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
石油美元从20世纪70年代诞生至今已有近50年的历史，对世界经济金融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石油美元的稳定性面临来自内部与外部的多重挑战。随着美国提出新的气候目标，至2030年减少一半排放，至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均已确定碳中和目标，将为石油美元体系演变带来新的变化。
美国近期发布《美国国际气候融资计划》（U.S． International Climate Finance Plan），面向发展中国家，旨在动员公共与私营金融资源协助发展中国家降低温室气体排放，计划到2024年前将提供给发展中国家的年度公共气候资金翻倍，将其中用于增强气候适应的公共资金提高两倍，并注重通过混合金融等方式撬动私营资金。这一计划预计将帮助在全球范围内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使用，提高新能源的应用占比，并有意推动构建新的“低碳美元”体系，同时与我国于2020年10月发布的《关于促进应对气候变化投融资的指导意见》（下文简称《指导意见》）所提及的气候投融资国际合作目标高度重合，将在全球气候投融资活动中与我国展开更广泛的竞争。
当下，新的“碳-货币”环流正在形成。本文基于石油美元体系的演变与正在发生的全球气候转型，对未来可能形成的“低碳美元”等新型货币运行机制进行阐述和分析，并对未来构建“低碳人民币”提出建议。
一、 从“石油美元”到“低碳美元”
对美国建立“低碳美元”体系的预测、怀疑与研究已有多年历史。虽然至今仍未有定论，但目前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均不断提高对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视程度，各主要经济体的电力、工业、金融等重要行业都已着手进行气候转型，全球经济、金融与能源发展形势又有了新的变化，应在此基础上对从“石油美元”至“低碳美元”转型的可能性重新进行评估，对低碳美元体系的设想可以石油美元的形式与机制为参考。
石油美元的建立基础在于石油与美元所具备的特性。石油是全球工业命脉，各国对石油均存在稳定且大量的需求，但其储量高度集中于少数国家，因此产量、消费量与贸易量都很大。美元则在美国强大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实力保障下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储备货币，在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国进一步推动美元成为石油国际贸易中的唯一结算货币。沙特等中东产油国出售石油并获得美元，再用美元投资美国国债等安全且流动性高的资产，从而完成美元的回流，而世界其它国家对石油存在规模巨大的刚需，也需要大量储备美元用于石油交易结算。由此，石油美元体系人为创造了世界各国对美元的大量需求，促进美元稳定世界货币这一地位。20年代80后期，随着WTI原油期货与布伦特原油期货相继上市，石油开始具备金融属性，逐渐形成涉及生产、贸易与投资等各环节的完善体系。此外，石油出口国的石油美元收入也越来越多地投入到美国国债以外的多元化美元计价金融资产中。
目前，石油美元体系正在受到冲击。一方面，美国自页岩革命以来不断扩大油气出口，从支出石油美元变为收入石油美元，改变了全球石油贸易格局与石油美元环流格局，从内部限制了石油美元规模。另一方面，作为外部影响因素，来自其它货币的石油贸易结算和新能源的发展分别从“美元”与“石油”两方面限制了石油美元规模。全球石油需求正在向亚太地区偏移，已有俄罗斯、伊朗与阿联酋等国接受人民币结算。同时，全球气候转型将导致石油需求下降，《BP能源展望2020》认为至2050年可再生能源将可能在全球一次能源消费中占据最高60%左右的比重，彭博《新能源展望2020》认为至2050年全球将在可再生能源领域投资11万亿美元，占所有新增能源投资的73%。多方面内外部原因将共同导致石油美元环流受到影响。
在气候相关市场与贸易不断增加的背景下，由新能源等气候市场交易结算产生的资本流动将具备构成新的“碳-货币”环流的体系，与其绑定的结算货币将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美国有推动美元与新能源等低碳资产绑定以在石油美元预期受到削弱的情况下继续维持世界货币地位的可能。与石油美元所代表的“石油-货币”环流类似，美国将可能推动以“碳-货币”环流为核心建立“低碳美元”体系，以下将分别讨论该环流的两种具体表现形式，即全球碳市场和国际气候投融资。
二、 “碳-货币”环流之一——全球碳市场
国际上对“全球碳市场”与“国际碳交易机制”等概念的讨论由来已久。此前于2021年4月发布的《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便提及中美两国将共同推动《巴黎协定》第六条细则谈判在COP26大会取得成功，相关准备工作将成为中美及世界各国未来的重点任务之一。《巴黎协定》第六条描述的减排成果国家间转移机制即是国际碳交易机制的一种表现形式。
二氧化碳的排放、流动与温室效应影响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很强的同质化特征，因此碳配额是一种高度同质化的产品，比原油、黄金等更为标准化，基于碳配额也可以开发高度标准化的衍生品，理论上具有建立全球碳市场的潜力。从环境经济学角度而言，碳市场相比行政命令手段更有效率，可以使社会总体减排效率提高，从而在取得相同减排成果的情况下节约更多成本。当碳市场覆盖范围扩大，纳入更多控排企业作为交易主体，碳市场的流动性也将进一步提高，同时带来更高的减排效率，当碳市场覆盖全球时，就形成了“全球碳市场”。减排成本低的控排企业可在这一机制下将减排量以配额或核证自愿减排量等形式出售给全球范围内有需求的企业，从而突破原有的国内碳市场以本国货币交易、结算的框架，产生跨国资本流动和新的国际货币环流。
在这一过程中，新能源企业与碳汇企业等是典型的可以产生大量减排量的企业，同时需要大量资金以扩大投资规模，而化石能源企业是典型的对碳配额存在大量需求的企业，将支付大量资金用于排放指标购买。因此，未来大量参与国际碳交易结算的货币将产生与石油美元类似的效果，而这一结算货币仍将主要取决于各国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影响力。
如果以国家为单位参照石油美元体系，并假设美元是这一环流中的主要结算货币，则在这一情景下的低碳美元环流体系构想将为：部分减排成本较低的国家选择减排并出售配额，并以美元结算，减排成本较高的国家则需要储备美元以购买碳配额，获得低碳美元的国家再将该部分资金投入以美国国债为代表的美元计价资产中，从而实现低碳美元的环流。这一过程仍然可以额外创造世界其余国家对美元的需求，从而稳定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
三、 “碳-货币”环流之二——国际气候投融资
国际气候投融资同样可以产生“碳-货币”环流，与显性的全球碳市场相比可作为一种较为隐形的“碳-货币”环流表现形式。在这一过程中，国际资本可通过信贷、债券与股权投资等方式，在全球范围内参与气候友好型项目投融资，如新能源产业链中的技术研发、项目建设与中后期运营维护等，从而产生国际资本流动。这一过程中结算货币将不仅取决于政治、经济与军事影响力，也取决于各国气候相关技术发展程度，新能源、电气化与CCUS等技术的先进程度、应用成本与运行情况将对相关国际气候投融资活动造成显著影响。能够以最优惠价格通过最先进技术建设各类国际气候投融资项目的国家将在确定结算货币方面占据主动权。
在这一过程中，以政治、经济、军事与科技为支撑的投资国可以确定相应项目的结算货币，被投资国在项目建成并产生收益后可对相应结算货币计价的各类资产进行投资，而世界各国在当前的全球气候转型背景下对气候项目建设均有广泛需求，一个被投资国的成功项目可以在多国复制，从而对相应结算货币产生额外需求，刺激“碳-货币”环流的产生。
四、 “碳-货币”环流面临的挑战
“碳-货币”环流体系的构建面临诸多挑战，以下将从建立基础、两类环流及石油美元体系的稳定性角度分别阐述：
（一） 建立基础不稳固
“碳-货币”环流建立基础与“石油-货币”环流不同。全球石油储备高度集中于少数国家，从而造成了大量贸易需求，且石油美元建立时，美国的政治与经济影响力非常大，在这一情况下，基于美国和沙特的双边协议就完成了石油美元体系的初始构建。与之相比，新能源与碳排放权等碳相关资源本质上都是分散的，并不天然高度集中于少数国家，而当今世界也呈现多极化发展的趋势，形成低碳美元的难度远大于石油美元。
（二） 全球碳市场面临多重挑战
对第一种环流“全球碳市场”而言，面临全球碳市场技术与制度难题和交易体量不确定两方面的挑战。虽然理想情况下全球碳市场具备相当的吸引力，但实践中面临诸多阻力，对“超国家分配机制”的反对是最大阻力之一。传统意义上的碳市场应具备配额的总量设置与分配机制，相关活动通常由国家权力机构完成。从全球范围来看，仅欧盟碳市场超越了主权国家范畴，由欧盟这一由各主权国家让渡部分权力而建立的区域性超国家机构建立，这一经验难以在全球层面上复制。前文对低碳美元环流以国家为单位的构想即隐含了对各国排放额度的“超国家分配”，仅在每个国家都有明确的排放限额时这一机制才能有效运行，而这一分配机制早已受到主要来自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反对。
同时，未来全球碳交易的规模面临高度不确定性，能否实现与石油美元类似的交易规模仍需实践检验，无法确定是否会在全球碳交易中形成规模足够庞大的“碳-货币”环流。
此外，“全球碳市场”的结算货币将面临竞争。目前最成熟的碳市场是欧盟碳市场，对包括美国加州碳市场与RGGI在内的世界各主要碳市场的碳价形成具有显著影响，其用欧元而非美元结算；相比之下美国虽然拥有美元这一世界货币，但其尚未建立全国碳市场，并不掌握碳排放定价权；而我国全国碳市场虽然拥有最大的体量，但与其余主要市场均较为割裂，在碳市场方面的国际合作更为困难。
（三） 国际气候投融资具有分散性、自给性
新能源因其具有规模较大、回报相对稳定等特点，在国际气候投融资中占据极其重要的位置。对第二种环流来说，“新能源-货币”环流是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新能源体系的构建与发展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举措，与石油体系区别显著。风、光在全球的分布远比石油均匀、分散，风电与光伏等相关项目一旦建成便只需维护，而不用持续自外部购买能源，总体减少能源对外依存度，具备高度自给性。
由此导致一个情况，即新能源的框架不再具备石油美元体系下美国生产美元、中东等国出口石油，获得美元并投资美元资产、其余各国先购买美元再购买石油的“国际分工”。新能源框架下各国职能更为模糊且趋向统一，将存在一批投资国和一批被投资国，且二者角色可以互换，由此产生的货币环流复杂程度将远甚于石油美元，相应货币盈余投资的资产也将在一开始就具有多元化的特点，不再仅投资于以美债为代表的美元计价资产。
因此，第二种“碳-货币”环流将呈现与石油美元显著不同的特征。
（四） 来自石油美元体系的挑战
石油美元体系虽然面临冲击，但仍具备很强的稳定性，“碳-货币”环流体系的建设将长期面临石油美元体系与传统能源、工业体系的竞争。
一方面，除了作为能源，石油还是当今社会最重要的化工产品，石油化工的产品用途非常广泛，包括但不限于：燃油、塑料、沥青、衣服、合成橡胶、制药、清洁、食品、润滑油、化妆品……即使在能源方面其地位被新能源取代，石油化工产业也将保证各国对石油的持续稳定需求，而石油储量高度集中于少数国家的现状并不会改变。
另一方面，CCUS技术作为气候转型中的重要一环，未来预计将取得极大进步，与煤、石油和天然气配套使用将显著增加化石能源的生命力，石油仍将在未来的能源体系中占据一定比例，从而稳定全球对石油的需求量。
五、 对推动“低碳人民币”的建议
建立“碳-人民币”的低碳人民币环流体系需要从政治、货币和技术等多方面加以考虑。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推动低碳人民币提出建议：
（一） 深化落实《指导意见》，以国际气候投融资为抓手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美国近期提出的《国际气候融资计划》将通过美国国内的公共资金、私营资金和多边开发机构改革等各类手段全方位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融资规模，将进一步扩大美国在发展中国家气候转型中的影响力，直接对我国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构成挑战。我国应以“一带一路”和“南南合作”低碳化建设的国际气候投融资为抓手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作为构建低碳人民币的货币基础。
《指导意见》要求通过“一带一路”气候友好型建设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也具体提出了相关指引，包括支持离岸市场丰富人民币绿色金融产品及交易、支持建立人民币绿色海外投贷基金、鼓励境外机构到境内发行绿色金融债券、鼓励使用人民币作为相关活动的跨境结算货币等。未来我国应进一步深化落实《指导意见》提出的相关举措，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增强人民币的在贸易、投资和金融市场交易中的货币功能。
（二） 在全球碳交易体系中确保人民币的地位
对全球碳市场，我国一方面应以国家与人民利益为先，明确“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稳步、自主推动气候转型进程与“3060目标”实现；另一方面，应以审慎的态度考虑碳市场连接。碳市场连接是自下而上推动建立全球碳市场的第一步，也是主导碳定价权的重要途径，连接的碳市场虽然可以扩大参与者规模、在理论上提高减排的成本效益，但也会对碳价产生额外影响，从而对就业与经济运行等产生次生影响。
在《巴黎协定》谈判后，全球对国际碳交易体系的认知正在发生变化，自下而上由国家自主贡献推动全球减排的共识正在形成。《巴黎协定》第六条和其中的国际碳交易机制更多与国家自主贡献相联系，较为灵活且务实，是拓宽国际合作的可取手段之一，我国应在COP26会议上主导相关细则制定，并使之与我国的原则、主张与利益相符。在谈判过程中应对人民币结算、本币结算等话题提高关注程度，为未来建立“碳-人民币”环流体系打好基础，同时阻止美国借此在全球范围内创造非正常的额外美元需求。
（三） 探索完善的低碳人民币回流机制
石油美元通过美国国债和美元计价资产的有效回流对石油美元体系的建立不可或缺。我国当前面临相关困境，即使在气候投融资项目中推动人民币结算，如果被投资国产生的收益无法以畅通的渠道兑换成人民币，也难以投资于风险小、流动性高的人民币计价资产，则同样无法完成人民币的回流，一方面容易对人民币币值形成冲击，另一方面被投资国可能仍将大量兑换美元以投资美元资产。
我国应在国债与气候项目投融资等方面渐进式建立人民币回流机制。人民币币值稳定，在全球负利率时代，在岸市场人民币计价国债资产是国际债券市场为数不多具有稳定长期收益的资产。同时，我国是世界上新能源保有量和年增量最大的国家，同时在产业链方面，我国占世界光伏面板生产超过70%，世界前10大风电设备生产商中7个在我国，面临大量的项目建设需求，且项目可产生长期稳定的回报。我国可推动这两类市场对从外国央行到外国私人资本投资者的渐进式开放，促进建设低碳人民币的回流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