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秦朔朋友圈 秦朔朋友圈
一个多月前，我在深圳南山见到一个做AIGC短剧的年轻人。他的公司只有他一个人，租在留仙洞一间的共享办公室里。
桌上三块屏幕，主机箱的风扇嗡嗡响。他给我看了他过去半年用AI工具做的三部片子，其中一部上线短剧平台后获得了百万级别的点击量。
“以前这种事需要一个团队、几百万投资。”他说，“现在一张桌子、一台电脑就够了。”
我问他，你觉得这是创业还是创作？他想了想说，分不清了。
这个回答让我想了很久。几天后我听说了另一件事：法国凡尔赛宫皇家歌剧院管弦乐团正在蛇口排练，为文博会艺术季做准备——斯特拉文斯基、捷杰耶夫、马林斯基……，这些名字对一个长期写产业新闻的人来说，有点遥远。
这两件事当然毫无关系。但我总觉得，那个年轻人随口说出的“分不清了”四个字，可能恰好是今天深圳最值得被讲述的故事。在这座被认为只会“搞钱”的城市里，商业与创造的边界、效率与审美的边界、过去人们对它的刻板印象与它正在生长出来的新面相之间的边界，都在变得模糊。
当文博会的大幕拉开，APEC的脚步临近，外界习惯性地准备了一套宏大叙事。但我感兴趣的，是那些细微处的松动与变化——它们不声张，也不刻意，却可能比任何宣言都更能说明问题。
很长时间以来，我听到的深圳故事，关键词是固定的：速度、效率、搞钱、硬核。这座城市的形象被牢牢绑定在日夜不息的科创园区、迭代飞速的硬件产品、务实到骨子里的商业文化上。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它的文化与温度，是完成财富积累之后才开始缓慢补课的“后发项目”。
但2026年春夏的深圳，有一些事情，让这套叙事有点讲不通了。
说一个场景。5月初的深圳邮轮母港，两千架无人机从岸边腾空而起，以夜空为画布，将城市轮廓、山海风貌、湾区天际线一一呈现。官方定义说这是“APEC会议筹备期间展现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
我感兴趣的倒不是“展现形象”这个功能本身，而是完成这件事的手段。深圳消费级无人机占全球市场70%，工业级占比超过50%。过去我们说这是产业优势，市场份额，科技硬实力。但在那个夜晚，两千架无人机不再是产业链上的工业品——它们就是画笔。
这个转变之所以能在深圳发生，背后是一整套产业能力的支撑。2025年，深圳低空经济与空天产业集群增加值350.61亿元，同比增长31%。从上游的芯片、传感器、飞控系统，到中游的整机制造，再到下游的物流配送、文旅展演等应用场景，整条产业链都长在这座城市里。两千架、一万两千架这种规模的无人机编队，别的城市不是不想做，是没有这个产业纵深。
据相关统计，2025年深圳特区45周年期间，一场1.2万架无人机参与的灯光秀，带动当日文旅消费规模突破12亿元。这个数字很“深圳”——它用市场逻辑告诉你，美是有价值的，科技可以转化为公共审美，而市民愿意为这种审美买单。
同样在发生的，还有另一个维度的创造。
最近热映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以小切口承载大情怀，视角从市井烟火迈向了跨越世纪、远赴南洋的家国史诗，填补了国内侨批题材的银幕空白。五一档上映以来，截至5月20日，票房超过7亿元，豆瓣评分9.1。这部作品的诞生，是深圳影视产业原创能力的一次集中释放。
与它形成对照的，是另一条路径的创作。国内首部AIGC科幻短剧《神·笔》，全流程AI渗透率高达80%到90%，也在北京国际电影节斩获了荣誉。它的主创团队，很可能就在某个OPC社区的几张办公桌上完成了大部分工作。
什么是OPC？根据《深圳市打造人工智能OPC创业生态引领地行动计划（2026～2027年）》，到2027年底，深圳将建成超过10家OPC社区，培育超千家高成长性AI创业企业。所谓“OPC”，就是“一张办公桌、一间办公室、一层办公楼”的乐业办公体系——本质上，是把创业这件事的门槛降到最低。
这首先当然是一个产业故事。截至2025年，深圳AI规上企业已超2600家，核心产业营收达2200亿元。但往深处想一层，它同时也是另一个故事：当AI大模型、算力底座、应用场景这些基础设施被铺到每一个人脚下，创作的门槛被极限降低。
这不是一个比喻。从底层芯片到算力底座到大模型，深圳已经建立起一套全链条的AI创新体系。云豹智能的DPU芯片，鹏城云脑Ⅲ的算力支撑，华为盘古和腾讯混元的大模型能力，再加上累计发布的近300个“城市+AI”应用场景清单——当这些被铺到每一个人脚下，一个人、一台电脑、一个好想法，就能完成从剧本到成片的全部流程。他做出来的东西，很难说清是属于“产品”还是“作品”。
《给阿嬷的情书》那种需要剧组、需要资本、需要传统电影工业支撑的创作路径，与《神·笔》那种一个人用AI就能完成个人表达的新路径，同时存在于今天的深圳。它们代表的是同一种东西的不同面向：创造的本能。
从无人机的公共艺术，到独立创作者的AIGC短剧，深圳的所谓“搞钱”精神，正在悄然演变为一种更纯粹的“造物”热情。创新的冲动一旦被激活，就不会只停留在商业领域——它会溢出，会蔓延，会去寻找那些更无用、更美、更接近艺术的方向。
这不再是财富积累之后的“文化补课”。这是创造能量在物质层面充分释放之后，自然向精神层面的漫溢。
5月21日开幕的文博会，放在这个角度看，意义可能比它表面的体量更大。
今年文博会设置16万平方米展览面积，3300余家参展商，搭了“3大综合馆+5大专业馆”的架构。但我更在意的，是它正在发生的功能变化：从一个“展示窗口”，演变为一个“超级接口”。
“接口”这个词，比“平台”更轻，比“枢纽”更动态。它的核心不是生产什么，而是连接什么。对深圳而言，文博会正在做的事，是把原本分散的要素——技术、资本、人才、内容——拉到同一个场域里，让它们自己去碰撞。
几个切面可以印证这个判断。
传统与未来的连接。广东非遗年会上，深圳拿出了AI数字皮影互动桌。这不是把皮影戏拍成视频、做个动画——那太浅了。他们是用AI技术打造了一套可更新、可定制、可适配多场景的数字化互动系统。古老的皮影技艺，从受限于时间、空间、受众的博物馆艺术，变成了一款可以走进商场、学校，甚至普通人客厅的东西。这不是“抢救式保护”，而是“活态传承”——用今天的技术，给昨天的文化，找到明天的路。
本土与全球的连接。在APEC框架下，深圳设计周发起了“APEC中国年·设计之都深圳之约倡议”。说实话，在多边外交场合，各种“倡议”并不罕见。但深圳这份倡议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它聚焦设计合作网络、青年人才流动、文化融合创新、AI数字技术协作四个具体领域，联动伦敦设计节以及首尔、曼谷、底特律等APEC成员“设计之都”城市。
这不是一个城市在输出自己的理念或标准。这是在搭一张桌子，请各方坐下来谈合作。配套的“鲲鹏奖”征集到20个国家和地区6282件作品，400万元总奖金。重要的不是奖金数字，而是这六千多件作品背后，全球青年设计师对深圳这个“接口”的投票。
艺术与城市的连接。文博会艺术季以“合光·艺萃”为主题，5月到7月间排出10台19场精品剧目。最重头的，是法国凡尔赛宫皇家歌剧院管弦乐团和捷杰耶夫率马林斯基交响乐团带来的4场精品音乐会外加2场明星芭蕾演出。
引进世界名团这件事，考验的远不止是财力。一座城市要承接这样的演出，背后需要千万级人口中有足够比例愿意为严肃艺术买单的观众，需要从剧场硬件到声学设计的专业配套，还需要一种更微妙的东西——这座城市认为自己“跟这事有关系”的底气。过去很多年，外界默认深圳跟这事没关系，或者顾不上。但文博会的排面说明，情况在变化。
与其说这是在展示文化实力，不如说是在培育一座城市的感官系统。能读懂马林斯基那种千钧一发般精准与细腻的城市，其市民和企业家所拥有的审美能力与共情能力，可能是决定下一个十年“创新品质”而非仅仅是“创新效率”的关键变量。
当然，如果深圳的故事只讲到顶级艺文、全球设计、多边倡议这一层，那它跟我前面说的“人文自觉”之间，还有一段距离。
真正让一座城市有温度的，从来不在宏大叙事里，而在日常生活的毛细血管中。
后海地铁站是一个很少被关注的好样本。今年“五一”，后海站最高单日客运量较工作日增长了18.4%。央视把这个现象叫作“光影夜经济”——这座地铁站串联起了人才公园的灯光秀和后海商圈的夜间消费。数据背后是有画面感的场景：入夜后，市民带着外地来的亲友，在公园看完免费灯光秀，沿着海岸线吹会儿风，再拐进商圈找一家排档或小馆。没有安检，没有门票，没有谁在组织。
这就是深圳最真实的“城市客厅”。它对所有人开放，来去自由。这种松弛感，恰好是一座国际化城市最难打造也最打动人心的东西。对即将到来的APEC而言，最好的主场氛围不是盛大的仪式，而是让每一位访客感受到这座城市的自在与从容。
另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是电竞粤超深圳站。52支战队参赛，全程免费入场。赛事专门为深圳站打造了APEC联名奖牌，设计元素是岭南醒狮——一个典型的广东文化符号，与APEC开放合作精神糅在一起，毫无违和感。你很难想象二十岁出头的电竞选手会主动去“传承非遗”，但当醒狮成为他们争夺的荣誉象征，传统就以最自然的方式进入了次世代的语汇。
这就是深圳做文化的独特方式：不刻意讲“继承”，不刻意喊“自信”，让文化元素自己流入潮流、流入日常、流入年轻人的兴趣圈层。一件事需要被反复强调“意义”才能成立，说明它还浮在表面；当它可以不经提醒就自然发生，才说明它真的扎下了根。
同样的逻辑，在赤坎华侨古镇也能看到。2025年，这里夜间消费占比超过60%，依托沉浸式夜游业态，带动50余个农文旅项目落地。没有宏大口号，只是把侨乡的老建筑、老街区、老故事，用光影和体验重新讲了一遍。游客买单了，居民获益了，文化活下来了。这是市场逻辑与文化逻辑最朴素也最健康的统一。
写到这儿，我想绕开一步，谈一个更根本的问题。
为什么深圳会在2026年这个时间节点，集中呈现出这种人文的温度？真的只是因为APEC来了，需要“造势”？
如果这样看，就低估了这座城市的内在逻辑。
当然，也可能是我过度解读了。一座城市的变化，有时候并没有那么清晰的因果线索。但你只要在这座城市待上一段时间，跟不同的人聊聊，就会感到某种东西确实在变化。
一座城市的文化姿态，从来与它的发展阶段深度绑定。过去四十年，深圳的主命题是在一张白纸上建立现代产业体系。它必须快，必须专注，必须心无旁骛。所谓的“搞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一座年轻移民城市最本能的生存动作。
但当人均GDP突破一定量级，当产业体系趋于成熟，当几代深圳人在这里出生、长大、扎根，“城市为了什么”这个问题，就会自然浮上来。
2026年的深圳，给出的答案不是告别务实，而是让务实走向更高阶的层次：把技术变为艺术，把商业效率变为公共审美，把来自五湖四海的个体凝聚成一个有共同创新信仰的社群。
APEC的到来，与其说是这个进程的“启动器”，不如说是它的“显影剂”——让一座城市的内在变化，被更集中地看见。
深圳常住人口平均年龄32.5岁，青年人口占比超45%，连续三年居全国青年吸引力榜首。这群年轻人带来的不只是劳动力，更是永远不设限的想象力、敢想敢试的行动力、对新鲜事物的本能好奇。他们中有的人在OPC社区创业，有的人在设计周参赛，有的人在电竞舞台追梦，有的人在下班后买一张交响乐门票。
正是他们，让深圳的“人文”不是自上而下的规划产物，而是自下而上的自然生长。
APEC选择深圳，绝非偶然。它选择的不是一座只有经济奇迹的城市，而是一座敢于也能够在完成物质积累之后，主动开启自我重塑的城市；是一座能够用科技催生艺术、用效率哺育审美、用开放定义未来的城市。
而所谓“造物”，不只是在微短剧和无人机表演的层面发生。前几天我看到一条消息，大普微电子——一家深圳土生土长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刚刚登陆创业板，市值突破900亿元。这家公司做的是数据存储主控芯片，近三年研发投入占营收36%，客户包括谷歌、英伟达和xAI。过去我们说深圳会“搞钱”，指的是代工、贸易、房地产。现在一家深圳公司向全球最顶尖的AI公司卖芯片，赚的也是钱，但赚钱的方式已经完全不同了。
说到底，这是同一种逻辑的两个侧面：在最硬的科技领域，深圳企业正在从“做产品”升级到“定标准”；在最软的创意领域，深圳的年轻人正在从“打工人”变成“创作者”。从平湖实验室里正在突破的下一代半导体技术，到拓竹科技用3D打印颠覆传统制造的年轻团队，两条路都指向同一件事——从“搞钱”到“造物”。
经济奇迹是深圳的前半篇。
后半篇它正在写，笔法跟以前不一样了。至于是什么笔法，我想起南山那个年轻人。他说“分不清了”——分不清创业还是创作，分不清产品还是作品，分不清搞钱还是造物。可能这种“分不清”，就是深圳现在最真实的笔法。
前几天我又路过留仙洞，很晚了，那间办公室还亮着灯。不知道他是在改一段代码，还是在打磨一句台词。风从后海那边吹过来，带着点咸味，远处隐约有音乐声。至于是交响乐还是隔壁便利店放的流行歌，估计他也分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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