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永定：对中国经济悲观的人错在哪了

作者：余永定（Yu Yongding）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前会长

西方一些经济学家们长期唱衰中国经济。他们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是受极高水平的资本投资驱动，而个人消费在疫情后受到抑制，导致中国经济处于危机边缘。

诚然，中国几十年来的增长模式都是投资驱动型的。与大多数东亚经济体一样，中国利用高储蓄率来维持高投资率，支持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政策制定者经常将基础设施支出作为逆周期政策工具。例如，2009年，中国政府推出了4万亿元人民币（折合560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以抵消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不利影响。到2009年年底，中国的投资增长率已飙升至30.1%，总投资额占GDP的45%。

但在2011年，中国退出财政刺激措施，以遏制不断膨胀的房地产泡沫和缓解通胀。自那以来，投资增速稳步下滑，自2017年以来一直低于GDP增速，2023年仅为3%。

▲2024年4月24日在第135届广交会场馆内拍摄的中外客商。

如今，国内消费已经取代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2023年，消费支出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率为82.5%，固定资产投资的贡献率为28.9%，而净出口的贡献率为“-11.4%”，拖累了经济增长。根据我的估算，2023年，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占GDP的比重分别为54.7%、42.8%和2.5%。

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最终消费支出远低于其他国家，比如美国。2019年，中国消费支出占GDP的56%，而美国总消费占比高达81.5%。但两国的消费结构大不相同：在中国，服务消费在总消费支出中的比重不到50%，而在美国，这一比例为三分之二。

此外，中国的服务价格远低于美国。在调整了差价后，我发现，在2022年，中国的商品（包括餐饮）消费总体上占GDP的37%，而美国为28%。换句话说，就商品而言，中国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超过了美国。2022年，中国的消费贷款占GDP的比重（不包括抵押贷款）为14%，与美国和日本的比率大致相当，这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评估。

然后是住房所有权。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家庭将很大一部分收入用于购买住房。结果，今天中国的住房拥有率是世界上最高的（中国的人均住房面积也很高）。我看不出购买昂贵消费品和购买住房有什么本质区别，但前者被视为消费，后者被视为投资。而就房地产投资而言，中国的比率（占GDP的比例）是世界上最高的。

这就引出了储蓄率。批评人士说中国储蓄率仍然高，这是正确的，但他们往往会高估。人们普遍认为，去年中国家庭的可支配收入仅占GDP的40%。但这一数字是基于由中国国家统计局收集和公布的住户调查数据，可能反映一种向下偏误。

国家统计局的资金流量表显示，2019年中国家庭可支配收入约占GDP的60%。与调查数据相比，国家统计局的资金流量表发布频率较低，受到的关注也较少。有充分的理由认为，60%是更准确的数据。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十年，政府总收入占GDP的比例一直徘徊在20%至30%之间，这在主要经济体中处于最低水平。政府收入和家庭可支配收入所占GDP比重不可能如此之小。

因此，中国的处境可能比悲观主义者所说的要好得多。如果中国家庭减少储蓄、增加消费，中国经济将会受益，但只要通货紧缩的威胁还在，收入增长停滞不前，股票和房价还在下跌，就很难说服他们这么做。毕竟，居民的消费是收入、收入预期和财富的函数。这就是为什么提振国内消费的第一步是启动增长，这就需要新一轮政府资助的基础设施投资。

幸运的是，中国政府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中国财政部已宣布计划今年发行1万亿元人民币的超长期特别国债，首批超长期国债已于上周发行，未来几年还将发行更多超长期国债。它也支持央行（PBOC）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购买更多政府债券。

此次债券发行是对中国的一次考验。如果成功，政府可能会发行更多债券为基础设施投资融资，以抵消消费增长放缓和房地产投资下滑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政府还需要筹集更多资金来稳定房地产市场，减轻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

如果中国有希望实现今年GDP增长5%的目标，一个更具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是必不可少的。这意味着发行更多债券，同时鼓励央行从二级市场购买更多政府债券，并进一步降低利率。

全文翻译自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标题“What the China Pessimists Are Getting Wrong”（2024），作者余永定，曾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2004-2006年为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