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经济学家圈
张军最新解读诺奖：宏观政策模型的一次范式革新
瑞典皇家科学院12日宣布，罗伯特·E·霍尔和迈克尔·伍德福德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表彰他们开发了新的宏观经济模型，显著提升了实施有效稳定政策的能力。基于这些模型，适时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措施可以减少经济的高峰和低谷。新经济学家智库就最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细节对话了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
张军认为，霍尔与伍德福德的获奖，本质代表宏观经济学一次重要范式转向：跳出传统凯恩斯主义只研究经济总量的分析方式，为宏观模型补上家庭、企业个体行为的微观基础。这一范式革新不再单纯割裂看待财政与货币工具，更加看重两大政策的协同配合，也论证了短期逆周期宏观调控具备现实效力。
以下为访谈实录：
新经济学家智库：罗伯特・霍尔与迈克尔・伍德福德获得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您觉得这个结果是否在预期之中？
张军：我觉得诺奖现在很难预测了，诺奖委员会好像也不会去选那些特别热门的人选。
我过去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谈这个事情。大众在预测诺奖的时候，总是习惯用一个标准，要么看他的论文发表量，要么看他在经济学上有没有很大的贡献，每个人预测都有自己的标准。但我的体会是，诺奖委员会其实是有意要"反预测"的，就像搞反侦查一样，不能让你用大概率能猜到的方式预测到。否则的话，这个奖项的神秘性就没有了，北欧人比较看重这一点。
诺贝尔经济学奖之所以影响力越来越大、受到那么多关注，我想至少在经济学这个奖项上，它本身就带有一定的神秘性。你可以去猜，但大多数情况下你是猜不准的，所以它经常会爆出一些冷门。
而且需要说明的是，诺奖的评奖标准并不是线性的，并不是一直沿用同一个标准。因为如果标准是固定的，你肯定就能猜到。从提名规则看，原则上需要有得过诺奖的人去提名，但提名材料要到50年以后才解密。所以有些学者即便获得的提名数量不多，他依然可以得奖。所以我觉得诺奖委员会是有一种“反侦查”能力的，就是既要让这个奖项保持崇高，又要保持它的神秘性。如果大家每次都能大概率猜到结果，那大家对这个奖项的关注度就不会像现在这么高了。
新经济学家智库：您提到对罗伯特·霍尔比较了解，能否先介绍一下这位经济学家的背景？他和伍德福德两个人这次是一起获奖的，他们各自对经济学研究的贡献侧重在哪里？
张军：我对霍尔确实比较熟悉。那是1990年，我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参加一个经济学国际暑期班，当时应该是这个暑期班的第一届。宏观经济学这门课所用的一本教材，原版是由诺顿出版社出版的中级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作者就是罗伯特·霍尔和约翰・泰勒两个人。
泰勒也是斯坦福的，是霍尔的同事。他在90年代初提出了著名的泰勒法则，就是现在我们全球的央行都采纳的逆周期调节原则。所以这次也有人预测泰勒应该得奖，但你看，泰勒没有得奖，反而是霍尔得奖了。
不过当时这门课并不是霍尔本人来讲的，主讲老师是一位长期在英国工作的加拿大人，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书，后来印象中做过英格兰银行的高级顾问，还做过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就是非常有影响的WillemBuiter。当时他用的是霍尔和泰勒写的那本中级宏观经济学教材，这本书1988年才出版，我们用的应该还是1988年的那一版，可以说是比较早使用这本书的一批人。这本书在当时是很先进的，后面还附了一个软盘。我们上完课以后，还要到机房里用这个软盘去做习题，教材已经出了很多题目，告诉你怎么解题，设计得非常先进。我印象很深，这本书到现在还在我的书房里面。
回到罗伯特·霍尔本人，霍尔做了很多宏观经济研究。首先，这次获得诺奖的两位学者都属于宏观经济学的范畴，颁奖词特别提到，他们是为宏观经济学奠定微观基础的贡献。
现在美国的宏观经济学大致有两派，一派是反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本身是英国的凯恩斯创立的，但美国有一批做宏观经济学的学者是反凯恩斯主义的，比如芝加哥学派，包括弗里德曼，还有得过诺奖的卢卡斯，他们都是反对凯恩斯的。还有一批学者是忠实于凯恩斯的，他们希望把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发扬光大。要发扬光大，就必须吸收主流经济学里很多微观层面的研究，这就叫奠定它的微观基础。
微观主要涉及哪些问题呢？比如劳动力市场的研究，对工资的研究。霍尔贡献了所谓工资的粘性理论。所谓粘性，就是工资一般只能上涨，很难下调，它的变动是不对称的，比较黏，不容易调整。工资不太容易调整，就会导致宏观上的问题。比如经济遇到萧条、外部冲击或者危机，企业要度过难关，很重要的一个办法就是把工资拉低，但工资又动不了，那只能去调整别的东西，比如说减员，所以就会导致失业。用工资粘性来解释失业，在学界非常流行，霍尔在这个方向做了大量研究。
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还涉及消费者的行为。宏观经济学主要是研究需求的，用需求端来解释问题，而消费在需求当中非常重要。
在霍尔之前，有很多研究解释消费者的行为是怎样的。大家一般都认为，消费者消费主要受收入和预期的影响。比如弗里德曼提出，一个人一生的消费是受他一生的收入影响的。人老了退休了就没有收入了，但消费还是要维持，主要跟他此前的储蓄有关。所以弗里德曼说，消费要考虑一生的收入，年轻的时候收入多，就要多储蓄、少消费，等退休以后，没有收入了，也能保持原有的消费能力。
但霍尔认为，人的消费行为其实是很难预测的。此前包括弗里德曼、还有麻省理工的莫迪利安尼，他们研究消费都认为消费是可预测的行为，可以用收入、生命周期去预测。但霍尔认为，现实市场有很大不确定性、很多风险，一个人很难周全地考虑未来的消费，所以消费其实是随机的，很难预测。这是一个很微观的理论，在学术界影响很大，后来人们把这个理论叫做消费的随机游走理论，意思就是很难预测，你不太容易找到变量去预测它。
总的来说，霍尔在宏观经济学界影响很大，应该算大牛级的学者。尤其是他的教科书，国内翻译得也比较早，这本书在国内宏观教学领域影响很大。
新经济学家智库：诺奖颁奖词提到，二人的贡献是搭建有微观基础的宏观模型，用来稳定经济周期。通俗来讲，“微观基础的宏观模型” 到底是什么，和过去老一代宏观模型最大差别在哪？
张军：这个差别是蛮大的。过去我们念初级宏观经济学，包括现在很多宏观经济学教科书，讲的基本都是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我们经常说它缺乏微观基础，它并不是从微观推导出来的。
宏观经济学一般研究什么？研究经济波动、失业、通货膨胀、经济周期。但这些东西，当年在凯恩斯写《通论》那本书的时候，其实没有讲任何微观层面的东西，比如他没有去讲劳动力市场，没有讲工资，没有讲个体的消费。因为宏观研究的是整体经济加总以后的规律和现象，它不研究个体。
比如经济周期，是在宏观层面上的，但每一个人的情况并不完全一样，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同等幅度、同等感受地体会宏观经济的变化。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就是在加总层面上讲总需求、总消费、总投资，它缺乏微观个体的支撑。
所谓微观基础，就是说你讲失业的时候，要基于劳动力市场上工资是怎么变化的；讲消费的时候，要理解个体消费者是怎么做决策的。微观研究个体，宏观研究总体，但总体并不是个体的简单算术加总，两者之间相对脱离。
后来出现的新凯恩斯主义，就是继承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那批人，他们希望能够为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找到一个牢靠的微观基础。也就是说，从微观层面开始研究，研究个体行为，然后推导、加总到宏观层面，来解释宏观现象。所以现在做宏观经济研究的，一般都不是从宏观或总量层面切入，而是从微观层面去研究宏观经济。
现在最流行的宏观经济学的微观框架之一，叫随机动态一般均衡理论，一般用DSGE这四个大写字母来表示。这是新凯恩斯主义最重要的贡献。霍尔和伍德福德所做的工作，某种意义上都是在为DSGE模型添砖加瓦。这个模型现在已经写进了教科书，很多国家的央行，包括我们国家的央行，也会用这个模型来做一些预测。所以它现在是定型的、大家都接受的宏观经济模型，尽管还有很多问题。这已经不是凯恩斯早年那样子的了。
新经济学家智库：从诺奖的历史看，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者已经获奖很多次了。这次颁奖，放在过去所有的宏观诺奖谱系里面，您觉得它属于哪一环？
张军：从宏观经济学现在的整体发展来看，基本上是沿着为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提供微观基础这个方向走的。更早的时候，诺奖主要颁给反凯恩斯的那一拨人，现在颁给的是新凯恩斯主义者。
所以最近20年里面，诺奖多次关注宏观研究方向，涌现一批新凯恩斯主义的有力候选人，当然也包括2004年获奖的Prescott等代表新古典传统的宏观学者。所以总体上还是沿着这个方向。因为宏观经济学就是两条路，要么是反凯恩斯的，就是芝加哥学派，要么是新凯恩斯主义。但现在芝加哥学派不那么吃香了，完全自由放任也不现实，政府还是要调节经济，所以新凯恩斯主义在目前来说曝光度相对更高一些。我觉得应该还是能反映诺奖委员会的一些想法的。
但正如我前面说的，委员会一定要做到不能被轻易预测，所以它在这个范围内找人选的时候，会有策略性地选择一些热度不是特别高的人。虽然今年这两位也是很牛的学者，但热度肯定不是最靠前的，还是带一点冷门色彩的。很多热门学者实力完全够得着获奖，但你很难判断他到底会在哪一年拿到。
新经济学家智库：霍尔和伍德福德两人是独立研究，成果为什么能够捆绑共享诺奖？
张军：其实最理想的情况，应该是霍尔和他那本教科书的合作者约翰·泰勒一起获奖，因为他们这本教科书的影响实在太大。但从“不被预测”的角度来说，委员会就会给他找一个“搭子”，而且这个“搭子”，不是那么容易被人提前捆绑在一起的。其实这种情况在其他自然科学里也会出现，只是经济学可能更明显。因为经济学不像自然科学那么容易出成果，所以一般给诺奖，都是给几十年前就已经做过贡献的人，符合条件的学者屈指可数，这样就很容易被猜到。
为了不让你猜到，委员会有时候给一个人，有时候给两个人，有时候给三个人，而且这三个人怎么组合、两个人怎么组合，其实是带有策略性的。所以他们会刻意调整获奖人数和搭档搭配，来规避市场的预测。
新经济学家智库：当前全球经济处于低增长、高波动环境，霍尔与伍德福德的模型，对当下全球各国宏观政策有哪些现实启示？对中国的经济政策又有哪些借鉴价值？
张军：总体上，他们做的是比较基础的工作。就像我刚才说的，他们主要是从比较微观的层面去研究，用这些微观行为去解释宏观现象，比如用工资粘性解释失业，用随机游走解释消费。这些都是基础性的贡献，并不是直接针对宏观政策做的研究。
但是回到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现在的名字叫新凯恩斯主义，它还是强调宏观经济需要政府的管理，不像芝加哥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那样觉得政策没有用。新凯恩斯主义认为宏观政策还是有用的，而且比较注重需求管理。因为凯恩斯主义是站在需求端来思考宏观经济的。按照卢卡斯他们的理性预期理论，所有的政策市场都能预期到，最后都被对冲掉了，所以政策没用。但新凯恩斯主义认为，短期之内政府的政策还是有用的。
比如逆周期调节，经济不好的时候还是要刺激需求，加大政府支出的力度，创造更多就业。经济下行的时候，创造就业是最重要的事情。当经济过热、通胀高企的时候，还是要控制通胀，靠货币政策把通胀压下来。相当于征一种通胀税，不利于财富积累，也不利于人们更早期的投资动力。所以我觉得，他们还是在凯恩斯宏观经济学框架里面去思考政策问题的。
现在整个西方都在面对通胀问题，包括美国现在通胀还是比较高。对央行来说，按照新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框架，还是要考虑怎样把通胀压下去，现在处在这样一个大的环境里，这意味着货币政策要收紧，利率要提高。
但中国的情况不一样，中国现在物价偏低，是要刺激需求的。当然我们现在有争论，到底是刺激投资需求，还是刺激消费需求，大家有不同看法。但不管是刺激投资还是刺激消费，总体上都需要一个相对宽松的货币环境，财政政策上政府支出的力度还是要加大。
新经济学家智库：我们注意到，这两位经济学家会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放在一个框架里面去分析，强调协同，而不是单独地看财政或者货币。您觉得这种分析方法有哪些特点？
张军：这就是新凯恩斯主义的框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确实是要相互配合的，这取决于央行或者政府的目标。
举一个例子，如果经济出现了通胀，但失业率很低，其实问题不大，你去提高利率、把通胀压下去就可以了，因为失业率低，政策空间就比较大。但如果你通胀很高，失业率其实也不低，那这种情况下，单一的政策就不太好操作了。如果政府把利率加上去，也许物价能降下来，但利率高了以后需求收缩，这样一来会导致失业率上升。在这种很难两全的情况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就必须相互配合。
所以财政和货币政策相互配合，是凯恩斯主义的一个基本政策框架。其实中国的政策一直是相互配合的，现在把这个想法又往前推进了。我们的央行和政府现在做宏观调控，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凯恩斯主义。这两年党中央的经济工作会议、政府工作报告都提出，要建立宏观经济综合治理体系，不仅仅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怎么选择的问题，而是统筹更多维度的政策工具，已经提高到了综合治理体系的层面。■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的观点或立场，不代表新浪财经头条的观点或立场。如因作品内容、版权或其他问题需要与新浪财经头条联系的，请于上述内容发布后的30天内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