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歇尔·渥克 《灰犀牛：个人、组织如何与风险共舞》作者、灰犀牛公司创始人
2021新浪金麒麟论坛·ESG峰会于12月3日在线上举行，《灰犀牛：个人、组织如何与风险共舞》作者、灰犀牛公司创始人米歇尔·渥克发表演讲。
米歇尔·渥克表示未来的灰犀牛与气候危机、收入不均和金融脆弱性这三种风险有关，而这三个风险领域相互影响，每一个都让其他风险变得更加严重。
从气候危机对金融稳定的影响看，“气候危机可能使保险公司资金不足，潜在影响可能会蔓延至整个金融系统；气候危机可能使政府债券因城市遭受干旱或洪水产生兑付危机；也可能通过极端天气事件影响企业和供应链。”米歇尔·渥克说。
“在过去的18个月里，最富有的人的财富增加了60%以上，把最贫穷的人远远抛在后面。收入不均问题是三角关系的最后一角。最贫穷的地区和公民受到的气候变化冲击，远远超过它们应该承受的份额。”她说。
在气候问题上，米歇尔·渥克认为整个世界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应对气候变化，最近的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某些方面展现了比之前更大的进步，但仍然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
米歇尔·渥克指出许多国家实际上在竞争谁能贡献更少，而不是更多，特别是过去一百年中最主要的排放国。它们从这些排放中获取了利润，但却没有完全承担其成本。
“不幸的是，包括我自己国家（美国）在内的这些国家，一直试图采取做得越少越好的政策，而不是将这场危机视为一个进行重大经济转型，在全球范围内提供巨大好处的机会。而在太长的时间内，他们也一直得逞了。”米歇尔·渥克补充。
米歇尔·渥克指出，世界不应该等待气候方面的落后者。每个政府都应该投资开发清洁高效的能源技术，改造建筑和工厂，增加自然森林和海洋保护区，并以力所能及的所有方式减少排放，更有效地利用我们的资源。
“这并没有那么难。最近的一项计算估计，只要政府每年投入在新冠疫情上的支出的五分之一，我们就可以将气候变化减缓到一个可控的水平，拯救我们自己。无论从避免了气候危机可能带来的损失而言，还是从变革本身能提供的经济推动层面而论，回报都是巨大的。”米歇尔·渥克说道。
米歇尔·渥克表示，许多年来，人们一直被灌输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之间是零和博弈的观念。这与事实相差甚远。环保和经济增长是互补的目标。
“必须在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之间做出取舍是一个过时的谬论。事实上，向零碳经济的过渡是一个巨大的经济机会。这个机会的变革性，可能堪比电力或互联网。”
米歇尔·渥克表示对清洁、可再生技术的大量投资，使经济体能够以更低的经济、环境和物理成本生产更多的商品。通过减排，我们能减轻污染造成的巨大健康成本。
“有人估计，因污染每年有1000万人死亡，这比因新冠疫情的死亡人数更多。作家大卫·华莱士·威尔斯最近将许多份研究总结到了一起，这些研究，研究的都是污染和其他问题的关联。这些问题包括股市回报率降低，手术和医疗结果变差，犯罪率变高，还有许多其他你听了都会惊讶的负面影响。”米歇尔·渥克补充说。
在金融脆弱性方面，米歇尔·渥克指出，投机者们已习惯于依赖低利率，来支持大规模的财政支出。借贷在非低利率状况下无法持续的债务，阻止了投资流向更能创造价值的活动，还有更糟糕的，支撑和进一步吹大资产泡沫。
“这些行为促成了通货膨胀的增长，带来了难以负担的房价，同时伤害了靠固定收入生活的人。这些人无法承担股市波动的风险，但因为觉得自己别无选择，被迫参与股市。他们作为最后一搏，把钱投入到不稳定的金融市场，使自己面临更大的，可能失去毕生工作所积攒资金的风险。”米歇尔·渥克说。
米歇尔·渥克指出，全世界的央行都在讨论提高利率，不过，他们还是担心提高利率会带来的后果。但是继续走同样的道路，会在未来造成更糟糕的后果。
“印刷货币和单位借贷资金带来的边际效应正在递减，而且会不断递减，直到央行以后促进经济活动的工具包里将空无一物。不但如此，正如我提到的，企业的投资者，像靠固定收入生活的人一样，正在把钱投入金融市场，而不是投资于实体经济，即使目前的金融脆弱性如此显而易见。这就是灰犀牛的风险。”她说。
米歇尔·渥克认为投资者参与投机，比靠固定收入生活的人参与投机更加危险。因为越是忽视实体经济，金融市场的危机最终就会越大。
关于如何应对，米歇尔·渥克强调，“现在就采取行动，建立机制，在市场真的发生震荡时，为最脆弱的人群提供迅速的支持，并为受多米诺效应影响的相互关联的经济部分提供支持。”
例如，在美国，退休账户和养老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股票市场的市值。这对国家、公众、工会、公司财务以及个人都有巨大影响。
此外，米歇尔·渥克表示经济政策制定者，长期以来一直依赖他们所谓的“财富效应”来鼓励人们消费，“财富效应”依赖于高金融组合投资和房地产价值。“当这些财富消失时——这些财富中的一部分一定会不可避免地消失，我们将看到实体经济和消费也同时受到巨大打击。”米歇尔·渥克说。
“这将对中产阶级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中产阶级来之不易的财富将遭受损失，他们会感到自己在向后滑落，同时没有足够的缓冲保护。”
“最贫穷的人也将面临艰难的境地，因为他们就没有什么财产可以损失，在任何经济冲击中，他们总是受到最严重的打击。”
米歇尔·渥克指出，低利率也提供了一个让我们可以把投资引向正确方向的机会，比如投资清洁技术，或者把不可持续的债务降低到可控水平。
“许多公司已经在这样做了。我们看到的一些公司债务的增加是公司借助低利率优势，把他们的财务状况调整到一个更可持续的状态上。”
“我们现在也有机会对世界上最贫穷国家的沉重债务负担进行类似的重组。这是一个有非常价值的目标，其经济回报将是巨大的。通过将减债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关联在一起，减债还能与应对气候危机和其他重大挑战的努力联系起来。例如，支付的利息和本金可以转而用在关于气候变化的项目上，或用于消除贫困、提高产妇健康、提升教育等这些真正对未来的投资上。”米歇尔·渥克说。
除此之外，米歇尔·渥克指出我们能采取的另一个解决措施，是中央银行改变他们的战略，不再像过去所做的那样，指望金融市场将资金渗透到实体经济中。
“中央银行需要有意愿和有力量在危机期间把钱直接送到公民和小企业的手中，这样我们能够激发需求来应对危机。促进需求将使各种规模的企业有动力对其员工和业务进行投资。”米歇尔·渥克进一步说。
特别是在美国，我们已看到一个股票回购的新高潮，一些公司认为回购被高估的股票比投资他们的业务和员工更有经济价值，这很危险。
另一方面，米歇尔·渥克指出把钱从央行直接送到人们手中，也有助于解决与之紧密相关的收入不均问题。
米歇尔·渥克表示收入不均对全世界的政治和社会稳定都是一个巨大威胁。“我们已经看到了危险的民粹主义运动在西方崛起，包括在我自己的国家（美国）”，她说。
就地缘政治而言，这是个非常可怕的现象。因为国家之间的收入不均，至少在新冠疫情到来前之前已经缩小了。但在许多国家，国内的收入不均增加了，这造成了非常难以解决的社会和政治生态。
米歇尔·渥克强调，如果没有一个全球性的努力来减少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收入不均，很可能会导致民粹主义运动进一步在政治中施压，将矛头指向外国势力和移民。
米歇尔·渥克进一步补充，金融脆弱性本身就具有自我强化的特性。“越多的钱涌入到金融资产中而不是到实体经济中，投资者就越没有动机投资于促进生产，培训和教育工人，以及将企业生产力和利润带来的益处与员工共同分享，让这些益处能通过这些手段渗入实体经济，回流回整个商业闭环中。”
“但是资产价值不可能永远与实体经济脱钩，实体经济的空心化最终一定会导致资产价值的崩溃。因此，减少收入不均和创造共同繁荣的目标不是一个利他主义的目标。它对我们经济的生存至关重要。没有共同繁荣，顶端的财富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幻觉。”米歇尔·渥克说。
那么，全球的这三只灰犀牛对中国意味着什么？米歇尔·渥克认为中国已经在努力解决其中一些问题，并在努力解决中国国内相关的结构性失衡，包括房地产和其他金融灰犀牛风险，也已经加快了解决气候危机的努力。
米歇尔·渥克表示，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各国宣布的关于减排和转向绿色经济的目标，对我们的未来绝对是至关重要的。许多气候科学家现在已经在担心我们可能业已积重难返。正如大家所知，解决结构性失衡的战略，也会带来自身风险，可能带来意料之外的后果，紧密联系的关系使这种风险更为剧烈。当经济紧密相连时，解决结构性失衡绝非易事。为那些受影响最大的，尤其是那些对不利形势需负担责任最小的人建立一个更强大的风险保护伞是至关重要的。
这种保护伞，对于建设一个动态的风险生态系统，也是至关重要的，我们要建立的风险生态系统应当鼓励积极的风险，如创业和教育，并阻止投机和伤害健康安全的风险。
最后，米歇尔·渥克表示近几十年来，中国在使人们摆脱贫困和创造财富方面的成就是无与伦比的。她相信世界正逐渐接近后疫情时代的复苏和发展，尽管其进展比我们所期待的要慢，如果中国能够在其成就的基础上，将类似的经验教训应用于绿色公平的经济转型，从而进入一个新的增长和共享繁荣的时代，将是一个极为令人惊叹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