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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课 第七十一期 就要开讲啦！
基于PSR模型的太湖流域生态健康评价及主要影响因素
董稳静, 陶艳茹, 庞燕, , 许秋瑾, 余小梅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摘要:压力—状态—响应（PSR）模型能反映社会经济状况对湖泊水体生态环境带来的影响。基于PSR模型，构建包含人口密度、流域植被指数、换水周期、浮游植物多样性指数等18项指标的评价指标体系，评价太湖流域生态健康状况。选取1999年、2007年作为历史对照年份，将2011—2020年流域健康状况与对照年份进行比较，分析太湖流域生态健康状况变化。结果显示：1）所构建的指标体系状态层、压力层、响应层权重分别为0.418、0.291、0.291，对太湖流域生态健康产生较大影响的指标主要为大型水生植被覆盖度、湖泊总磷达标率、环保投资占GDP比例、湖泊综合营养状态指数（TSI）、水资源利用开发率及浮游植物多样性指数，其总贡献率为51.74%。2）1999年、2007年太湖流域生态健康评价结果为不健康，2011—2020年处于一般健康至健康状态，其中2015年、2017年生态健康评价指数降低，但总体上2011—2020年流域健康状况呈好转趋势。2011年之后太湖流域健康状况好转主要得益于近十几年中央与地方合力进行流域治理、生态修复和综合管理。2015年、2017年流域生态健康指数波动主要归因于不利的气象因素。3）大型水生植被覆盖度、湖泊总磷达标率、湖泊TSI、浮游植物多样性指数这4项指标的变化与太湖流域生态健康评价指数的变化及健康水平相关性较高，近20年来环保投资占GDP比例的提高、水资源开发利用率的优化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这4项指标下降对太湖流域生态健康带来的不利影响。
关键词:太湖流域 / PSR模型 / 层次分析法（AHP） /
生态健康 / 指标体系
流域是人类生产、生活的主要聚集地，流域内的水、土地、生物以及矿产等资源维系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湖泊生态系统与流域健康状况不仅在水环境、水资源等方面相互关联、相互影响，而且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具有极大的相关性，形成不可分割的整体[1]。流域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的方法主要有指示物种法和指标体系法[2]两大类。指示物种法主要依靠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开展，通过生态调查得到流域水体的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底栖动物等信息，建立适合研究对象的生物完整性指数；指标体系法主要是根据研究对象特点、研究目的，从不同角度筛选具有代表性的评价指标，确定流域生态健康等级。指示物种法相较于指标体系法更简便快捷，但是难以反映人类、社会经济等方面对生态健康的影响[3]；而且指示物种法通常涉及到多个物种，难以明确每个物种的指示作用，物种监测过程中参数选择会对最终结果带来影响[4]。指标体系法需要根据研究对象进行代表性指标筛选，这一过程较为复杂，但是不同方面的指标可以从多个方面体现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更加准确地呈现评价对象的健康状况，评价结果比较贴合实际。
不同指标体系法中，PSR模型可突出人类经济社会因素对自然湖泊的影响。PSR概念模型最早在1979年由Rapport等[5]提出框架，后经联合国经济合作开发署和环境规划署共同发展确定了PSR模型，常被用于区域生态系统健康评价。该模型适用于大多数生态问题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同时可以从不同方面筛选指标，表征一段时间内研究区域经济、人口等社会条件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我国学者使用PSR模型开展生态评价有较多实例，如高丽萍等[6]依据PSR模型，以自然、社会、经济3个方面为基础，选取了17个评价指标开展滇池流域生态健康评价，并依据评价结果提出生态健康管理建议；何琼[7]依据PSR模型对巢湖流域生态健康进行评价；Zhang等[8]使用PSR模型，结合突变级数数学理论对洮儿河与嫩江相连的下游湿地生态健康进行评价；郑慧玲等[9]构建珠三角生态环境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从生态压力、生态敏感度以及生态恢复力3个方面选取人口密度、植被覆盖指数等11个具有代表性指标，分析影响生态环境脆弱性的因素；Lai等[10]以福州市为研究区域，建立PSR模型，选取15个评价指标，分析2000年、2010年以及2020年生态健康状况，并且辅以障碍因子确定了影响生态健康的主要因子，为后续有效措施提出提供依据。
太湖流域地处长江中下游，河网密布，湖泊众多，区域经济发达、人口稠密。人类活动和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对太湖流域生态环境带来一系列不利影响，出现水环境质量下降、水生态功能退化等问题，对太湖流域整体生态健康造成威胁。已有学者开展了太湖流域生态健康方面的研究，如金珂等[11]基于环境DNA对太湖流域底栖动物进行监测并构建完整性指数进行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王雪然等[12]从保护生物多样性角度出发，构建流域生态安全格局，为太湖流域生态体系建设提供参考；许妍等[13]运用PSR模型，选取胁迫因子、状态因子以及效应因子构建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指标体系，从空间变化角度对2010年太湖流域综合生态健康状况进行分析。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基于PSR模型结合层次分析法，对太湖流域近10年生态健康状况进行分析，并与1999年和2007年的生态健康状况进行对比，以期为太湖流域持续治理和生态健康管理提供借鉴。
1. 研究区域概况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域概况
太湖流域位于长江三角洲的南缘，跨越江苏、浙江、上海3省（市）（图1）。流域总面积为36 900 km2，地形包含平原、山地，绝大部分属于平原地区，整体地势中部较低、西部较高。湖泊面积为2 338 km2，属于浅水湖泊，水深2 m左右。流域地处亚热带，气候温和、湿润。流域内多年平均水资源量为176亿m3，承担着无锡市、苏州市、上海市等地的城乡供水，服务范围超过2 000万人。
1.2 数据来源
流域人口、社会经济、城市建设等数据主要来自于1999年、2007年以及2011—2020年的《上海市统计年鉴》《江苏省统计年鉴》《浙江省统计年鉴》；植被相关数据通过Google Earth Engine（GEE）云端运算平台调用Landsat TM/OLI影像，按最大值合成法提取，对于缺少年份的植被指数，利用插值法计算；水资源利用率、用水总量等数据主要来自于《上海市水资源公报》《苏州市水资源公报》《无锡市水资源公报》；流域生态状况指标、水质指标数据来源于太湖流域水资源管理局官网公布的2007年、2011—2020年《太湖流域水资源公报》《太湖健康状况报告》。对于年鉴、公报中缺少的部分数据，如土地利用方面的指标数据来源于相关文献资料的收集。
2. 流域生态健康评价体系构建
2.1 基于PSR模型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太湖流域经济快速发展为流域内生态环境带来更多压力，容易引发水质恶化、生态功能降低等问题，从而影响到生态健康状况。综合流域社会经济及“三水”统筹，本研究选用PSR模型，筛选与人类活动相关以及社会经济方面的指标作为压力指标，选取表征太湖水环境的理化指标作为状态指标，以反映水生态质量的水生生物指标作为响应指标，构建流域生态健康评价指标体系。
2.1.1 压力指标
太湖流域地处长江中下游，区域经济整体发展迅速，人口密度大，城镇化水平高，导致流域内污染物排放量较高。大量排放的污染物经处理后，仍有部分排放到自然环境中，继而影响水体生态健康。水资源过度开发利用会影响到湖泊用水，引起湖泊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改变，导致水生生物多样性下降，水体受到污染，用水总量、水资源开发利用率指标可反映人类活动压力影响下流域内水资源利用状况。因此，选取人口密度、建成区面积比例（反映城镇化水平）、流域总氮与总磷排放量、用水总量和水资源开发利用率作为压力层表征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标。
自然湖岸带具有拦截陆地污染物的功能，湖岸带受到破坏，其对污染物的净化能力会下降，污染物进入湖泊使水体受到污染[14]；流域植被指数是反映流域内森林资源和绿化水平的重要指标，高的植被覆盖度能减少地表径流，从而减少面源污染；环保GDP投入比例指流域内环境保护投入资金占流域总GDP的比例，该指标反映人类对流域的保护程度。考虑到太湖的实际情况，选择自然湖岸带比例、植被指数、环保投资占GDP比例作为压力层表征人类活动对流域生态环境影响的指标。
2.1.2 状态指标
流域内人类的生产生活等活动导致污染物排放，直接影响水体总氮、总磷达标率，影响湖泊的营养状况，而当水体氮、磷浓度超过一定值，会引起水体富营养化，因此，选取湖泊水体总氮与总磷达标率、综合营养状态指数（TSI）作为状态层反映水质的指标。
流域内正常的水循环过程对可利用水资源量产生影响，水循环受阻会降低流域内水资源再生能力，从而进一步影响可利用水资源量；同时，流域内的社会经济发展会增大用水需求，如人口密度增大、工业生产增长等。多种压力影响下的可利用水资源量数据能够反映流域是否处于正常水循环状态。湖泊换水周期对湖泊污染物的消纳和去除有一定影响，换水周期较短可以加快水体内营养物质的流动，促使水体富营养化程度改善，可通过实施外流域调水来缩短换水周期。因此选取换水周期、可利用水资源量作为状态层反映水资源的指标。
2.1.3 响应指标
流域生态健康响应指标选取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底栖生物和水生植物4种水生生物的多样性来表征。原因是：1）浮游植物的生存周期较短、个体小、繁殖速度快，对水环境变化敏感，其群落的变化能够反映出一定时期内水生态环境状况[15]；2）浮游动物具有分布广、数量大、世代周期短等特征，且运动能力弱，具有随波逐流的特性，其群落结构对环境变化敏感，常用于水生态研究中[16]；3）底栖动物具有相对固定的活动场所，对物理环境的反应比较缓慢，并且不同底栖动物对水生态环境变化的耐受性、适应性等响应不同，常作为湖泊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17]；4）水生植被具有净化作用，能够吸收降低水体中营养盐，并有效降低藻类生物量，其覆盖度和种类是影响湖泊生态系统稳定的关键因素之一[18]。
基于PSR模型，根据上述分析，构建包含压力、状态、响应3个层面共18项指标的指标体系，具体如表1所示。
2.2 基于层次分析法和综合指数的评价方法
2.2.1 层次分析法
2.2.1.1 指标权重计算
层次分析法结合主客观因素，使用数学计算定量分析，对拟解决的问题进行对比、分解、综合分析得到最终指标权重，能够较好地对所研究问题的影响因素及不同层次的内在关系进行研究，具有层次分明、适用性强等优点[19]。通过咨询相关领域专家，对不同准则层、不同指标间的相对重要性进行判断，对判断结果进行一致性分析，确定有效判断矩阵A；对有效判断矩阵进行层次分析计算，得到各项指标的权重系数，具体计算过程如式（1）~式（8）所示[20-21]。
对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若CR<0.1，则为有效判断矩阵：
式中：CI定义为一致性指标；τmax为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m为对应矩阵的阶数；RI为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根据阶数选择对应的计算数值。
将判断矩阵A的元素按列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矩阵B：
式中i、j均为下标，与表1中指标名称序号对应的下标一致。m取值9、5、4，与不同评价层指标个数一致。
将矩阵B的元素按行相加，得到向量α：
对向量α作归一化处理，得到权重wi：
求出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τmax）：
根据式（7），计算得到湖泊流域生态健康评价指标体系中各指标权重，结果如表2所示。
压力层中，环保GDP投资比例、水资源开发利用率的权重较大，分别为0.089 4、0.073 2。状态层中，湖泊总磷达标率、湖泊TSI权重较大，分别为0.094 5、0.077 2。响应层中，大型水生植被覆盖度权重最大，为0.120 8。不同指标层中，压力层的权重最大，为0.418 0，状态层、响应层的权重均为0.291 0，不同状态层对流域生态系统健康的影响程度为压力层>状态层=响应层。
2.2.1.2 数据标准化
收集到的数据，因指示属性不同，各指标数据单位、数值存在差异，故需对数据进行标准化计算，消除量纲的影响。按照指标的正向、逆向属性分别进行正向标准化、逆向标准化，计算过程如式（9）、式（10）所示。
正向指标标准化公式：
逆向指标标准化公式：
式中：xpq为指标的实际值；p为准则层序号，压力、状态、响应层的p分别取值1、2、3；q为p层下第q个指标的序号，取值为1、2、···、9；xqmax、xqmin为xpq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2.2.2 综合指数评价法
流域生态健康评价方法主要有综合指数法、模糊综合评价法等，其中综合指数法应用更为广泛。综合指数法是在确定研究对象评估指标体系及各指标在研究领域内的重要程度即其权重的基础上，通过综合指数的计算得出对评价对象的定量评分值。目前该方法已在环境污染综合评价、生态环境质量评价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不同评价层（压力、状态、响应层）评价指数（EI）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Tpq为第p层下第q个指标的标准化值；Wpq为p层下第q个指标的权重。
对于流域整体的生态健康状况，采用生态健康评价指数（CEI）进行评价，计算公式如下：
2.2.3 评价标准
CEI是评价湖泊流域生态健康的重要依据。结合现有研究成果，按照CEI的大小，将湖泊流域生态健康状况分为5个等级，具体见（表3）。
3. 太湖流域生态健康评价结果与分析
3.1 各评价层评价指数变化
对1999—2020年各评价指标取值、标准化，由式（11）计算得到的各评价层的EIp，如图2所示。
压力层评价指标主要反映湖泊流域受到有利或不利的影响。太湖流域压力层的EIp为0.17~0.26，平均值为0.21，各年份存在波动，但较为相近，说明为了维持流域内人类的生活和生产活动以及经济、社会的正常运行，流域压力总体指标效应没有明显变化。近10年来流域经济在总体持续发展的同时，主要靠增加环保投入来平衡压力。
状态层指标主要反映在压力影响下，对应年份湖泊流域的实际状况。状态层的EIp总体上呈现增加趋势，其中2007年最低，这可能与该年份太湖发生严重蓝藻水华、湖泊总磷与总氮达标率低等因素有关；2011—2020年EIp存在波动，平均值为0.21。
响应层评价指标主要反映湖泊水生生物对压力的变化效应。1999年、2007年、2015年、2017年响应层的EIp偏低，说明这几年太湖生态状况较差。具体来讲，1999年太湖生态健康状况尚未引起高度重视，对其污染的治理不足；2007年太湖水华大暴发，湖泊出现严重生态问题并影响了供水。2010年以来，太湖水温呈现升高趋势、风速呈现下降趋势，特别是2015年、2017年的EIp较低，可能更多的是受气象因素影响：2017年最低月平均气温为7.48 ℃，明显高于2007—2019年的最低月平均气温（5.89 ℃）；2007—2019年太湖风速呈下降趋势[22]，2015年3 m/s以下的风速占比明显增加[23]。气象因素的变化影响到水生生物群落组成，体现在生物多样性降低，蓝藻等适宜高温低风速的物种增加，湖泊水生态质量降低。其余年份的EIp较高，且2018—2020年的EIp无明显变化，较为平稳，可能与这3年经济发展相对平缓有一定关系。
3.2 太湖流域生态健康变化
1999—2020年太湖流域生态健康评价结果如图3所示。1999—2020年，总体上太湖流域CEI呈现先上升后降至平稳的变化，其中2007年CEI最低，为0.35；2012年最高，为0.64；2018—2020年CEI相对稳定，平均值为0.58。从健康等级来看，1999年、2007年CEI分别为0.39、0.35，均处于不健康状态；2011年、2012年、2014年、2016年的CEI分别为0.62、0.64、0.63、0.61，均处于健康状态。2013年、2015年、2017—2020年CEI分别为0.53、0.53、0.48、0.58、0.58、0.59，均处于一般健康状态。
1999年和2007年流域生态不健康，主要受到太湖渔业养殖广泛、生产生活污水排放量较多、污水处理技术不足以及气象因素变化等影响；对处于一般健康状态但CEI较低的2017年，分析原因可能是由于气象因素变化造成水环境中营养物质超标，促使水生生物群落改变、物种多样性降低，最终体现在CEI指数减小。
总体上，1999—2020年太湖流域生态健康状况由不健康向健康发展，这主要得益于“十一五”以来太湖流域实际的一系列生态修复措施，主要包括：1）实施“引江济太”工程。该工程自2000年开始筹建，2007—2020年正常运行，通过引入长江GB 3838—2002《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Ⅱ~Ⅲ类水，减缓太湖水体污染负荷，期间太湖水体总磷浓度未显著增加，对降低蓝藻生物量起到一定作用[24]。2）开展水污染防治攻坚。20世纪末在太湖流域实施了“零点行动”，21世纪初拆除湖内围网养殖，2007年起实施了国家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上述各项举措产生了相应的治理成效。3）重视生态修复。太湖流域内各城市不断开展促进流域内湖泊生态环境好转的行动，如苏州市大力推进湖泊生态修复，开展湖滨湿地建设；无锡市开展控源截污，累计关停取缔重污染企业1.55万家，在太湖500 m范围内禁止耕种、养鱼，有效削减入湖污染物总量。同时，针对内源污染，积极开展底泥治理措施，清除表层浮泥，如蠡湖通过增加沉水植物面积、曝气、投入底栖生物等措施，使水质不断改善；宜兴市积极推进湖底淤泥治理、污水收集处理、面源污染治理等措施，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各城市大多从内外共治的角度出发，减少水体的污染，改善水生生物群落结构，促使水体生态环境好转。
3.3 影响太湖流域生态健康的主要评价指标分析
通过对1999—2020年CEI变化分析，选取2007年、2011年以及2017年作为代表性年份，计算每个指标标准化数据与对应权重乘积，分析不同评价指标对CEI的影响程度，结果如图4所示。3个年份中，大型水生植被覆盖度、湖泊总磷达标率、环保投资GDP比例、湖泊TSI、浮游植物多样性指数以及水资源开发利用率这6项指标对CEI的影响较为明显。同时，根据表2权重计算结果，该6项指标累计权重为0.52，超过0.50，说明这6项指标对太湖生态健康的影响程度超过了其余12项指标，因此基于该6项指标，分析其变化对太湖流域CEI的影响。
大型水生植被覆盖度在流域生态健康评价指标体系中的权重最大，为0.120 8。1999年，太湖流域污水处理能力不足，湖内围网养殖普遍带来内源污染[25-26]，导致湖泊水体营养物质累积，水生植被正常生长受到影响。2000年之后随着对流域生态健康重视程度的提高，开展了大规模生态修复试验、氮磷控制等措施，太湖水生植被覆盖度开始增加，2011年前后达到14.59%（图5），该年份太湖CEI明显升高，整体达到健康水平；但之后水生植被覆盖率未能保持稳定，受气象因素等影响，2015—2017年太湖水生植被覆盖度下降，直至2019年才出现增长[27]，与此相对应2015年、2017年的CEI降低，整体为一般健康状态。
湖泊总磷达标率权重仅次于大型水生植被覆盖度，为0.094 5。太湖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总磷浓度快速增高，至1995年达到最高值0.133 mg/L；1996年总磷浓度开始降低，但1999年仍处于较高浓度（图6），该年份CEI较低，整体为不健康状态；2009年总磷浓度降至最低，为0.062 mg/L，2010年之后呈现波动状态[14]，相应地2010年CEI升高，流域整体处于健康状况。由于总磷浓度受到外界环境扰动（洪水、风浪）、水体本身生态结构变化等影响，难以持续下降，容易出现反弹。2015—2017年太湖水体总磷浓度持续升高，水质由Ⅲ类下降为Ⅳ类，湖内藻类密度增加[28]，进而出现蓝藻水华，从湖泊生态健康状态来看，2015年、2017年CEI下降，流域整体处于一般健康状态。
环保投资占GDP比例权重为0.089 4。从20世纪90年代起，国家和地方政府加大对太湖流域的污染治理力度，“九五”期间投入100亿元，“十五”期间投入168.7亿元，投入资金不断增加，太湖流域生态环境较20世纪80年代有所改善，但并未真正达到健康要求。2011年，太湖流域的环保投入已经达到317亿元，对河道等进行了综合整治，有效提高了水环境质量[29]。“十二五”期间，流域环保投入达458亿元，太湖水环境总体好转，总氮浓度同比下降6.5%。“十三五”期间，流域环保投入达515亿元。随着环保投资占比的增长，整体上太湖CEI不断升高，流域健康状况不断好转，环保投资占GDP比例具有减缓逆向指标负向效应的作用。
湖泊TSI可以较全面地反映水质状况，其权重为0.077 2。1999年太湖流域污染物处理率较低，湖内渔业养殖广泛，进入水体的营养物浓度较高，TSI偏大，该年份CEI低，流域不健康。根据朱广伟等[30]的研究，2007年受气候变化影响，梅雨期缩短、湖泊水温上升、水位偏高等因素影响太湖水质并促使蓝藻水华生长，加之太湖总氮、总磷浓度较20世纪80年代增加[31]，两方面因素综合影响下太湖水体TSI较高，达到66.4；2007年CEI仍较低，流域整体不健康。Qin等[32]指出，2017年太湖同样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出现严重的藻类水华，监测的叶绿素a浓度升高、水体透明度下降，计算的TSI较2016年、2018—2020年偏高，为61.6。其余年份TSI无明显波动，水体营养物质浓度较为稳定。受到湖泊TSI降低的影响，2015年、2017年CEI出现降低趋势，流域整体处于一般健康状态。
水资源开发利用率对湖泊生态健康的权重为0.073 2。1999年，流域水资源开发率高，流域内用水量与流域本地水资源量的比值已经超过2，当时还未实施流域调水。2001年实施“引江济太”工程，缓解了流域的水资源压力，补充了可用水资源量，同时也改善了流域内水体环境质量[33]。2007年新兴产业快速发展，产业结构的改变使得流域内废水产生量降低，尤其是2018年废水产生量明显降低。水资源布局不断得到调整，提高了利用效率，降低了水资源过度开发对水生态健康带来的不利影响。这与总体上CEI升高，流域从不健康向健康状态发展的趋势一致。
浮游植物多样性指数权重为0.062 3。水质恶化带来的藻类密度增加多半以蓝藻门、绿藻门为主，藻类多样性下降，表现为浮游植物多样性指数降低。太湖1998年微囊藻大量出现，2000年蓝藻门种类全年均可被监测到，2001—2002年蓝藻均作为优势种存在[33]，2007年蓝藻水华大面积暴发，引发供水危机。与此时间相应的1999年、2007年流域整体CEI小于0.4，处于不健康状态。此后，太湖流域治理规模和强度增大，持续治理后有效增加了水生生物种类，2011年浮游植物多样性指数达到最大，为2.01；之后降低但2016年较2015年有较大增幅，达到1.72，对应时间段内CEI升高，流域整体处于健康状态；2017年浮游植物多样性指数降至最小，为0.83，浮游植物以微囊藻、鱼腥藻为优势种[34]，均指示水体有富营养化现象，相对应地2017年CEI降低，流域整体处于一般健康状态。
综上所述，对不健康年份1999年、2007年以及CEI降低的2015年、2017年，上述6项指标在几个时间节点均体现出与CEI变化的一致性，该6项指标对太湖流域生态健康状况有较大影响。
4. 结论
（1）基于PSR模型构建了太湖流域生态健康评价指标体系，包含压力、状态和响应3个评价层，涵盖了人口密度、植被指数、营养状况共18项指标，3个评价层的权重分别为0.418、0.291、0.291。18项指标中，对太湖流域生态健康产生较大影响的指标主要为大型水生植被覆盖度、湖泊总磷达标率、环保投资占GDP比例、湖泊TSI、水资源利用开发率和浮游植物多样性指数。
（2）1999年、2007年太湖流域生态健康评价结果为不健康；2011年之后处于一般健康至健康状态，其中2015年、2017年为不健康，且健康评价指数偏低。1999—2007年虽然对太湖进行了治理，但是治理速度赶不上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流域经济高速发展和城市化，是导致流域生态不健康的根本原因；2011年之后太湖环保投入持续增加，大力实施治污及生态修复工程等，推进流域的有效治理和生态管理是流域生态健康好转的主要原因，其中2015年、2017年生态健康评价指数波动主要归因于不利的气象因素变化。
（3）大型水生植被覆盖度、湖泊总磷达标率、湖泊TSI、浮游植物多样性指数这4项指标的变化与太湖流域CEI的变化及健康水平有较一致的关系，近20年来环保投资占GDP比例的提高、水资源开发利用率的优化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4项指标下降对太湖流域生态健康带来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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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修复网)（转自：生态修复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