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宫何
编辑：冷炎
4月3日，在管规模接近130亿元的圆信永丰基金前副总兼首席投资官范妍正式离职，转而加盟头部机构富国基金。
1个月后，中庚基金公告旗下2只重要权益基金“中庚价值领航”、“中庚价值品质”2只产品均增聘了其他投资经理共管，而作为中庚“台柱子”的知名基金经理丘栋荣的离任预期也在愈来愈近。
离职往往有个中缘由，但未来类似现象或许不会成为孤例。
度过“顶流”经理个人撑起百亿量级的行业峥嵘期，那些过多依赖明星光环的公募机构，正在伴随离职现象的增多，呈现出更强的规模脆弱性。
尤其对个别中小机构而言，个别明星经理所管规模超过旗下非货1/3甚至占据半数之上。
行业处在上升期时，没有管理人不期望养成若干明星经理实现带货效应，以免在激烈的规模赛跑中不进则退。
而在行业收缩时，存量资源的内卷、降薪控费的冲击，无不让那些依靠顶流明星投资经理而实现规模短暂崛起的中小机构面临着更大的被动。
昔日的复制努力、线性扩张、顺风加注，如今堆积成尾大不掉的徒劳。
顶流们离舵远走的结果，是原有机构规模的加速代谢，以及持有人所陷入的选择陷阱。
退潮之时，尴尬的总是裸泳者。
留给中小管理人的时间不多了。
01
带量蒸发
2014年的元旦次日，首家总部位于厦门的公募机构——圆信永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在两岸经合背景下应声设立。
这家由厦门国际信托、台湾永丰投信联合发起的机构，成立之初便面临着基金市场的激烈竞争。
虽然获得上证资管洪流等人的加盟，但成立数年后权益管理规模始终未能突破百亿。
直到基金牛市爆发的2020年，变化开始出现。
当年底，范妍掌舵的新发基金“圆信永丰兴研”规模做到了37.6亿元，加之其下另一只权益产品普通股票基金“圆信永丰优加生活”的31.2亿元规模，让圆信永丰的主动权益首次突破百亿大关。
在过往业绩加持下，升任副总和首席投资官的范妍也一举成为圆信永丰台柱子，旗下管理规模总额曾在2021年末最高峰达到226.9亿元。
这个数字，是圆信永丰同期权益规模的94.3%，非货总规模的61.6%。
撑起范妍百亿规模的，是其久经周期所验证的长期业绩。
作为范妍昔日掌舵时间最久、规模也最大的产品，“圆信永丰优加生活”在总计接近8年半的时间里累计创下188.8%的总回报，折合年化回报达13.4%，在同期135可比产品中排名前4%。
但当投资经理规模一股独大时，潜在的人事变动风险对于产品规模就会呈现出更显著的边际冲击。
在范妍离职讯息已不胫而走的2024年一季度，范妍旗下8只产品的规模累计净赎回份额高达21.4亿份。
较高的机构持有比例，会成为此类产品的规模弹性放大器。
例如2023年末，范妍4只在管产品的机构持有比例超过50%，而这4只产品刚好成为一季度份额赎回的主力，合计净赎回17.4亿份，占同期净赎回规模的8成以上。
即便是离职前，如此“顶流脆弱性”仍然明显。
范妍离职前在管规模仍有128.7亿元，占圆信永丰非货规模的42.3%，在主动权益产品中的占比也达88.9%。
如何接盘来持营头部经理离任后的巨量规模，一直是该类现象的难题。
对遗留产品进行差异化分配、分拆，进而达到“削藩”效果，是较为主流的选择。
例如出于应对，圆信永丰将上述产品分配给不同投资经理管理，而参与承接的投资经理多达7人。
规模最大达39.1亿元的“圆信永丰优加生活”转由陈臣挂帅，33亿元的“圆信永丰兴诺一年持有”则同时交由胡春霞、蒲雨佳两名投资经理负责。
也有部分机构由于规模过于集中，被迫将年轻经理推向百亿管理前线的情况。
蔡嵩松案发并从诺安基金离职前的2023年6月末，其在管规模曾达278.7亿元，但其中226.9亿元集中在“诺安成长”上。
承接这只百亿产品的，是上手基金经理岗位不到1年的刘慧影，而履新的一年多来，“诺安成长”累计亏损达-20.4%，排在同类倒数前40%。
刘慧影承接的另一只来自蔡嵩松的灵活配置基金“诺安积极回报”跑出了8.05%的任职回报，排在同类前7%。
但这没能阻挡诺安成长的规模外流。
整个2023年，诺安成长净赎回份额达36.1亿份，而截至2024年一季度末，诺安成长规模已从2020年的327.8亿元规模高点锐减至167.7亿元，3年多时间接近腰斩。
02
独大之危
知名经理的出走或许刚刚开始。
多方消息显示，下个即将离任的百亿经理或提前锁定中庚基金的百亿经理丘栋荣。
截至2024年1季度末，丘栋荣在管规模接近200亿，独占中庚基金旗下非货规模的近8成。
接近中庚基金人士认为，丘栋荣虽然可能会离职，但所主导PB-ROE低估值价投体系已在中庚内部产生充分影响，其投研人员也将在此基础上做足投资管理的承接工作。
或是作为应对准备，丘所管的“中庚价值领航”、“中庚价值品质一年持有”已分别增聘吴承根、刘晟为基金经理。
虽然如此，但投资明星离任所引发的规模流失，往往难以避免。
丘栋荣基金同样是机构重仓的对象。
例如截至2023年末，其所管理的中庚价值领航的机构持有比例达45.2%。
这意味着当离职发生时，同样可能带来明显的规模流出。
与过去的诺安、圆信永丰，如今的中庚相似，不少中小公募仍与规模独大的个别顶流所绑定。
资管风铃统计截至2024年1季度末Wind数据发现，由百亿级投资经理管理旗下10%以上非货规模的公募机构多达11家。
其中，7家机构的百亿级经理单一集中度超过30%。
除丘栋荣规模占中庚非货近8成外，赵诣旗下的116.5亿元，也占到了泉果基金6成以上的非货规模。
此外，陆彬之于汇丰晋信、马芳之于国金如同范妍之于圆信永丰，管理规模占所属机构非货的4成以上。
这些空有顶流经理坐镇并占据规模大头的公募，脆弱性可见一斑。
倘若上述百亿经理心生去意，那么留给管理人的势必将是现有规模和行业座次的进一步震荡。
相比大而全的头部机构，明星经理在中小机构往往具有更可观的报酬议价力。
在行业控费、限薪的大势作用下，中小机构的支付能力或将遭遇挤压，面对日益提高的压力，基金经理的在岗不确定性骤然提升。
面对以上风险，中小公募的周转余地是有限的。
如果无法逆行于当下的控费降薪大潮，给予投资经理更为可观的回报，只能在股权激励等长效机制上进行更多探索和创新。
但这个被行业老生常谈的激励举措启动已满10年，实际表现似乎差强人意。
至今没有被顶流所裹挟的基金公司，则会感到唇亡齿寒。
它们要么挖掘和培育更多能够产生明星效应的投资经理，要么增补共管者，避免一股独大而加剧自身规模脆弱性风险。
可以预期的是，突出团队作战、多经理共管制大概率将成为下一阶段的行业标配。
但要知道，“弱化个体、强化团队”，也容易跌入忽视个体能力的平均主义陷阱，甚至加速行业人才“公转私的”趋势；
何况相比投资经理的个人风格与框架，投资团队更难刻画出吸引规模踏至的流量化叙事。
站在苦于“顶流脆弱性”的当下，行业似乎意识到了投资经理明星化的毒副作用；
但倘若造星带量的游戏重演一回，又有多少管理人能够主动控制规模，抵住潜在诱惑？
那才是真的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