关系。我们还不能这样说。但是，还记得2024年参选总统的拉马斯瓦米（Vivek Ramaswamy）吗？他基本上是说，我们应该协防台湾直到我们能自己生产半导体。然后，“再见，台湾”。这就是他的公开政策。我认为特朗普政府内部有人会赞同这种想法，甚至产生共鸣。
▲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已向台湾地区提出芯片生产“五五分”构想，即由从前的台湾生产美国所需的95%芯片，改为双方各自拥有一半产能。
问：自特朗普1.0以来，美国政府外交官不再公开呼吁和平解决两岸分歧。拜登的政策似乎更进一步，转向“战略清晰”，这在中国看来就是为台独分子发出错误信号，加剧台海风险。我们知道特朗普厌恶风险，而且喜欢纠正拜登时期的政策。除了重申美国的“一个中国”立场之外，您认为他会不会更进一步，应中国的要求公开“反对”台独吗？这也能威慑台独分裂势力。他这样做的可能性有多大？
德里克·格罗斯曼：如果有一天特朗普政府宣布它“反对”台湾独立，我不会惊讶。特朗普多年来一直说他想要与中国达成“大交易”。问题在于：美国要放弃什么来达成这笔交易？但这正是根本问题：你永远不知道特朗普会达成什么样的交易。然而，你知道的是，无论什么交易，都大概率会让他本人、家族及集团经济上受益。
这也适用于南海局势。我不认为特朗普或他的团队关心南海争端；他们宁愿这个问题从地图上消失。未来三年，马尼拉不能指望美国的支持。对于特朗普2.0，指导原则很简单：如果不直接影响美国人民，那我们就不做。那就是特朗普2.0的政策核心。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美聚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