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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内卷,到底难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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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圆方你怎么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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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0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关于进一步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通知。

通知中明确提出:

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综合运用各类反不正当竞争措施,着力防治平台经济、光伏、锂电池、新能源汽车等重点行业和领域“内卷式”竞争。

这已经是中央第N次下文,要彻底整治“内卷式”竞争了。

2024年7月30日,在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首次提出要防止“内卷式”恶性竞争,通过业自律、优胜劣汰、落后产能退出,来解决“内卷式竞争”的问题。

202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时,进一步提出要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而且这次专门Q到了地方政府,提出要规范地方政府招商引资、补贴内卷等问题。

2025年3月,全国两会也把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写去政府工作报告。

2025年6月,新《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围绕着内卷式竞争这一问题。

到今年3月,在全国两会上关于反内卷的提法,从“综合整治”升级为“深入整治”,并给出了明确的组合拳手段,是历年政策的加码与深化。

不过,从24年提出要“反内卷”,到26年继续提出要“深入整治”,也意味着在部分行业“内卷”这个事情不仅没有破除,反而更严峻了,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大家好,我是圆方,今天我们一起聊聊:

反内卷,到底难在哪里?

先做一个小调查,小伙伴们觉得在过去两年,自己所处的行业运转情况是减轻了还是更严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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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内卷,到底难在哪里?

这个问题,圆方在不同场合问过不少企业家、地方政府官员,也问过经济学界的朋友。

大家给出的答案五花八门,但有一个共识是清晰的:谁都讨厌内卷,可谁都不敢先停下来。

为什么不敢停?因为停下来的人,在当下的游戏规则里,几乎注定要成为被踩在脚下的那一个。

要理解这件事的底层逻辑,我们得回到一个基础的经济学原理上去。

1974年,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因为“对货币理论和经济波动的开创性研究”拿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他真正影响深远的贡献,是他在整个学术生涯中反复论证的一个命题:

知识是分散的,任何中央机构都不可能掌握做出最优决策所需要的全部信息。

这个命题放在“反内卷”这件事上,一下子就捅穿了问题的本质。

内卷式竞争,本质上是一个个市场主体在局部信息的驱动下,做出的理性选择。

一家光伏企业看到别人扩产,自己不扩产就要丢份额,于是咬牙跟进去。

一个地方政府看到隔壁城市给了高额补贴,自己不给,优质项目就跑了,于是财政再紧也要掏钱。

每个参与者都在自己的信息边界内做出了最优决策,但叠加到一起,就形成了谁都挣不到钱、谁都不敢退出的囚徒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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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这个逻辑推到底,会发现内卷根本不是一个可以被“治理”的对象。

它不是某个违法经营行为,可以通过一纸禁令叫停。

它是成千上万个主体在分散决策中涌现出来的宏观结果。

哈耶克告诉我们,试图用中央计划的思维去消除这种自发秩序下的某种现象,最终只会制造出新的扭曲。

这话说得很直白了。

完全解决内卷,背后藏着一个预设:

有一个全知全能的治理者,能够掌握所有行业产能、所有企业成本、所有地方招商力度的实时信息,并且有能力精准调控每一块拼图。

这不就是计划经济最经典的幻想吗。

我们当然不能走到那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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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为什么中国的内卷会如此疯狂,远远超出其他成熟市场经济体的程度。

圆方在和一些做实业的朋友深聊之后,渐渐摸到了一条真正的症结。

在中国当下的竞争格局里:

一旦输了,就是一无所有

你投入十年心血做一家企业,如果在这一轮行业洗牌中被淘汰,留下的不是被市场尊重的退出者遗产,而是一身债务、一个失信人身份、一个再也无法翻身的结局。

你是一个地方的主政者,如果在产业招商上慢了半拍,落下的不只是经济指标,还有整个仕途的天花板。

你是一个普通打工人,如果在这轮裁员中失去岗位,面对的可能是房贷断供、子女教育断档、整个家庭生活轨迹的断裂。

输的成本太高了。

高到没有人能体面地接受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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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所有人都不再像一个理性的经营者那样去计算边际收益,而是像一个押上了全部身家的赌徒那样去死磕到底。

赌徒心态的最大特征,不是贪婪,是恐惧。

恐惧一旦这把输了,连桌都下不来。

这个心态一旦成为全社会的普遍情绪,内卷就不再是几个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而变成了一种生存本能的集体爆发。

每一家企业都知道继续扩产没有利润,但更知道停下来就是死。

每一个地方政府都知道补贴大战不可持续,但更知道断掉补贴之后,自己辖区内那几万工人的就业、那几十亿的存量投资,会瞬间变成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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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才是反内卷真正的难点所在。

它不是某个行业自律能够解决的,也不是某次中央发文明令禁止就能见效的。

它嵌入在一个更大的社会契约里:

我们到底允不允许竞争中的失败者

保有一份基本的体面和退路。

政府真正该做的,也许不是挥舞指挥棒去“整治”内卷这个表象。

因为只要恐惧还在,内卷的形式就会不断变异,从价格战变成融资战,从补贴战变成舆论战,从产能竞赛变成技术路线的赌注竞赛。

该做的事情,是兜住那条底线。

要让每一个在竞争中拼尽全力却依然倒下的人,不至于真的跌入一无所有的深渊。

企业退出时,有畅通的破产重整通道,而不是让企业家背着无限连带责任终身无法翻身。

产业调整时,有扎实的再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网络,而不是让被优化掉的员工独自面对断供的房贷。

地方发展转型时,有常态化的转移支付和官员考核机制,而不是让主政者在“要么冲上去、要么滚下去”的二元选择里赌上全部。

当输的成本降下来了,赢的执念才会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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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没有人需要押上全部身家去赌一个不确定的明天,那些理性的、克制的、差异化的竞争方式,才可能在市场的土壤里自己生长出来。

说到底,反内卷不是要把竞争消灭掉。

竞争永远是市场经济的活力来源。

真正要解决的,是那种让人一旦输了就万劫不复的底层恐惧。

治理的智慧,不在于让所有人都不摔倒,而在于让摔倒的人,还能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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