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周天勇
按语：中国未来10年要实现初步现代化，接近和进入中等发达国家门槛，保持5%左右的中偏高速增长，是一个必要且硬性的条件。但是，冷静思考，中国也面临着三大不确定性。当然，中国通过推进大力度体制改革和采取重大发展举措，会确保5%以上的增长速度。笔者将围绕面临的压力、较科学的思考以及为什么还能够保持5.5%左右的增长这三个方面，发表三篇文章。今天发出第二篇，请朋友们阅读。再后发出第三篇，请大家继续关注。
现代主流经济学方法计算国民经济产出和增长的局限在于，其分析对象是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并不考虑体制变化对产出和增长的影响。而中国经济体制的特征：经济制度方面，坚持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体制改革方式方面，不是瞬时转轨，而是特长周期的渐进转轨，整个过程分为计划国有向市场民营释放、二元体制并存和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轨三个阶段；资源配置方面，计划行政垄断供应与市场机制竞争调节并存；经济主体方面，政府注资的国有企业与其他投资者注资的非国有企业并存。
1.计划公有向市场非公有释放成就了23年的高速增长
1992年，中国共产党向人民和国际社会宣布，中国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从改革与增长的历史经验看，第一个阶段，是从传统体制向新体制的释放：1978年从产品生产、计划管制、纯粹公有、单一按劳分配和对外封闭，转向商品生产、市场调节、多种所有制、按要素贡献分配和对外开放。在这个阶段，计划行政和国有、集体企业实际上处于弱势状况：政府一是不知道如何管理商品和市场经济，属于“不会管”；二是财政收入薄弱，没有大规模搞基建的能力。而国有和集体企业体制僵化、冗员过多、大部分亏损，后期债务沉重。在蓬勃发展的乡镇企业竞争中，缺乏政府背书的城镇集体企业率先破产、重整和改制；而国有中小企业也面临竞争，在“抓大放小”改革中，通过股份合作制等方式改制，加之破产等大规模收缩；而一些国有大型企业，则冗员压力越来越大、银行高息债务越来越多，市场销售受到乡镇企业、港澳台、外资企业和进口产品的激烈竞争，在20世纪末进入了三年脱困期。
而经济高速发展的绝大部分动力，是传统体制最薄弱环节及体制外突破发展起来的。一是大规模的剩余劳动力资源开始流动和优化配置：原先的农村生产队体制是集体出工劳动，改革使农民转向家庭经营劳动，中青年开始外出务工。后来，人民公社被废止，农民不再局限于在家务农。政府起初也想管、也开始管了，但最终还是没管住。
二是资金改革为资本，由借贷市场来配置资本要素：基建和国有企业资金由统收统支、无偿使用，通过“拨改贷”改革，使资本要素有了市场利息价格，并且通过商业银行集中社会资金并向企业和项目发放贷款。这种资本市场的建立，是因为政府当时缺乏资金进行建设和维持国有企业运转，从而主动从财政拨款制向商业化贷款制进行了改革。
三是计划经济禁锢的城乡土地要素得到了释放和活跃的利用：在当时，利用农村土地创办乡镇企业比现在容易得多；深圳改革开放初期，大量集体土地未经有关部门审批就建起了工厂和住宅；城镇中一些闲置的场地和房屋，被利用了起来，加工和商业快速发展。当时，各地政府尚未完全掌握城市规划，也没有成立专门的土地管理部门，土地要素得以在政府没来得及管、或者还不会管的时候，从农业生产率低下的领域配置到工业和商服业等高生产率领域。以今天有关部门的眼光看，这绝对是“违建”，但在当时却为第一阶段的经济快速发展释放了巨大的动力。假如当时的政府像现在这样实施严格的计划行政管理和用途管制，辅以卫星严密监控做到管细、管住和管严，不客气地讲，根本就不会有当年的高速增长。
四是发育和形成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主体：大量农民个人和合伙“戴红帽”，还有乡村能人带领创办和经营乡镇企业，加上城镇个体工商户和后来的私营企业发展，以及港澳台和外资企业发展，在市场中具有活力的其他所有制企业数量快速扩大。这些竞争性企业等各有不同的经济主体，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展现出创新力、活力和效率，是渐进转轨第一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但是，从改革前后许多人的观念看，他们曾被认为是最不应该发展壮大的经济部分。
1957年至1977年经济仅有约5%的增长，且是在投资和就业增长下降的情况下实现的；而1978年至2000年经济接近10%的高速增长动能，究竟来自于哪里？显然，体制改革、传统体制外的突破，成就了20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现代经济学教科书中假定体制不变的生产函数和增长模型，无法刻画和解释这一经济现象的内在机制。
2.二元体制并存阶段的成就和问题
笔者认为，从2001年至2025年，渐进转轨经济进入了计划行政与国有企业，同市场机制与多种所有制并存的阶段。这个阶段的发展成就体现在：加入WTO、房地产兴盛和大规模基建，又带动中国经济延续了25年由高速到中高速再到中速的增长。使中国城市公共与商业建筑、配套基础设施、居民居住条件、工业生产能力和质量、交通、能源和水利设施都得到显著改善，国防实力得到加强，一些方面向初步现代化迈进。
从改革开放看，除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扩大了开放并倒逼国内相关体制改革外，其他方面的体制改革步伐不大，二元体制角力进入了相互博弈的阶段。人们容易熟视无睹却深邃的逻辑在于：一是计划行政属于权力，国有企业有政府背书，客观上处于主动和强势地位；市场是自然调节机制而非行政权力，非国有经济没有政府背书，客观上处于被动和弱势地位。二是在市场经济中，任何行政事业机构、公务人员和国有企业领导，都有可能利用行政权力和企业职务获取单位和个人经济利益的寻租手段和机会。因此，二元体制转轨，实际是行政计划与国有企业同市场机制与非国有经济之间权力边界和利益多少的博弈。三是尽管有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规划，但如果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转轨的体制改革得不到强有力的落实，二元体制中的强势部分就会强化计划行政权力对市场机制的规制，扩大政府和国有企业对其他所有制企业经济利益的分配比例，加上利用权力和职务获取个人经济利益的驱动，结果必然是低效率国有企业比例再次扩大，而其他高效率、有活力的所有制经济被挤压收缩，导致计划行政和国有经济强势回归。
这种体制复归并不是抽象概念，它会具体表现为审批增多、许可加码、规划刚性、检查频繁、市场准入隐性壁垒增加。居民想创业，面对的是复杂手续和不确定预期；企业想投资，面对的是土地、规划、环保、建设等多重管制；劳动者想灵活就业，也常受到各种门槛限制。于是，原本可以形成的创业、置业、就业机会被压缩，原本可以释放的消费和投资需求被抑制。经济增长因此缺少活力，财政税源、居民收入和社会信心也会受到影响。
要认识到，政府从“不会管”走向了“太会管”，管细、管住和管严。各领域的计划行政“太会管”，如城乡土地建设计划、管制、规划和监控，使居民创业、经营、就业的空间和手脚受到收紧和封闭，活力被窒息。而国有经济体制的复归与扩张，使低效率替代了高效率，导致了经济增长的损失。这也是经济增长乏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3. 说清楚经济还能中高速增长的道理为什么特别重要
实验室在仿真估算中国未来经济时，由于不确定性太大，排除了平台和AI仍能推动中高速增长的可能，即使是最好的情况，以要素投入为主的自然经济增长率也超不过2.8%。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研究机构，应用当前现代经济学教科书中的主流生产函数和增长模型，排除人为设定的创新全要素生产率高指标，代入中国未来的有关数据进行测算，实事求是地讲，计算结果大多是经济产出增速放慢，趋于2.5%左右的低速增长。这并不是使用这些方法的学者有意唱衰中国经济，而是主流现代经济学方法进行仿真预测得出的必然且冷峻的结果。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经济未来究竟还能不能实现中高速增长？怎样才能科学地计算渐进转轨中的中国经济，并发现增加产出和加速增长的动能？最为困难的是如何将体制变量化，并嵌入国民经济生产函数和增长模型之中。著名经济学家伍晓鹰认为，体制因素不可能作为变量进入生产系统。当然，如果中国经济未遇到今天的问题，仍处于高速增长期，其实也没有必要费时费力去研究体制变化因素究竟怎样影响经济增长结果。
也有许多学者提出，既然你说体制改革还可以促进经济中高速增长，那你从数理逻辑方面证明给我看看。更有人士提出，非国有经济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了，市场经济造成了重复建设和生产过剩，还是靠计划集中资源、政府发力创新、壮大国有企业，才能把经济搞上去。因此，为了防止体制回归、遏制经济下行、促进经济复苏和回升，在学理上解决体制变化如何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已经成了紧迫且不得不解决的难题。
中国48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为中国学者提供了丰富的数据和案例；中国学者最为熟悉中国的体制国情，可以在现有现代经济学方法的基础上，创新性地将体制变量嵌入生产函数和增长模型；而且，中国未来抗击经济增长下行，需要构建中国渐进转轨经济的产出函数和增长模型，以科学地仿真和展望未来通过推进改革和采取重大发展举措，还能将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中高速区间的可能性。笔者用了8年的时间，解决了这一难题。
然而，新的经济学创新，往往在认知、了解和被应用方面还不够广泛。虽然笔者想摆脱定性之争，自2021年起，以经济流体、流动、流速、流量和循环进行观测、试错、调整等工程实验室模拟仿真的方式，去刻画体制改革和重大举措对经济增长的内在推动作用。得出了这样一些结论：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资产利润率仅为非国有企业利润率的三分之一；未来10年，土地要素如果不进行市场化配置，将损失约0.6%的增长率；土地如果不能由市场交易盘活，将损失发生交易时溢值所贡献的约1.4%的增长率；土地房屋如果不进一步交易定价成为资产，由于现有资产缩水且没有新的资产注入，将影响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这是在系统运行中观察到的损耗，以及整个经济运行装置卡顿造成的损失。这些研究结果，必然涉及定性方面；但不消除这些低效率和卡顿，经济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
4.渐进转轨经济产出和增长的体制变量和科学计算
突破体制因素难以量化的理论瓶颈，关键在于跳出传统实体变量的思维定式，从体制扭曲的差值入手，构建全新的数理逻辑模型。
首先，可以找到体制变量。笔者在解决这一难题时发现，如果仍然局限于将体制视为流体变量、流动速度和流动数量的思维定式来建立数理模型，因为体制不是实体，根本无法形成变量，会使问题无解。
我们可以换一个思路对体制重新定义：渐进转轨存在着二元体制扭曲和对增长动能的禁锢，而体制既是一种对资源分布的安排，也体现了经济主体资源投入后的生产状态。我们将市场完全竞争环境下的资源分布比例以及市场竞争主体的生产状态视为标准值，将行政计划垄断环境下的分布比例和生产状态视为扭曲值，两者相互比较形成的差额即为“体制扭曲差值”。由此解决了体制不能变量化并进入生产函数和增长模型的难题，建立起了刻画体制改革内生加速经济增长的数理逻辑模型。这使得体制不断渐进转轨下的经济产出和增长，能够实现较为科学和准确的计算。
其次，生产要素流动优化配置与生产率提高，成为经济增长的动能。劳动力、资本和土地（包括房屋）是投入产出的基本要素。如2025年，受一系列户籍等制度安排影响，中国农业就业占总就业比例约为22.5%；而世界上与中国发展水平相近、但未实行户籍管制等阻碍人口迁移政策的国家，其农业就业比约为8.5%，体制扭曲差值为14个百分点。在人均劳动增加值方面，中国农业劳动力与非农业劳动力的人均劳动增加值分别约为8982元和44908元，存在巨大的体制扭曲差值。
而体制性要素剩余，正是通过改革释放以推动经济增长的源泉之一。在计划和公有经济中，要素的闲置、浪费和低利用，无法通过供求、价格和竞争加以消除。在二元体制下的计划行政和国有企业中，仍然存在着要素的闲置、浪费和低利用，这就是扭曲造成的体制性剩余要素。可以通过上述要素总资源、分布和状态的标准值与扭曲值，计算出体制性要素剩余的规模。发展经济学认为，农村和农业中存在着无限供给的结构性剩余劳动力，其向工业部门不断流动和转移，从而提高劳动力生产率，形成经济增长动力。在建立与现代经济学数理逻辑不同的生产函数时，将体制差值等变量嵌入其中，形成中国渐进转轨经济生产函数和增长模型，就可以计算出推进改革释放体制剩余所内生获得的产出和增长。
第三，二元体制转轨国家还存在一种特殊的增长来源：无价格的土地房屋从“禁止交易的非资产”转变为“可定价的可交易资产”，一旦发生交易，就会产生从零到市场价格的“溢值”。这种溢值在本质上不是当期生产过程创造出来的新增价值，而是原本沉睡的自然资源和实物资料在市场化定价中被“唤醒”的货币化财富。
在国民经济核算中，这一溢值具有独特的地位。它确实存在于收入法和支出法的货币流动之中，但由于其并非当期生产活动的产出，因而不进入生产法GDP的增加值核算，表现为生产法GDP之外的“余值”。这与土地、厂房作为生产要素投入所创造的增加值有严格区别：后者是生产经营性收入，进入生产法GDP；前者是资产化交易带来的营业外收入，属于非生产性余值，两者不存在重复计算问题。实验室在核算中即通过扣除土地开发成本、商业和住宅购置成本等方式，避免了与要素投入产出的重叠。
正因如此，这部分余值在统计上往往隐含在全要素生产率（TFP）之中，而未被单独分解。现代经济学将TFP主要归因于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但在二元体制国家，TFP中有相当一部分实际上来自土地房屋资产化改革所释放的“零到市场价格溢值”。实验室对此也建立了有价格和无价格的差分TFP函数，测算显示，2000年至2023年间，土地有偿出让和城镇住宅商品化改革带来的交易溢值贡献了GDP增长的约18.26%，贡献了TFP增长的约59.76%。这意味着，在分析中国经济增长动能时，若将TFP笼统视为“创新贡献”，就会系统性地高估技术进步的作用，而低估体制改革通过资产化溢值所释放的增长潜能。
另外，调节水资源分布、开发未利用土地，也能从供给侧增加要素投入以扩大生产，并从收入法和支出法获得财富溢值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对此，这里不再赘述。
总之，结论是：如果关键领域的体制改革落实到位，发展方面的重大举措力度较大，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仍是可以实现的；反之，经济产出和增长将陷入低速和下行的趋势。
参考文献：
伍晓鹰：2023 “中国经济增长研究中的主要问题、最新实证结果及政策启发”，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朗润•格政】讲坛第176期演讲，2023年12月9日。
周天勇：再论渐进转轨经济增长的数理逻辑创新与实践应用——基于体制变量内生化的研究进展，2026，现代经济探讨，202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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