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可持续发展经济导刊
10月11日，国际社会热切期待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在云南昆明迎来开幕，来自全球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共商生物多样性保护大计，共同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未来图景。
这场原定于2020年10月召开的大会，因为新冠肺炎疫情而延期至今，而中国政府努力克服新冠肺炎疫情不利，将大会分成2021年10月和2022年上半年两个阶段进行；也因为这次疫情，让未能如期达成的20项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变得更加紧迫。
此次由中国作为东道国举办的COP15大会，将主题定为“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体现了中国政府推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意识，对推进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从生物多样性这一理念的提出，到全球就生物多样性达成广泛共识与行动，人类已经浪费了太多时间，阻止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行程必须快马加鞭，这事关全球可持续发展，事关每一个人。
01
矛盾中的人与自然
假如地球上只有人类这个物种将会是什么情形，我们或许无法想象；但如果人类消失，其他的物种以及生态大概率会变得更好。
当前，地球几乎每1小时就有1个物种灭绝，近代物种的灭绝速度比自然灭绝速度快1000倍，比形成速度快100万倍。“第六次物种大灭绝”成为地球生态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自然风险上升：治理自然危机维护商业与经济》显示，全球76亿人口仅占地球生物总重量的0.01%，却造成83%的野生哺乳动物灭绝，半数的植物消失。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平台（IPBES）于2019年4月发布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全球评估报告》显示，地球上多达100万种物种濒临灭绝占据世界物种总数约12.5%，其中，超过40%的两栖动物濒临灭绝。
人类对生物多样性造成最大威胁的五种方式
1． 把森林、草原和其他地区变成农场、城市和其他开发项目，栖息地的丧失使动植物无家可归。如，地球上约3/4的土地、2/3的海洋和85%的重要湿地已被严重改变或丧失，使物种更难生存。
2． 世界海洋过度捕捞。如，世界上1/3的鱼类种群遭到过度捕捞。
3． 燃烧化石燃料引起的气候变化，使气候变得太热、太湿或太干，使某些物种无法生存。如，世界上近半数的陆地哺乳动物（不包括蝙蝠）和近1/4的鸟类已经受到全球变暖的严重影响。
4． 污染土地和水。如，每年有3亿至4亿吨重金属、溶剂和有毒污泥被倾倒到世界水域。
5． 入侵物种排挤本地植物和动物。如，自1970年以来，每个国家外来入侵物种的数量都增加了70%，其中一种细菌威胁着近400种两栖物种。
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也反过来也给人类造成难以计数的风险与灾难。
据世界经济论坛统计，44万亿美元的经济价值（占全球GDP总值的一半以上）依赖自然及其服务，因而面临自然损失的潜在风险。在全球GDP总量中，高度依赖自然的三大部门增加值总额近8万亿美元，包括建筑业4万亿美元，农业2.5万亿美元，食品饮料业1.4万亿美元。这些部门或是直接从森林和海洋中提取资源，或是依赖于生态系统服务，如健康的土壤、清洁的水、自然授粉和稳定的气候。
就农业而言，据粮农组织估计，上个世纪，3/4农业植物的多样化基因消失了，全球粮食供应因此变得更加脆弱；同时，农作物抵御全球变暖和新出现的病虫害的能力也日益降低。
由于农业和其他用途损毁红树林、泥炭地和热带雨林，人类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增加了13%。这同时也对化工与材料、航空、旅行与旅游、房地产、采矿与金属、供应链和交通运输及零售、消费品与生活方式六个行业有重要影响。
02
冲突下的反思与规则制定
随着全球人口激增、城市化以及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人类加速对自然资源的驾驭和掠夺，人类与其他物种及其生态系统的矛盾加深。经过第二次工业革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方式遭到了自然的“报复”，各种环境污染事件频发，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的管理条例、管理法规开始陆续制定。
20世纪中期以后，由于野生动植物贸易等活动前所未有地加速物种灭绝以及生态系统的崩溃，同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全球贸易分工，将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生态系统的危机开始向全球扩展。
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决定建立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各国政府签署了若干地区性和国际协议以处理如保护湿地、管理国际濒危物种贸易等议题。到1980年，世界各国已有40多个多边公约或协定直接与生物多样性的管理有关。
人们在开展自然保护的实践中越来越认识到，自然界各个物种之间、生物与周围环境之间都存在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因此自然保护仅仅着眼于对物种本身进行保护远远不够，更需保护好它们的栖息地，或者说，需要对物种所在的整个生态系统进行有效的保护。
1981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着手起草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国际公约。1987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第14次理事会承认，推进关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国家性质的行动是必要的。
1992年6月5日，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生物多样性公约》开放签署，至今已有193个缔约方。《生物多样化公约》，提出保护生物多样性，持久使用生物多样性的组成部分，公平合理地分享由利用遗传资源而产生的惠益。“持久使用”是指使用生物多样性组成部分的方式和速度不会导致生物多样性的长期衰落，从而保持其满足今世后代的需要和期望的潜力。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一次取得了“保护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发展进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的共识，涵盖了所有的生态系统、物种和遗传资源，并将传统的保护努力和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组成部分（生态系统、物种资源及遗传资源）的经济目标联系起来，建立了公平公正地分享因利用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而产生的惠益的原则，尤其是在商业性用途上，对快速发展的生物技术领域，包括生物技术发展、转让、惠益共享和生物安全等方面对缔约方提出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要求。
与把保护物种和生态系统作为全部目的的先行公约不同，《生物多样性公约》着眼于生物多样性所具有的经济价值和其他价值，提出在保护的同时，公平公正地分享因利用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而产生的惠益，从而确定了在这个问题上全球行动的基本框架。
03
到底什么是“生物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这一概念由美国野生生物学家和保育学家雷蒙德（Ramond.F.Dasman）于1968年在一部通俗著作中首次使用，写作Biologicaldiversity。上世纪80年代，其缩写形式“Biodiversity”由罗森（W.G.Rosen）在1985年第一次使用，并于1986年第一次出现在公开出版物上，由此，“Biodiversity”开始在科学和环境领域得到广泛传播和使用。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缔结的《生物多样性公约》将“生物多样性”定义为：所有来源的活的生物体中的变异性，这些来源包括陆地、海洋和其他水生生态系统及其所构成的生态综合体；这包括物种内、物种之间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或者可以说，包括物种的多样性、遗传基因的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
物种的多样性是指各种各样物种的存在。而遗传基因的多样性是指属于同一物种的个体间遗传上的差异。生态系统的多样性是指特定地域的生物及其所生存的自然环境之整体的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维系生物圈，是人类诞生的摇篮，也是人类生存的前提。生物圈，是在任何给定时间内所有有机体的总和，包括地球上所有活生生的植物、动物、藻类、真菌和微生物的加和。正是生物多样性所维系的生物圈，保护着每一个物种，提供它们所需的一切，其中也包括人类。
在生物圈中，生物多样性通过保持土壤肥力、保证水质、调节气候，以及调控大气层成分、地球表面温度、地表沉积层氧化还原电位以及pH值等，提供适宜人类生存的环境，并为人类提供了食物、纤维、木材、药材和多种工业原料。
生物学家对来自不同生态系统的观察得出的一个结论是：愈多生物生活在一起，所建构的生态系统就愈稳定。保护生物多样性就是保护人类自己，摧毁生物多样性，人类也将无法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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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共识到目标，从宣言到行动
《生物多样性公约》开放签署后的1994-2010年间共计召开了10次缔约方大会。这些会议探讨了海洋、内陆水域、旱地、地中海、干旱、半干旱、草原和热带草原、森林、山地等生物多样性内涵的各类生态系统的保护问题，农业、健康、气候变化、外来物种入侵等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问题，以及公约机制、资源可持续利用、惠益共享、技术转让与技术合作等公约履行上的议题。
这些讨论显示了生物多样性的复杂性，也正是在这些讨论的基础上，2002年的COP6通过了“2010年生物多样性目标”，即希望在2010年能够实现“阻止生物多样性衰减”的目标。2010年的COP10通过了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提出了新十年生物多样性战略和对应的生物多样性目标，即“爱知目标”。这意味着，生物多样性保护已经从谈判阶段进入到落实阶段。
《生物多样性公约关于获取遗传资源和公正公平分享其利用所产生惠益的名古屋议定书》的生效，是《生物多样性公约》取得的最大成就之一，地方社区因此能够分享利用生物多样性带来的惠益。该议定书经过八年谈判于2010年签订，2014年正式生效，进一步确立了各缔约方的遗传资源主权，把公约制定的“事先知情同意”“共同商定条件”“公平分享惠益”等原则，发展成为具体的国际法规则，奠定了生物经济时代生物遗传资源丰富国家和生物技术发达国家之间的利益分配格局。
总体而言，过去十年中，《生物多样性公约》在多个领域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如保护区的面积显著扩大，从2000年到2020年，陆地面积从约10%增加到15%，海洋面积从约3%增加到7%，对生物多样性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区域的保护也从29%增加到43%；全球去森林化速率比过去十年下降约1/3；海洋鱼类种群保持或重建；87 个国家践行《名古屋遗传资源议定书》；85%的缔约方更新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生物多样性可用财务资源翻了一番；等等。但不可否认，在全球层面，《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的20 个目标没有一个完全实现。
2020年9月，《生物多样性公约》最新修订的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预稿提出了一项为期十年的战略框架，旨在阻止和逆转物种的丧失，恢复对人类生存至关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并提出，所有利益攸关方对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宣传、认识和理解对于切实有效地执行工作至关重要。其设定的“2050年愿景”为：到2050年，生物多样性受到重视、得到保护、恢复及合理利用，维持生态系统服务，实现一个可持续的健康的地球，所有人都能共享重要惠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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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生物多样性上升为国家战略
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中国是最早签署和批准《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缔约方之一，高度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并不断与时俱进、创新发展。
自党的十七大正式提出生态文明理念以来，我国通过制定主体功能区制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等举措，从优化国土空间，管控重要生态空间方面保护生态，取得了显著成效，也为全球生态保护树立了榜样。
2016年，在墨西哥举行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三次缔约方大会（COP13）宣布中国获得COP15举办权。随后，中国开展了大量的会议筹备工作，积极贡献这一场生物多样性保护全球大会。
2020年9月21日，外交部和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中方立场文件《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中国在行动》，从生态文明思想、国内政策措施、促进可持续发展、全社会广泛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和国际交流与合作等方面系统阐述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经验成就和立场主张。
2021年10月8日中国发布首部生物多样性保护白皮书《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用提高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提升生物多样性治理能力、深化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等四个部分，介绍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政策理念、重要举措和进展成效，以及中国践行多边主义、深化全球生物多样性合作的倡议行动和世界贡献。
白皮书中，中国宣告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上升为国家战略，把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各地区、各领域中长期规划，完善政策法规体系，加强技术保障和人才队伍建设，加大执法监督力度，引导公众自觉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不断提升生物多样性治理能力。
刚刚开幕的COP15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全球努力至关重要，并会影响到直至本世纪中叶的全球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可持续利用及公平公正地分享因利用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而产生的惠益。我们期待COP15取得丰硕成果，推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走上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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