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国各级各类国土空间规划正在加紧编制中，迫切需要新时代规划理论与方法的指导和域外经验的借鉴。梁鹤年教授曾任加拿大女王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学院院长，其研究领域包括国土空间规划与中西文化比较等，庄少勤副部长曾高度评价“梁先生不仅是位融汇东西的规划思想者，也是位知行合一的规划实践者”。按照部领导有关加强理论研究的要求，经学会领导研究，并通过与梁鹤年先生本人沟通，特在中国土地学会平台开设“梁鹤年的思维”专栏，陆续推出梁鹤年系列规划学术成果，以资借鉴，敬请关注。
案例2：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决策
《“以人为本”视角下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决策研究——以泉州市泉港区为例》，原文发表于《中国土地科学》2021年第7期
这个案例展示用矩阵去探讨多维度下的自存与共存平衡。
近年来我国出台一系列政策明确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对象、目标及任务。但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如部门特征明显，将生态保护利益完全优先；再如修复原则不明晰，多以“宜耕则耕，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宜湿则湿”的普适原则为指导，无法应对实际修复中涉及退还或新建为生态用地等改变用地属性的突出矛盾，易导致多个部门产生利益冲突。现阶段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亟需站在多方利益视角下统筹布局，客观分析、理性决策用地转换冲突。
“以人为本”是面向国土空间规划内在逻辑与核心诉求的元理论，其中“人”的“物性”使其追求经济、生态、农业、社会等多个维度的效益，“理性”使其寻求“自存与共存的平衡”。国土空间规划以人民为中心，聚焦于国土空间的使用与分配，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涉及的自然资源归全民所有，对其使用、分配更关乎国家与社会的整体利益。
这案例示范如何在一块地上，通过考虑效益、紧迫性和必需性去协调处理两个利益（农业空间利益和生态修复利益）的矛盾。
第一步，确定区域。划定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格局，确定有矛盾冲突的用地地块。
第二步，权衡需求。生态修复部门与耕地部门各以自身用地价值（生态用地价值和耕地价值，分较高、一般、较低三类）与建设紧迫性（也同样分较高、一般、较低三类）为衡量依据，理性权衡己方用地的核心需求。生态修复部门结合多种评价与监测报告，判定该地块的综合值（综合其生态价值与建设紧迫性）。同样地，耕地部门结合该地块的现状条件和相关政策规划，判定该地块的综合值（综合其耕地价值与建设紧迫性）。如果两个部门得分相若，就表示矛盾无法协调，需进入下一阶段。
第三步，多维评价。以“自存与共存的平衡”为准则，以多维度的效益追求为框架，以寻求多维度下的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为决策依据。
（i）经济维度：采用生态用地和耕地的地价去先算出自存比值，然后再经共存系数调整得出共存比值。
（ii）生态维度：采用两个矩阵—— “生态用地的生态效益和生态用地的生态保护必要性“以及“耕地的生态效益和耕地的生态保护必要性“╴——直接计算农业空间利益和生态修复利益在生态维度上的共存比值。举例。经调研与论证，作为耕地，该地块的生态效益属“较高“，而生态保护必要性则属“一般“，在矩阵内是7分。作为生态用地（草地）该地块的生态效益属“一般“，而生态保护必要性则属“较高“，在矩阵内是8分。算出来的“农业空间利益与生态修复利益在生态维度上的共存比值“是1.14（8/7）。要注意，在逻辑上，这里的“自存比值“是“生态用地的生态效益/耕地的生态效益“；而共存系数则是一个“因数“（factor），即“生态用地的生态保护必要性和耕地的生态保护必要性的比较“。但是“矩阵法“已经把效益和必要性组合起来，所以可以直接算出共存比值，而无需转接的先算自存比值然后再用共存系数去调整出共存比值了。
（iii）农业维度（算法跟生态维度一样）：采用“生态用地的农业效益和生态用地的农业生产必要性“以及“耕地的农业效益和耕地的农业生产必要性“两个矩阵为衡量依据，计算出农业空间利益和生态修复利益在农业维度上的共存比值。
（iv）社会维度（算法也是跟生态维度一样）：采用“生态用地的社会效益和生态用地的民生发展必要性“以及“耕地的社会效益和耕地的民生发展必要性“两个矩阵为衡量依据，计算农业空间利益和生态修复利益在社会维度上的共存比值。
再经过计算论证，确定在整个地区内农业空间用地转换时的经济、生态、农业、社会维度的权重，然后用此去计算出该地块转换为生态用地的“整体利益比值“。小于事先公布的耕地变更生态用地的门槛值的就应保留原有耕地用途。
综上，运用“以人为本”的理论方法不仅使部门间的博弈过程清晰、量化，还聚焦于自然资源的使用与分配，为协调利益冲突提供新方法与新视角，加快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的落地实施和决策优化。
作者简介
梁鹤年，（Hok-Lin Leung），加拿大籍华人。加拿大女王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学院院长、教授。（2009年荣誉退休）。曾就读于香港大学（建筑）、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城市规划）、英国剑桥大学（土地经济）和英国雷丁大学（土地发展与管理）。研究范围包括土地与城市规划、基础设施规划、政策分析方法、西方文化基因。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在加拿大担任联邦财务部顾问，并创办“国家不动产高级官员论坛”、“企业地产高级研修班”，及亚太区驻加拿大大使的“大使论坛”。2003年入选《加拿大名人录》。1986年开始回国讲学，并任我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住建部、自然资源部高级顾问和专家组成员。除城市规划外，在科技、经济、金融、贸易、文化等方面出版了大量的专著与论文。2002年由中国国务院授予外国专家最高奖——“国家友谊奖”。
(生态修复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