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天勇谈经济
按语：这是笔者即将要出版学术著作《渐进转轨经济学》的结语。现发在公众号中，供朋友们阅读。
周天勇
就国家的经济体制看，我们从哪里来？从计划配置资源、国家和集体公有，还有单纯按劳分配体制的社会脱胎而来。因为传统体制没有带来人民富裕和国家强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1978年毅然决然进行了改革开放。但与后来苏联和东欧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瞬时转轨不同，我们走了一条仍然坚持社会主义理念、体制渐进转轨的改革道路。特别重要的是，1992年，中国共产党向人民和全世界宣布，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
一、改革到了二元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并轨的阶段
渐进转轨我们经历了什么？20世纪后期，即中国改革开放前半段，由于体制改革采取了渐进转轨的方式，从一元计划公有体制向市场和多种所有制释放，先是实施放松、放开和放活，并以农村体制改革启动转轨。当时还是计划管理方式的政府，并不会管理迅猛发展的商品经济，放活了承包经营、乡镇企业和农民外出务工，再加上城镇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及对外开放、外资进入，实现了20余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从1978年城镇居民处于温饱边缘和农村居民普遍深度贫困，到20世纪末进入了小康社会。
进入21世纪，加入WTO、房地产兴盛和大规模基建，又带动中国经济延续了25年由高速到中高速再到中速的增长。使中国城市公共与商业建筑和配套基础设施、居民居住条件、工业生产能力和质量、交通、能源和水利设施都得到改善，国防实力得到加强，一些方面向初步现代化迈进。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25年也是一个计划公有与市场及多种所有二元体制并存的渐进转轨阶段。实事求是地讲：一是计划行政是权力，国有企业有政府背书，客观上处于主动和强势地位；市场不是权力而是自然机制，非国有经济没有政府背书，客观上处于被动和弱势地位。二是任何行政事业机构和国有企业的单位和人员，都有管事的权力和经济利益。因此，二元体制转轨，实际是行政计划与国有企业同市场机制与非国有经济之间权力边界和利益多少的博弈。三是如果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转轨的体制改革得不到强有力的落实，结果必然是计划行政强势回归，低效率国有企业比例再次扩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即使没有理论争论，也会是上述三个渐进转轨逻辑过程的必然结果。
但是，除了人口收缩、老龄化加剧、AI替代就业等客观因素造成的就业不足、居民收入收缩、消费能力下降和经济下行压力外，不能不承认，行政能力过于强势，客观上造成了经济增长的活力和动力受到影响。（1）不能不说，计划行政过于有为，地方政府形成了巨额杠杆债务和欠款类债务，透支了可持续的基建投资能力，挤占了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商户的投资能力，造成了修复资产负债表式的经济下行。（2）土地计划和建设行政过于有为，高土地价格和高房价转移了城乡居民收入，挤出了居民消费，导致消费品制造业过剩。（3）由于国有企业扩张，资本从高效率竞争性主体流向低效率非竞争性生产经营者，按2025年计算，造成14万亿元巨额利润损失。苏联、东欧的历史，二战期间英国等国兴办国有企业在战后的表现，以及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直至今天国有企业的状况，无数案例和事实都证明：国有企业的总体特征是资源消耗高、生产经营效率低，并给财政和金融机构造成沉重补贴负担。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资源配置中政府作用强势复归，使法律法规、行政机构设置、管理经济社会方式都向计划行政的管紧、管细、管住、管严方向变化。这种政府的“过度会管”，在一些方面造成了目前许多投资、创业和经营中想干事难、干成事过程难、干事成功更难的局面，活力被窒息，动力被禁锢，支撑经济增长乏力。
那么，我们的渐进转轨向哪里去？这面临着一个十字路口。如果不能遏制二元体制转轨中计划行政和国有经济的强势回归，就会无限期拖长向一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轨的时间，并使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的事业半途而废。
二、社会主义高质量生产力：市场和产权至关重要
我们前进的方向和所要追求的目标，应当是全面建设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
首先，完成向社会主义一元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笔者认为，渐进转轨中计划行政、国有经济与市场机制、非国有经济二元体制并存的阶段已经持续25年，应当转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轨的新阶段。在这一阶段，主要任务是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方向，遏制体制向计划行政和国有经济进一步复归；彻底消除所有制歧视，做到市场平等进入和退出、要素公平供给、不同所有制公平竞争，并完成人口和劳动力流动配置、资本配置以及土地房屋配置的市场化改革。只有这样，才能使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
其次，在行政执法、法律法规、司法程序等各个方面切实保护产权。个人、家庭、企业和事业单位的财产拥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不可侵犯。土地公有，但应延长土地使用权年期，硬化土地使用财产权，使城乡居民、企业和事业单位依法享有土地和房屋的使用财产权。要形成一个居民和企业家投资、创业、经营、置业有恒产、有恒心的社会。政府的职责是制定公平规则、规范市场秩序、维护营商环境和提供公共服务，而不是替代市场主体作决策，更不是随意干预企业正常经营。
第三，在产权保护和良好市场秩序的建设方面，政府和居民及企业都要守法和依法。政府首先要按照法规和程序合规地依法行政，行政行为和结果应当接受有关事主质询和社会监督；不能将整治企业、拆除违建这样的行政执法层层扩大、层层加码，简单地搞运动和“一刀切”。政府和政府所办的国有企业，首先要做诚信的榜样，不能违反双方签订的契约，不能大量拖欠个体商户、民营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工程款、供货款、服务款和借贷款。政策供给和条件提供不能随意变动。自然人和法人也要守法工作，依法投资、创业、生产和经营，不能从事违法的经济活动。只有政府、企业和居民共同守法，市场预期才能稳定，社会信任才能积累。
第四，高质量、有活力和效率的生产力，既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特征，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贫穷的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闲置、浪费、低效利用等低效率现象，不应当成为社会主义的代名词。我们之所以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承认个人经济利益，硬化土地房屋使用财产权及其他权属，保护自然人、法人包括不动产在内的一切财产权，就是要形成市场优化配置、经济主体竞争、人民创新创造这样有活力、有效率和有巨大动能，并且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质量生产力。这样的生产力，既能为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提供坚实物质基础，也能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实践中有说服力、有生命力。
为什么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中，如此重视市场配置资源、保护创业者包括不动产在内的产权体制的建设，并且同步形成约束政府计划和行政过度管理经济的权力，要求政府及政府所办的企业讲诚信的制度？目的就是要让人民放手使用资源，放心创造财富，安心拥有财富。我们在上述这样一个市场配置和所有制结构体制中，让居民、商户和企业家想干事、可以干事、能够干事和能干成事。使这个社会有效率、有活力、有创新力、有竞争力和有巨大财富创造动力。人民通过创新、创业、经营和就业获得收入，国家完善再分配和社会公益第三次分配等制度实现收入基本公平，政府通过福利、养老医疗和失业救助支出和保险机制，还有提供教育、医卫公共服务等使居民生活得以保障，从而建成一个人民生活富裕和幸福的社会。而没有上述人民有效率、有活力、有巨大财富创造力的市场和产权体制，一切都可能是空谈。
三、可持续：各方面经济发展模式的综合再平衡
保持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需要形成多方面综合型发展模式，包括资源、生态和环境，积累和消费，资产负债表，生产源泉，空间方式和经济体生态等。各方面都要进行国内外比较、推演未来、判断得失，科学规划和引导，以免在关键性发展模式上出现不可逆的重大失误。
首先，坚持经济与资源、生态和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在合理开采利用资源、治理河湖湿地污染、控制碳排放、消除雾霾粉尘、提高森林覆盖率、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做了艰苦细致的工作，取得举世瞩目、国内民众深切感受的成就。持之以恒、久久为功，还了蓝天白云、青山绿水、空气清新和鸟语花香，也培养了全民保护资源、生态和环境的意识。
其次，坚持适度负债率及代际间经济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借债发展经济，实际是借用甚至透支未来收入，用于今天的消费、投资、建设和当期发展。目前债务高企，使整个国民经济进入资产负债表修复式下行压力加大的运行区间。需要用10到20年时间，通过多种措施平衡宏观资产负债表，补充新资产，降低资产负债率，使负债回到适度合理水平。其中最关键的是建立政府借债和支出的现代约束纪律，各级政府和国有企业的财政收支、经营状况、负债水平及结构，要向人民代表大会和全社会公布，接受质询、监督和问责。
第三，选择积累与消费相互平衡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历史教训看，苏联和东欧各国在世界竞争中失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走了重国家资本积累、轻人民生活消费的工业化道路。中国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的前半段，很大程度上扭转了计划经济时期高积累、低消费的发展方式。但进入21世纪后，体制惯性又使经济发展回到高积累、低消费之路，形成今天生产过剩、消费需求不足、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加大的局面。实践证明，高积累、低消费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轨的新阶段，要通过分配和需求结构性的体制改革，逐步平衡国民经济积累与消费，建立二者相互平衡、良性循环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观念上要树立生产是为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意识，而不是脱离这一根本理念，片面强调国家强盛，进行过度的城市及基础设施建设和过多的国有企业资本积累。积累与消费的平衡要纳入每个五年规划；每年消费占GDP比重，特别是居民消费占比，应成为人民生活水平变化权重较大的考核指标。
第四，发展源泉方面，提倡和选择经济社会内源型发展模式。中国一些地区采取蕴含本地文化、农民兼业创业、中小微企业发育和成长，形成小村庄—集镇—小城镇起步，再到大中型企业、小城市—中等城市—大城市，大中小微经济主体、村及小城镇、大中小城市逐步嬗变、联系共生的经济内源发展生态系统，笔者称之为内源式发展模式，典型代表是浙江。另一些地区采取经济社会外源型发展模式，所有制上注重发展国有企业，规模上喜欢招进大型企业，注重城市大扩张，许多政策不包容各层次人口。实践证明，这种外源式发展道路并没有带来充分就业、数量不菲的民间投资、活跃的消费市场以及地区经济活跃和繁荣。要正视地区对比，对外源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进行内源发展模式再平衡。
第五，在物理空间方面，发展模式要向平面、线下、实体和开放方式再平衡。土地资源和房屋建设的计划配置、用途管制和规划管理，形成人们在立体超高层住宅和商服楼宇居住和工作，以及向其集中再分流的出行；城市街道重车辆通行，高层社区和单位建围墙，门口查验身份并由保安把守。这种超高立体、院墙封闭、门口准入、以通车功能为主的物理空间格局，使平台集中的线上交易规模收益递增；快递外卖、网约出行因集中和线上化而成本大降，平面、线下、分散、实体和开放性的服务业遭到重创。灵活就业大增、中小微企业固定工作机会大减、社保医保缴费下降、一般居民收入下降、收入流向平台和算法、消费需求萎缩，程度不同地与此有关。已经到了对这种立体封闭的居住、吃用、出行和工作方式进行再平衡的阶段。考虑到超高层城市、县城和市郊已经太多，应禁止在城郊、县郊、建制镇、集镇和乡村建设三层以上住宅和商业建筑；取消土地计划，放宽用途管制，灵活土地规划；城乡土地所有权与使用财产权两分，城郊和乡村宅基地及其他建设用地使用财产权可自主交易，使土地出售收入在政府收税后更多流入农民和外出务工人口手中。同时，限制以宽大通车功能为主的街道继续发展，增加小街小巷；限制集中和平台经济垄断，政府调控租金，发展小店小铺实体经济；逐步拆除单位和社区院墙，强制和提高线上平台缴纳快递、外卖和网约就业人员社保，将部分灵活就业挤回实体经济正式就业。
第六，加快形成中华文明繁衍和人口可持续的发展模式。20世纪70和80年代，中国对人口生育实施计划管理体制，力图通过减少人口数量、减少就业和消费人口压力、普及教育提高人口质量，形成少生、优育、减人提质的经济发展模式。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期的计划生育，给今天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现实影响：老龄化使养老支出增幅较快，青年人减少使养老医疗缴费基数收缩，少子化使消费需求收缩，结果居民和企业缴费成本大增，生产过剩压力加大，国民经济竞争力下降，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压力增大。从目前生育率看，21世纪末中国面临总人口在世界总人口中比例大幅下降的危机。需要尽快采取以下措施：一是调节水资源分布，开发未利用土地，将国土利用率从71%提高到76%，增加5.7亿亩可利用农业用地、1.5亿亩建设用地，废除土地计划体制；增加可利用土地战略与增加人口战略相协调，向农业领域转移人口及迁移后新出生人口，每人无偿赠送100年使用财产权的土地，到期后无偿续期100年。二是降低生育的居住、医疗和教育成本，在城市和县城大量增加低价和廉租房屋；将政府医卫财政支出占GDP比例从3%左右提高到4.5%，加大医卫财政支出，改革医疗体制，降低婴儿和成人医疗成本；将教育支出占GDP比例从3%多一点提高到4.5%，把义务教育前端延伸至托儿所、幼儿园，尽快推进高中义务教育，降低高校本硕入学收费水平。三是解开影响生育的失业挡板和债务缠绕，政府化债应优先偿还拖欠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商户的款项，实施家庭破产制度，使自然人和企业管理者解除债务缠绕、恢复正常经营，能够就业并获得稳定收入，稳定生儿育女的家计基础。四是放宽世界各地华人社会及与中国文化传统相近地区人口向中国大陆迁移。
总之，从上述各方面观察，中国发展模式需要进行坚持成功模式、纠正扭曲模式和形成新型模式的总体战略再调整；否则，难以建立全面可持续发展的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
四、建立一个现代制度的国家经济治理体系
现代国家经济治理体系的核心，不是管得更细，而是以可负担的治理成本、清晰的权责配置和硬的预算约束，把政府行为锚定在公共服务与公平规则之上。
首先，可负担和高效率的执政和公共服务。治理成本若脱离经济发展水平，公共服务便不可持续。方向是从生产建设型政府转向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型政府，减少对市场和社会能自主处理事务的包揽，降低执政成本，把财政资源更多投向教育、医卫、社保等民生领域，而非维持膨胀的行政支出和人员编制。
其次，执政层级和中央与地方的责任和事务。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关键在事权划分先行。国防、外交等全国性事务归中央，地方治理、公共服务等适宜地方管理的事务下沉；中央财政收入比重保持在50%—55%左右，省以下特别是县乡支出承担全国财政总支出的大头，同时以规范的转移支付弥补地区间财力缺口，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匹配。
第三，建立现代编制·财政·财务制度。编制膨胀的根源在编制与财政分离。必须形成“财政—编制”双控制度，切断以收费罚款供养机构和人员的预算外渠道，将各部门收入统一进国家预算，让人大对预算进行实质审查和监督。财政的钱从哪里来、花到哪里去、由谁问责，应当成为一个透明的闭环。
第四，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现代分配和民生制度。共同富裕不仅是收入差距的缩小，更是资产和财富拥有差距的缩小。土地房屋资产化改革使城镇居民获得了可交易的财产，而农民和进城流动人口在资产拥有上仍处于结构性弱势。现代分配制度必须在初次分配中提高劳动报酬和居民收入占比，在再分配中强化转移支付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土地、房屋等资产形成环节让更广泛的群体获得财产性收入，使共同富裕建立在可积累的资产基础之上，而不是仅仅依靠流量收入的再调节。
五、中国完全有排除万难实现伟大复兴的韧性和希望
复兴的韧性并非抽象信心，而来自可计算的体制潜能：沉睡的体制性剩余、可拓展的资源纵深、未饱和的工业化需求，以及可资产化的偿债能力。四者共同构成排除万难的结构性底气。
首先，经济增长方面，有着巨额的体制性剩余。渐进转轨国家与刘易斯所描述的劳动力无限供给型“结构性剩余”不同，最大的增长动能来自被计划行政体制禁锢的“体制性剩余”。国有部门资产利润率长期偏低而仍在运转，农村和城郊土地住宅闲置率高达35%—50%，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的配置效率与竞争性标准值之间存在显著的体制差值。这些差值不是资源枯竭，而是制度性闸门尚未打开。若通过要素市场化改革把这些被禁锢的资源释放出来，中国经济仍有5%—5.5%的中高速增长潜力。
其次，经济发展基础资源方面，土地和水资源的纵深和回旋余地。中国在可利用土地和水资源上确属“弱国”，劳均耕地低于日韩，水资源人均占有量低且分布不均，这压缩了城市化、人口迁移和制造业国内转移的空间。但短板同时意味着纵深：通过调水改土、开发北部未利用和低利用国土，将国土利用率从71%提高到76%左右，可增加数亿亩可利用土地；调水能力从337亿立方米提升到1100亿立方米左右，即可在北方形成新的经济带和人口承载空间。这种“空间再造”的能力，是大国才有的回旋余地。
第三，产业方面，有着城乡居民需要工业化推进的巨大需求。 中国生产能力的工业化可以说已经完成，但农民需要的工业化只走了一半，城镇常住流动人口大约走了三分之二，全民每百户汽车拥有量仅为成熟汽车社会的三分之一。农村居民和城镇非户籍人口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不足，恰恰说明工业化需求尚未饱和，而是被收入和资产差距所压抑。若能通过土地房屋资产化和市民化把这些群体的收入与财富基础做实，大规模制造和建造的工业化还可延续十五年以上，内需的纵深远未耗尽。
最后，克服修复资产负债表衰退和金融体系脆弱性方面。当前债务与通缩压力的症结之一，在于大量土地房屋处于“禁止交易—不能定价—无法抵押”的状态，金融体系缺乏足够的资产抵押品来支撑债务重组和流动性扩张。城乡土地房屋资产化改革一旦推进，农村宅基地、建设用地和城镇非商品住宅进入资产序列，将为资产负债表注入巨额的潜在资产，形成新的偿债能力和抵押品来源，同时疏通货币流动的体制堵塞。这不仅是短期纾困，更是从资产端重建金融稳定的结构性方案。
回望来路，中国从计划公有体制中脱胎，以渐进转轨避免了瞬时转轨的断裂，用四十余年改革开放把贫困与短缺送进历史。今天，改革已到二元体制向一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轨的关口：向前，是以市场配置资源、以产权安定人心、以法治约束权力、以现代治理降低制度成本，让居民、商户和企业家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向后，则是计划行政与低效率国有经济强势复归，使增长活力被窒息、动力被禁锢，事业半途而废。
中国的希望不在别处，而在把沉睡的体制性剩余、可拓展的资源纵深、未饱和的工业化需求和可资产化的偿债能力，转化为新一轮发展的结构性底气。建成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既要有高质量生产力的硬基础，也要有共同富裕、可持续模式和现代国家经济治理的制度支撑。方向已明，路径已清，唯有以长期主义的定力坚定不移推进并轨改革，才能排除万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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