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推动中国企业 ESG实践，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课题组陆续对一批在ESG实践上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企业进行访谈，分享行业领先者的经验。柯锐世（Clarios）是全球领先的售后市场和整车配套供应商，为各种类型的车辆提供广泛、高效的电池产品组合，为全球三分之一的车辆提供动力。本次访谈内容涵盖ESG治理特点、全生命周期的ESG理念与实践、ESG目标与成本的平衡、ESG实践中的风险与机遇、对中国优化营商环境的建议等议题。
本期访谈嘉宾为Adam Muellerweiss （柯锐世集团首席可持续发展官）、刘智慧（柯锐世中国区政府事务及可持续发展负责人），访谈人为俞建拖（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
一、以“联系与融合”为特点的ESG治理
俞建拖：感谢Adam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访谈。电池是新能源汽车的关键部件。中国这些年的新能源汽车发展迅猛，对于汽车工业发展，对于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碳中和意义深远。柯锐世是全球领先汽车电池解决方案的供应者。能否请您简单介绍一下贵司业务的特点和产品？
Adam： 中国在新能源汽车和电动汽车方面具有领先地位，这对于柯锐世和全世界都至关重要。作为一家拥有135年历史的电池制造商，柯锐世与汽车制造商合作，持续开发新的解决方案。我们尤其关注亚洲不断增长的电动汽车的需求潜力。柯锐世提供的汽车电池可以使用多年，但在整个汽车生命周期里也需进行更换，以使车辆能够持续、安全和高效运行。
在全球范围内而言，电池市场一般由约50%整车前装市场和50%的售后市场组成，而售后市场更具成长性。从柯锐世的业务来看，大部分情况下是25%来自汽车整车前装市场、75%来自替代电池或售后市场。在世界各地，汽车、应急车辆、警察、消防、农业设备以及农业生产都依赖于我们制造的电池。
柯锐世创造了自己独有的环境、社会治理或者说可持续发展观，我们称之为“可持续发展蓝图”。我们选择用可持续发展的原因是，在未来我们需要确保有资源、能源和人才。柯锐世不仅关注和回应外部世界的需求。关键问题是，人们是否了解所制造的产品从原材料到产品寿命结束的整个生命周期会发生什么？当然，外部对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创建低碳经济和ESG领导力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这些很重要。但对柯锐世来说，我们首先要关注如何制造我们的产品，这些电池是用来做什么的，以及我们对中国和我们服务的其他国家所做的贡献。
俞建拖：作为公司的“首席可持续发展官”，您能结合自己的经历谈谈对这个职位以及领导团队职责的认识吗？
Adam： 我曾在美国密歇根州的政府部门、咨询公司、汽车行业和电力公司工作，前一份工作在陶氏化学公司。陶氏专注于全方位的转型，从一个旧工业公司转变为现代化的新材料公司。鉴于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经历，我在陶氏专注于跟踪和研究政府治理环境和社会问题的思路，为公司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
在陶氏，我们有能力聘请许多国家的专家，其中有人正是来自中国。他们带来了从不同的视角看待世界的方式和方法。围绕ESG这一新兴领域，在能源、水、固废，和更前沿的可再生能源、生物基原料、可再生化学品等方面，陶氏制定了长期的战略计划和目标，类似于习近平主席说的中国梦。这个崇高的梦想就是要成为一个更好、更强、更可持续、更受尊重的企业。当然对于一个公司来说，还要利润更高。因此，该战略被我们的董事会采纳，也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我很幸运能够在陶氏以多种不同的形式发挥作用，并最终成为一名可持续发展总监。帮助公司签订外部合同，处理与我们现有产品相关的问题和挑战，并和政府合作制定更好的法律法规，分享最佳实践经验。当时我们与中国的前环境保护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合作，分享陶氏在中国的最佳实践，还与世界各地的公司、社区、政府、行业的股东、NGO等广泛交流与合作。
我在陶氏的最后一份具体工作是运营气候变化业务，提供可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降低能源消耗，并且是更安全、更可持续的产品和解决方案。我的工作也包括销售或找到独特的方式提供产品，以加速建设低碳经济。比如在索契冬奥会时，陶氏与组委会合作，生产了能够减碳的产品。之后的冬奥会，例如2022年北京冬奥会，也做出了相同的减排承诺
因此，我上一份工作的重点是与公司、政府、利益相关者合作，开发面向未来的解决方案，并且销售出去。
三年多前柯锐世作为电池部门独立于江森自控，使得我有机会以同样的理念帮助这家公司塑造未来。我们的战略是什么？我们在这片土地上如何发展？如果可以的话，我们的梦想是什么？这就是“可持续发展官”令人兴奋的地方。首席可持续发展官的工作重点是了解未来。
柯锐世大多数同事都是在关注五年或者十年的发展。而我们团队的工作是展望2050年或更远之后的未来，这令人兴奋但也充满挑战。在担任这一职务时，我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机会，为公司创建“可持续发展蓝图”。我们专注于五大方面，与董事会、利益相关者和博枫资管密切合作。重点在于我们带来的价值。它专注于公司的运营、生产方式、卓越的生命周期管理，关心产品从制造到使用一直到寿命结束的全过程。更重要的是，任何电池如果管理不当，都会对人类健康或环境造成危害。
因此，我的工作是在公司内、行业内确保电池的设计、管理和使用是负责任的，并最终在电池寿命结束时以负责任的方式进行处理。我们团队所做的是把这项工作作为公司的一个非常有战略意义的部分。我没有使用“function”这个词描述ESG团队，因为我们相信公司内部财务、IT、制造和其他核心职能部门都在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出力。ESG是一个团体项目。ESG团队并不是另一个职能部门，而是在帮助确定公司战略、调动资源、与外部世界接触方面发挥着非常关键的作用。我们的责任既是政府事务，也是维持可持续发展能力，两者缺一不可。
我们经常被问到有多少人为你工作。我非常坦率地说，柯锐世的16000名员工都致力于ESG和可持续发展，但这还不止于此。我们的供应商及其上游企业，我们的产品使用者，都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那些更换电池的车主，销售、维护电池和回收电池的人。在这个领域工作的人数至少也有几十万。我们的职能是在战略层面上连接内部和外部，包括与董事会的协调。
俞建拖：您对这个职位的定义很有意思。它的任务是联系和融合，而不只是发挥特定的功能，这是非常具有启发性的。这样一个角色设定非常难得。您认为在这个行业和整个商业环境中，未来会有更多类似首席可持续发展官这样的职位吗？
Adam： 我认为这一职位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一角色，公司就是盲目的。从长远来看，从外部到内部，如果公司的大部分工作都只围绕着现在的业绩，以及如何改进以继续创造更多价值和利润，但缺乏更长期的视野，去看到新的商业机会，创造更多的价值，关注新的潜在风险，那么公司的潜在价值也可能会面临风险。
我们参与企业风险管理流程和战略流程，并展望10年、15年、100年或更长时间，以帮助了解公司的发展方向。我认为对于任何希望成为可持续发展和ESG领导者的公司，这是一个先决条件。
俞建拖：在美国大家可能不太习惯于制定太长时间的规划。这意味着您和您的同事之间可能会有一些分歧或冲突。您如何看待这些紧张的气氛和压力，以及如何解决此类问题？
Adam： 我认为我们从在中国的实践中学会了很多，包括江森自控在内的许多美国公司的计划可能只有5年，甚至10年。西方思维方式中缺少战略性的长期计划，不过和美国相比，欧洲有更多的长期工程，例如德国十分重视产品的耐用性。在我看来，如果想发展成为最强大最成功的公司，不仅需要更长远的眼光和优势，也要制造一些紧张气氛。我们希望引入新的思维，借鉴最佳的实践经验，以及容纳不同的理念。
此外，可持续发展的长远蓝图非常重要。当暂时的冲突、分歧和紧张出现时，可持续发展的长远蓝图反而能让我们更强大、更有坚持下去的动力。以国家举例，美国的先进电池战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取得成效。但我们看到中国在电池领域取得成功，原因就在于中国有可持续发展的长期规划。
二、全生命周期的ESG理念与实践
俞建拖：在柯锐世，您如何将ESG融入到公司的战略和规范中呢？正如您所知，企业“漂绿”现象层出不穷。您如何将这一概念从理念付诸行动，并创造实质性成果？
Adam： 我认为需要通过一些里程碑的事件，让公司的所有人都认识到ESG的重要性，这样就可以与公司内上到董事会下到在中国的工厂里的每一个人去谈论环境目标和理想。将ESG上升到梦想的高度，引导努力的方向，并与公司中的每一个人讨论他们为实现共同目标能做出的贡献。
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保证公司供应链中的每个人，包括我们的客户的利益，以及确保所在行业的监管部门能够理解我们能为社会带来的价值，例如推动交通行业发展、构建低碳未来等。从战略上来说，我们可以对法规做出回应，主动分享我们的做法，以及从中国和全球各国所做的努力中吸取经验。
不管在哪个国家，我们公司都面临着共同的挑战，即如何生产出更节能的产品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倘若不负责任地管理电池，这对各方面都会造成伤害。我们的职责就是负责任地管理电池全生命周期，并不断提高其可持续性。
关于我们如何应对环境和社会的挑战，首先需要指出，如果只是简单地“漂绿”，而不是提出实质性的、有影响力的解决方案，这是治标不治本的。我们的行动都应该聚焦产品的全生命周期，而不是仅仅关注生产环节。比如说，我们需要有相关的系统，去测量和理解产品从原材料到寿命结束全周期中所造成的温室气体影响。例如，我们的先进AGM电池虽然在生产环节上比传统的旧设计电池需要消耗更多的能源，但它寿命更长，可以让车辆运行更久，并且更少需要更换。这也意味着，我们在生产环节“投入”的能耗和温室气体排放，在全生命周期中获得了总量更大的减排“回报”。如果我们不采用这样的全生命周期分析，衡量全世界经济活动的减排将是十分困难，乃至完全不可行的。
因此，我们的中国工厂有着业界最高水准，我们在那里生产这样的先进电池，因为我们拥有长线思维和全生命周期视野，而不只是关注表面，这让我们专注于延长产品寿命，提供价值。
俞建拖：您能谈谈公司的关键利益相关方对您的ESG实践的影响吗？
Adam： 在一百三十年前，没人谈论ESG。但很快，现在被我们称为ESG的那些事项就成为了我们业务的一部分。这包括更有效地使用材料，让我们赚更多的钱，与我们的客户建立伙伴关系、支持他们。当时德国和美国的汽车工业欣欣向荣，与如今中国电动汽车的快速发展非常相似。我们曾参与那一段历史，我们也立志建设这样的未来。
与外部世界交流互动、与政府合作，这一直是是我们公司业务的一部分，我们需要与客户和投资者保持日常关系。现在，我们把这些工作叫做“多元利益相关方沟通”，过去我们可能管它叫“良好的商业模式”。
我们了解到有一些非政府组织正在研究电池和技术的使用，以及其中的环境问题。有国际政府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等组织关注这个问题。正是这些国家和组织，以及像“一带一路”倡议这样的战略努力，正在将世界从碳经济转变为低碳经济。
我们经营着社区，并与他们互动，试图让其他人也参与到这个世界中。我们与环境组织、非政府组织、纯净地球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均进行了接触并得知：在中低收入国家，有许多带来风险的回收行为，譬如电池碎片可能会造成伤害，此外人们还用甲烷等物质切割我们的电池。作为全球电池管理的领导者，我们已经有了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和闭环管理系统，但这些能带来潜在的健康和环境风险的回收行为依然存在，实在令人震惊。
我们有义务在这方面继续多做些事。通过和利益相关者的对话，他们已经意识到我们在解决可持续发展和ESG领域内的挑战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尤其是针对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问题。其中一些是有代表性的问题和关注点。中国为提高铅酸电池产业发展水平做了很多事，我们对此完全赞同，也鼓励全世界都看一看中国做了什么。我们觉得这是政企合作推动可持续发展的代表性案例，对中国和世界都有意义。“一带一路”倡议也为推广最佳治理实践，倡导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我们有机会投资各类新技术，但不同国家和市场间的个体差异性很大，我们必须真正参与并了解各国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动因。
目前，我们虽然还不能在中国运营循环且闭环的电池管理体系，即像在哥伦比亚、巴西、墨西哥、加拿大、美国或欧洲那样，回收再利用公司在本地制造的电池，但我们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目前我们在中国50%的电池销往整车厂，同时向售后市场销售另外50%，并负责维保。随着需要更换的电池越来越多，对循环、闭环电池管理体系的需求也越来越大，我们在这里面看到了机遇。公司也将继续向客户及利益相关者了解情况，积极沟通，并与政府合作，了解在中国可行的标准，并进行相应的调整。
三、ESG目标与成本的平衡
俞建拖：柯锐世的ESG报告令人印象深刻，报告提出了ESG的前景，同时涵盖了许多问题。这种愿景是完整的，我们不能只关注其中的一小部分。想问一下你们团队有没有为公司制定比较全局性的长期方案呢？比如五年或十年的具体目标？
Adam： 谢谢您能这么说。事实上，我们正是在打造这样的长期计划。我可以向您阐释一下我们深思熟虑后制定的方案和战略。
首先，我们设定了可持续发展蓝图，强调我们的工作方向。第二，我们以一家独立公司的身份签署并成为了联合国全球契约的一部分。我们承诺遵守报告要求和十项原则，这样一来，我们的可持续发展项目就能扎根于公司的使命，并由此实现公司的愿景，践行价值观。我们虽然可以把江森自控的旧目标和指标带到新公司中，但我们会因此失去审视新公司、关注新市场方向的机会。
在前期，我们没有制定具体目标，但我们会根据我们的可持续发展蓝图，在ESG报告中设定有真实数据支撑的基准线，为ESG工作打下基础。在GRI可持续发展标准委员会制定的可持续性标准中，有650多个可适用的指标。根据客户的要求，我们试图了解对我们最重要的项目，进而选出重点关注的、出现在ESG报告中的43个指标，作为适用于未上市公司的衡量标准，并将其与许多未上市公司的披露进行了比较。通过这一系列工作，我们获得了有关公司可持续发展和ESG中最重要事项的真实数据，并为我们制定战略、设定有意义的长期目标打下了基础。
我们通过设定这一基线确立了绩效，这能让我们在未来进行衡量与改进。正如我前面讲到的，可持续发展蓝图清晰地聚焦于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事项，这让我们能够专心制定能带来真正改变的目标。这些目标并不只是为了对外报告，而是我们公司战略中的头等要务，每一个业务部门都要承担相应的任务和责任，并有相关专家负责实施。基于这一工作思路，和我们对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与能耗的关注，我们正致力于制定一个以科学为基础的目标。该目标旨在真正促进低碳经济，降低我们公司的温室气体和气候风险，指导我们如何与博枫资管等合作伙伴公司合作，利用产品和解决方案，在更大的范围内真正、显著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就像我们刚讨论的那样，这需要更宽广、更长时段的视野。
因此，这将涉及非常具体的指标和责任，将上升到业务负责部门，上升到集团负责人，还需要向我们的董事会和ESG委员会报告。另一方面，我们一边根据这些指标和目标开展工作，同时还要确保我们收集和报告的数据是符合投资者信息披露要求的。我们会在财务数据和非财务数据两方面都实行这样的原则。我们公司认为，在数据来源、数据管理和未来数据的连续性等方面保持同样的严谨性和可信度，是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
从长远来看，我们和大部分公司一样，必须先确定绩效的基准。这让我们能够在明年引入一些初步的指标和目标。在制定以科学为基础的目标的过程中，我们可能会需要2到3年的过渡期来研究我们在世界范围内造成的社会和社区影响。在我们的全生命周期视角中，供应链透明度是一个主要组成部分，这对我们持续推动可持续发展和ESG至关重要。
俞建拖：因为ESG信息披露以及评估尚没有统一的标准，通常当你坚持更高的标准及更高的责任时，就会增加你的成本。你是如何在短期和长期平衡成本和ESG的目标的？
Adam： 我们在德国曾与来自中国的代表团讨论了我们的运营和监管方法。我们可以不把治理污染看作增加运营成本，而是看作避免资源浪费。这样的话，我们就有理由投入成本，避免这种浪费。随着我们不断优化生产流程，我们就可以避免更多的浪费，避免使用更多的原材料，还可以节约未来在环境清理上的额外成本。
如果只是从个人、短期角度来看，我们可能会重复过去的做法。但如果有了全局性的长期眼光，从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来看问题，你会做出不同的决定。在这个视角下，成本和ESG是没有矛盾的。ESG反而是个好机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建造的下一个工厂总比之前的，运用过去最先进制造设施的工厂更好。在环境、健康、安全领域，我们在中国的工厂是我们全球所有工厂中表现名列前茅的。从全生命周期的角度来看，这不仅帮我们节约了短期的实际成本，也减少了未来可能发生的成本和风险。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觉得我们有责任去做对我们自己、对消费者、对我们的地球都有意义、有好处的事。
四、ESG实践中的风险与机遇
俞建拖：作为电池行业尤其是铅蓄电池龙头企业，在现在有很多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当下。您认为柯锐世未来面临的关键风险是什么？
Adam： 关于适应未来的世界，我们正在努力了解中国的市场、新动态和电动汽车渗透率，并试图让我们的新产品、新解决方案和新功能顺应中国市场的这些特色。我认为最大的挑战在于，全球ESG领域里众说纷纭，观点繁杂。不同的国家和组织都围绕ESG制定了各种政策法规。在某些问题上，各个国家可能确实有理由制定不同的标准，但我们必须强调在全球推广有意义的统一标准的重要性，就像我们在财务报告领域所看到的那样。我们需要不断地更新自己的产品和战略，来满足不同国家不同客户的需求，并保持前瞻性，这非常具有挑战性。在资本市场中，围绕ESG和不同类型的法规，各方有很多不同的声音。中国现在做的工作，以及中国政府未来打算做的工作，都有利于推动更加一致的标准，从各方观点中选出真正有价值的信息，让我们能够将时间、金钱和精力集中在对未来最重要的事上。
俞建拖：现在，世界上大多数主要经济体都宣布了零碳减排目标。您认为这对柯锐世是机遇还是挑战？柯锐世将如何在市场中建立新的优势？
Adam： 是的。我们可以分享我们的环境、健康和安全政策，这其中也加入了追求电池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影响净负的使命。这不是在单个环节，比如说制造上追求零碳或碳中和，而是在整个生命周期上寻找温室气体减排机会。我们迈出的第一步，就是承认我们的政策和理念必须基于产品全生命周期。中国和其他国家都设定了目标，向我们传递了明确的信号，让我们能够朝这个方向努力，并和供应商、客户、汽车制造商、乃至各位驾驶者合作。我们可以共同努力，继续寻找改进的方法，用可再生低碳能源解决方案满足全球低碳转型的需求。这要求我们持续改善我们的运营，并且开发更具影响力，使用寿命更长，温室气体排放更少，适于回收利用和循环经济的产品。这不仅仅对我们是巨大的机会，对行业内的每一个人都是如此。
五、对中国优化营商环境的建议
俞建拖：如果您被邀请向政府提供改善营商环境的建议，您期望中国政府有什么样的政策？
Adam： 最重要的是了解政府的战略和长期目标。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公司只能凭空制定我们的碳中和战略。中国在该领域领先于其他国家，包括美国。在我们期望的营商环境里，政府对企业的期望应该是清晰明确的，包括企业应该如何表现。我们希望政府能在向企业传达目标和让企业承担责任之间找到平衡。这不仅涉及目前的法律法规，也包括在研发领域划下边界，更好地指导企业发展。
所有国家都制定了基于工业经济的规则、法律和法规，但政府还可以采取各种激励和补贴政策或其他措施来促进低碳、循环经济的发展。如果真正从生命周期的角度思考问题，政府必须注意到全生命周期上各个环节中可能产生最大规模温室气体排放的因素，并制定相关法规，鼓励低碳、清洁经济。我们想建议政府突破过去的法规与激励措施中的界限，针对建设可持续未来所需的标准、规则和监管进行调研。这将不可避免地给我们的现实情况带来挑战。因此，我们需要从长期的、全生命周期视角出发，将其作为系统性监管的一部分加以解决。
（基金会团队胡自强、夏天、王路、张弛参与了访谈以及访谈资料整理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