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人大CMF
袁海霞 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中诚信国际研究院执行院长
张 堃中诚信国际研究院研究员
张文宇中诚信国际研究院研究员
燕 翔中诚信国际研究院研究员
本文字数：12838字
阅读时间：33分钟
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202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列为2025年九大重点任务之首，意味着提振消费、扩大内需已成为稳增长的主要抓手。从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消费数据来看，春节假期国内消费延续恢复势头，但“量增、价低”的特征仍存。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2025年春节假期，全国国内出游同比增长5.9%，较2019年同期增长26.0%，国内出游总花费同比增长7.0%，较2019年同期增长15.2%。但是春节假期人均旅游支出仅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九成，弱于2024年中秋及国庆。此外春节假期民航经济舱平均票价较2024年春节也出现下滑。如何有效激发消费潜力、促进消费稳定增长，助力我国宏观经济修复，已然成为当前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本文通过梳理美、日等西方发达国家，泰国、越南等部分亚洲国家的居民消费情况，以及美日等国家应对经济下行期的消费刺激政策，总结对我国的启示，以期对后续消费政策制定及调整提供借鉴。
一、 全球主要国家的居民消费呈现出三大特征
在宏观经济学中，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消费作为其中重要的一环，其规模和增长速度对经济增长有着直接的推动作用。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随着经济从快速增长期过渡到中速增长期，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先是提升随后降低，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则表现出相反的趋势。目前来看，对于任何一个成熟发达的经济体而言，消费都是推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美、英、日等发达国家消费占GDP比重普遍在80%左右，而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如越南、印度等占比也在70%左右，相对来说，中国消费占比较低，2023年仅为55.6%[1] ，还有很大提升空间。考虑到居民消费在总消费中占据核心地位，居民消费占最终消费支出的比重接近70%（2023年为69.7%），且与民生、经济发展关联性较强，本文将重点分析全球主要国家居民消费的特征，具体来看：
（一）美、日等发达国家居民消费支出占GDP比重普遍较高，中国居民消费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居民消费是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撑，普遍在50%以上。从美国来看，自1951年起，美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呈现稳中有升的态势，目前接近70%，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1951-1980年，美国居民消费支出占GDP比重稳定在60%左右。1980年，美国人均收入迈上一万美元大关，达到10207美元，此后进入快速上涨通道，美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也随之稳步上升，目前该比重维持在68%左右。从美国居民消费结构上看，服务消费是美国居民消费的主要支撑，美国服务消费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从1951年的40%逐步上升至目前的67%左右；非耐用品消费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则逐渐下降，目前维持在20%左右；耐用品消费对居民消费的贡献率最低，但较为稳定。
从日本的经济发展历程来看，日本居民消费占比始终处于50%以上的较高水平，彰显出居民消费在日本经济结构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自上世纪70年代中期起，日本居民消费在GDP中所占比重基本维持稳定。期间，即便遭遇20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的崩溃以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日本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依旧稳固地保持在50%-60%的区间。到了2022年，日本家庭最终消费支出占比达到55.6%。尽管与美国相比，这一比例仍存在一定差距，但是居民消费占比仍保持在较高水平。
从德国、法国等欧洲发达国家来看，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呈边际回落走势但仍保持较高水平，依然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自1970年至2023年，德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虽由1970年的55.4%回落至2023年的49.9%，但仍占GDP比重的一半，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法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由1960年的57.7%波动回落至53.4%，仍位于较高水平。从法国居民家庭消费结构来看，耐用品消费占家庭消费的比重从1980年的11%左右稳步上升至当前的24.7%；非耐用消费品中，纺织品及皮革制品消费占法国居民家庭消费比重持续稳定在9%左右。
近年来越南、泰国等东亚发展中国家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出现一定回落，不过仍保持50%以上的较高水平。在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以及国家工业化进程持续推进背景下，越南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由20世纪90年的75%左右回落至当前的55%左右，仍保持较高水平，消费在越南经济中仍发挥着较大的作用。泰国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由20世纪60年代初的67%波动回落至2023年的57.7%，总体呈回落态势，不过自2020年以来，泰国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边际提升，2023年泰国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较2019年提高7.9个百分点。
尽管最终消费率并不是越高越好，但也需要与经济体量相匹配。整体看，中国居民消费占比仅为35-40%，远低于其他主要经济体。近年来，在以高质量发展为鲜明导向的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正经历着深刻变革与转型。在此进程中，消费作为经济增长“主引擎”的地位愈发稳固，其重要性与日俱增。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波动上行，居民消费占GDP比重[2]由2015年的37.8%升至2023年的39.1%。不过从全球来看，中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显著偏低，低于美、日等发达经济体55%-70%的区间水平，也略低于东亚发展中国家50%左右的平均水平。可以说，我国居民最终消费率与全球第二的经济体量不相称，也不利于国内经济大循环的构建。这种结构性差异主要源于中国独特的经济发展模式，作为后发追赶型经济体，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中更侧重于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自2009年以来长期维持在40%以上。此外，收入分配结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程度以及消费文化等因素也在不同程度影响着居民消费增长。
（二）居民消费在美、中、日等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中均起到关键拉动作用，但近几年中国居民消费对经济的拉动边际走弱
居民消费对美、日、德等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起到关键拉动作用，显著高于投资和净出口。具体来看，在大多数年份，美国居民消费对GDP增长的拉动均超过私人投资、政府消费支出和投资，以及净出口，是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23年美国私人消费支出对GDP的拉动为1.72个百分点，显著高于同期私人投资和净出口对GDP的拉动，二者分别为0.02个百分点和0.49个百分点，2024年进一步提升至1.87个百分点。与美国类似，私人和家庭消费一直也是日本经济中占比较大的板块，多数时间里日本家庭和私人消费对GDP增长的拉动超过公共投资和净出口。在疫情以前的常规年份里，德国家庭消费支出对GDP的拉动也高于资本形成总额和净出口对GDP的拉动，2019年四季度，德国家庭最终消费支出对GDP的拉动为0.6%，同期资本形成总额和净出口对GDP的拉动仅为-0.3%和-0.2%。
在泰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的经济发展进程中，私人消费成为驱动经济稳健前行的重要动力。私人消费一直是泰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在过去数十年来持续成为泰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驱动力。泰国私人消费支出对GDP同比的拉动由1991年的2.82%上升至2022年的3.22%，2022年政府消费支出以及固定资产形成总额对GDP的拉动仅为0.02%和0.54%，显著低于私人消费支出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新加坡作为一个小而开放的经济体中，私人消费仍然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新加坡私人消费支出对GDP的拉动由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高点的5%以上回落至2023年的1.3%，2023年净出口对新加坡GDP的拉动为2.86%，私人消费虽不及净出口对GDP的拉动，但仍显著高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对GDP的拉动（2023年为-0.05%）。
消费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但近几年内需不足特别是终端消费疲弱持续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的修复。随着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中国经济发展经历了深刻的结构性变革，逐渐从以往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更多依靠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转变，当前消费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与全球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中国居民消费对GDP拉动作用并不弱，近年来中国居民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总体高于投资和净出口。但疫情以来，企业盈利偏弱且投资信心不足，同时受就业承压、居民收入增长受限、房地产等资产价格持续低迷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偏弱，内需不足尤其是消费偏弱持续成为扰动中国经济修复的关键因素。从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来看，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呈现出逐步上升的趋势，从1978年的38.8%上升至2023年末的85.6%，最终消费支出逐渐替代资本形成总额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2023年以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所走弱，2024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44.5%，从对GDP同比的拉动来看，2024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为2.2个百分点，均显著低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平均水平[3] 。其中2024年居民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约为1.56个百分点（按居民消费占最终消费比重为70%估算），低于2023年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1.6个百分点，较疫情前的2019年的常态水平相比也回落了0.9个百分点。而2024年美国消费对GDP同比的拉动为1.87个百分点，较2023年上升0.15个百分点，较2019年上升0.42个百分点，或表明疫情对我国消费的冲击较大。
（三）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占比较低和消费倾向偏低制约中国消费率提升
通过拆分居民消费率，对比中美结构差异，可以发现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偏低是导致中国最终消费率偏低的主要原因。居民消费率是居民最终消费支出与GDP的比值，可以进一步拆分为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居民最终消费支出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值）与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的乘积。总量口径[4]下，2022年中国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分别为62%（选择扣除税收社保后的可支配收入口径）和55.9%(选择加上转移支配后的可支配收入口径)。按照居民消费支出占个人总收入的比重来计算，2022年美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为93.9%，中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低于美国超过30个百分点；人均口径下，2022年中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为66.5%，2023年与2024年均为68.3%。美国2022-2024年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均在90%以上，中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仍显著低于美国。
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偏低也制约了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2022年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偏低，仅为58.9%；美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为72.5%。从初次分配来看，2022年中国居民初次分配占GDP比重为60.2%，而美国初次分配比重大概在84.9%左右；从收入结构来看，2024年，美国居民工资报酬收入占个人可支配收入比重大约在69.4%，中国则为56.5%左右，工资占比相对偏低。此外中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比仅有8%左右,而美国财产性收入占比高达18.2%，其中股息收入占财产性收入比重为50.2%。
二、美、日等典型国家均采取提振消费的措施来应对外部冲击和内部危机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后，美国、日本居民消费支出增速均出现明显下滑，两国均采取了大规模的提振消费的政策措施来缓解疫情带来的冲击，得益于刺激消费政策显效以及居民消费韧性较强，经济恢复较为迅速。
（一）2020年以来居民消费的反弹有力支撑了美国经济复苏
2020年疫情以来，为缓解经济下行压力，美国出台大量稳消费政策，以现金退税、失业救济和薪水保护为主。2020年美国居民消费支出增速下滑近5个百分点，次贷危机后再次出现负增长。受隔离政策影响，美国服务消费对居民消费增长的贡献率出现断崖式下滑，达到-2.70%的历史极低值。为稳消费、稳经济，美国的稳消费政策较为直接，主要通过现金退税、失业救济和薪水保护等政策保障和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政策覆盖面广、力度大，据测算，2020年-2021年两年，美国经济刺激政策规模占GDP的比重分别11.2%和7.9%。美国本轮刺激政策着重于救助个人和家庭，有2.49万亿美元用于稳消费，是2008年次贷危机时期的近10倍，占经济刺激政策总规模的比重约为60%。受益于大规模的稳消费政策显效，2021年3月至2022年2月，美国零售消费额同比均保持两位数的较高增速水平，有力的支撑了经济复苏。
现金退税方面，2020年3月出台的《冠状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法案》规定，年收入不超过7.5万美元的纳税人可获得1200美元的退税，年收入不超过15万美元的家庭可获得2400美元的退税，17岁及以下的未成年人可额外获得500美元退税；2021年3月出台的《美国救援计划》提高了获得现金退税的个人和家庭的标准，将个人年收入由不超过7.5万美元提高至8万美元，家庭年收入由不超过15万美元提高至16万美元，同时也提高了退税额度，由个人退税1200美元、家庭退税2400美元调整至个人1400美元、家庭2800美元，同时，每个未成年人的退税额度由500美元大幅提升至3000美元，6岁以下儿童提升至3600美元。根据美国商务部普查局数据，2020年，美国60%的家庭收入在10.4万美元以下，80%的家庭收入在16.5万美元以下，据此合理推算，年收入在15万美元以下的家庭占比约为75%，即2020年的退税政策覆盖了75%的家庭。
失业救济方面，美国一方面直接向符合条件的个人发放失业救济，另一方面放宽失业救济的申请条件，以扩大失业救济金的发放范围，保障美国居民的个人可支配收入水平不会大幅下滑。例如，2020年3月出台的《家庭优先冠状病毒应对法案》要求各州放宽失业金申领条件；《冠状病毒救援、救济和经济安全法案》和《美国救援计划》则规定了直接向符合条件的个人发放失业救济金。据统计，新冠疫情期间，美国各州共计发放了约9000亿美元的失业救济金；2020-2021年，美国申请过失业救济的人数为9993万人，约占美国总人口的30%。
薪水保护计划（PPP）并不直接向居民发钱，而是向小企业提供豁免本息的贷款，要求其用于支付员工工资等，间接保障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薪水保护计划最早于2020年3月提出，规定员工人数少于500人的公司可获得至多1000万美元的小企业贷款，企业必须将贷款用于支付员工工资、带薪病假、租金、水电费或其他债务；2020年4月，《薪资保护计划和医疗保健增强法》向薪水保护计划增加3100亿美元拨款；2021年3月又将PPP计划进行了延期。
（二）疫情期间日本采取财政刺激计划，应对国内消费需求不振
日本政府通过现金补贴、行业定向补助等政策措施刺激消费。2020年以来，日本政府推出五轮紧急财政刺激计划，其中财政政策在经济刺激中占主导地位，支出规模远超金融危机期间。尤其是后三轮财政刺激计划合计支出规模达143.2万亿日元。从具体政策措施来看，为应对负面冲击，日本在消费领域推动一系列应对政策，主要以直接向居民发放现金补贴以及对消费行业进行定向扶持等形式展开。
从现金补贴看，2020年以来，日本多次进行大规模现金补贴，规模超14万亿日元。例如2020年4月，日本在疫情后首次大规模发放现金补贴，发放对象为所有居住在日本的民众以及拥有三个月在留资格的外国人，发放金额为10万日元/人，共计发放现金12.8万亿日元、占同年GDP的2.4%左右，有利于提高居民收入，提振市场信心。而在2021年11月，日本再次实施大规模现金补贴政策，但与上次不同的是，此次发放对象为18岁以下的儿童和年轻人以及18岁以上的在读高中生，每人发放现金仍为10万日元，涉及金额共2万亿日元、占2021年GDP的0.36%；同时，日本价格水平偏低，为大规模实施消费优惠政策提供了有力条件，推动形成消费增加-价格上涨的良性循环。
从定向扶持看，支持领域主要为旅游及餐饮业，通过财政补贴提振相关行业消费需求。2022年7月，日本面向所有日本居民推出1.7万亿日元“Go To Campaign”综合补贴政策，支持旅行、餐饮、住宿、文娱等各类消费子行业修复。比如“Go To Campaign”的子项目“Go To Travel”，就是针对遭受到较大损失的旅游行业进定向支持，从而带动区域经济恢复。“Go To Travel”项目于2020年7月开始实施，并规定在指定的旅行社购买商品可获得一定补贴；但随着日本防控政策升级，全国性的“Go To Travel”项目于2020年12月暂时中止，取而代之的为“县民折扣”，即各都道府县在中央政府的补助金之后，由地方政府根据当地具体情况推动开展相关优惠措施，避免长距离跨区活动造成病毒进一步传播和交叉感染。“县民折扣”于2021年4月开始实施，并于2022年10月升级为全国性旅游支持，不再受区域限制，有利于刺激旅游业加速恢复，带动日本消费增长。而“Go To Campaign”的子项目“Go To Eat”则是针对餐饮行业实施的消费政策，其形式可分为两种：一是线下用餐后给予平台积分返点，积分可按一定比例兑换为现金用于下次餐饮消费；二是以低价购买高价餐饮券，在指定场所进行消费，该项目于2020年9月开始实施，涉及金额约2000亿日元。
此外，日本在疫情较为严重时期，针对中小企业实施一系列优惠政策，降低居民因中小企业倒闭失业而引发收入下滑、缩减消费的可能性。具体看，疫情发生后，日本政府为了防止中小企业倒闭，由政府担保向企业提供最长10年归还期的无利息贷款，帮助诸多中小企业渡过难关。同时，对于疫情期间餐饮店和商业设施因缩短营业时间所造成的利益损失，由政府每天现金补贴；而对于陷入经营困境的中小企业（主要是旅游服务业），日本政府会提供一笔“事业转型补助金”，最高可得3000万日元，无需归还，有效降低了中小企业破产倒闭的可能性。此外，日本政府给加入就业保险的中小企业员工，提供70%的工资补助，有利于保障居民生活。
三、美日促消费政策比较：既具有趋同性，也体现出各自独有的国情特征
美国和日本的促消费政策在直接补贴居民资产或收入、扶持特定行业以及对中小企业提供特殊优惠政策等方面存在趋同性，但由于两国的经济体量、社会文化和政治体制等方面的差异，其促消费政策也体现出各自独有的国情特征。
（一）美国与日本促消费政策具有趋同性
一是两国经济刺激政策都着重于救助个人和家庭，均采取分批次发放大规模现金补贴的措施提振消费。2020年-2021年，日本共分两次大规模发放现金补贴，2020年共计发放现金12.8万亿日元、占同年GDP的2.4%左右，2021年11月，受疫情反复扰动后，日本再次实施大规模现金补贴政策，涉及金额共2万亿日元、占2021年GDP的0.36%；美国2020年和2021年发放现金规模分别为7108亿美元和8030亿美元，占当年GDP比重分别为3.3%和3.4%。
二是两国都注重对旅游、餐饮等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进行扶持。日本推出1.7万亿日元“GoTo Campaign”综合补贴政策，支持旅行、餐饮、住宿、文娱等各类消费行业修复。美国也有对餐饮行业的现金类消费刺激政策，以及对酒店行业的支持措施，如拜登政府在美国救援法案中设立了286亿美元的餐厅复兴基金，对于获得餐厅复兴基金的餐饮业者，其所得资金无需作为常规经营收入进行缴税，减轻了餐饮企业的税务负担。
三是均采取向中小企业提供优惠政策，降低居民因中小企业倒闭失业而引发收入下滑、缩减消费的风险。美国实行薪水保护计划（PPP），这一计划是向小企业提供豁免本息的贷款，要求其用于支付员工工资等，通过间接的方式保障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疫情发生后，日本政府为了防止中小企业倒闭，由政府担保向企业提供最长10年归还期的无利息贷款，帮助诸多中小企业渡过难关。
（二）美国与日本促消费政策具有差异性
一是基于人口与经济体量差异，美国现金补贴的发放规模显著高于日本。疫情期间美国采取了“直升机撒钱”的刺激政策，2020年-2021年美国现金补贴发放规模为15138亿美元，日本发放现金补贴规模为14.8万亿日元，约合1380.8亿美元，现金补贴发放规模不及美国的十分之一。
二是不同批次现金补贴发放的力度以及覆盖范围存在差异。日本第二次现金补贴无论是从补贴规模还是覆盖人群来看，均低于第一次现金补贴。2020年日本在疫情后首次大规模发放现金补贴，发放对象为所有居住在日本的民众以及拥有三个月在留资格的外国人。而2021年日本再次实施大规模现金补贴政策，发放对象仅为18岁以下的儿童和年轻人以及18岁以上的在读高中生。美国与日本相反，相较于2020年的补贴标准，2021年3月出台的《美国救援计划》对于获得现金退税的个人和家庭的标准均进行了调整，政策的力度和惠及的范围均更大。
三是促消费政策发挥效果的时间节点存在差异，或主要与美国和日本居民消费习惯不同有关。受消费文化与居民消费习惯不同影响，美国和日本在促消费政策出台后的表现存在差异。新冠疫情后，美国GDP和居民消费仅在4个季度后就恢复至疫情前水平，其中，非耐用品和耐用品消费分别于2个和3个季度后恢复至疫情前水平，服务消费略滞后，也于6个季度后恢复至疫情前水平。与美国消费快速反弹不同，日本在第一次大规模现金补贴后，由于整体预期偏弱、信心不足等，消费仍偏弱，同时储蓄率大幅上行，2020年二季度日本劳动者家庭储蓄率达46%，较一季度上升22.7个百分点，或表明居民消费意愿较低，谨慎性动机较强，现金补贴或大多转化为储蓄存款，对消费的提振效果较为有限。
四、典型国家促消费政策对中国的启示及建议
2024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扩大内需是增强战略主动的长期之举，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的短板，并将扩大内需列为2025年经济工作任务的首位。这意味着扩大内需将成为明年宏观经济政策发力的重点。后续需多措并举进一步扩大消费、扩大内需，释放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结合典型国家经验，大规模的、及时的、作用于收入端的稳消费政策对提振居民消费效果最为显著，短期我们仍建议向低收入群体发放现金或数字货币，特别是针对边际消费倾向比较高的中低收入人群，中期持续优化个税体系，以促进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与意愿，长期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此外，将供给侧创新改革与扩大内需相结合，并进一步强化社会保障体系，为消费增长提供支撑。
（一）内需不足制约经济修复背景下，我国亟需出台提振消费的增量政策
借鉴海外国家经验，危机时期及时出台大规模的刺激政策，不仅可以短期内改善消费和投资，还能提振市场预期和信心，推动经济平稳修复。在当前我国供需结构不平衡、内需尤其是消费持续偏弱并制约经济修复的背景下，出台大规模的提振消费的增量政策仍十分必要。新冠疫情爆发后，美国和日本均采取了以发放现金为主的大规模的稳消费政策，直接作用于个人收入，且出台比较及时，提振消费效果明显。这说明从收入端发力，可以减少传导环节，直接提升居民的消费意愿和能力，稳定和扩大居民消费。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完善扩大消费长效机制”，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均强调“以提振消费为重点扩大国内需求”。在此背景下，我国亟需出台稳消费增量政策，向市场释放积极信号，稳定市场预期。从美日国际经验看，稳消费政策的内容、规模和时机是影响稳消费政策效果的重要因素。对于我国来说，长期以来我国的稳消费政策大多作用在供给端，规模相对较小，且出台较晚。2024年，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印发《关于加力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若干措施》，在需求端加大促消费力度，随着三轮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落地显效，对于助力消费修复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但当前消费疲弱的态势并未出现根本性的显著改善，仍待促消费增量政策出台筑牢消费修复的基础，并向市场释放积极信号，改善预期。长远来说，大规模刺激政策的滞后影响需要通过经济修复带动居民收入和财富增长，扩大国内市场需求，进而消化政策对经济的影响。
（二）从收入端着手提升居民收入，助力居民消费改善
短期通过现金补贴或数字货币帮助居民部门修复资产负债表，促进终端消费与企业生产与投资之间形成良性循环，物价水平的适度提高也有利于企业盈利水平的修复。疫情期间许多国家及地区采取了直接向家庭部门派发现金的方式支撑需求及信心，2020年当年，美国、加拿大、香港发放的现金约占其GDP的3%、3%与2.7%，德国、新加坡、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家的派发比例也超过GDP的1%。因此，建议直接向居民发放现金或数字货币，特别是针对边际消费倾向比较高的中低收入人群。根据我们此前的测算，若针对4000万低保人群发放1000亿现金类或数字货币补贴，限定时效使用，可以直接撬动1500亿新增消费，间接撬动约5400亿新增GDP，拉动经济增长0.45个百分点。同时考虑到过往经济发展中农业反哺工业的事实，需要进一步考虑对农业和农民的反哺，可以考虑向1.2亿乡村家庭发放3000亿现金补贴，约可拉动经济增长1.35个百分点。
中期优化个人所得税体系，包括下调中低档个税税率、延续并加大个税优惠政策力度、研究建立个人与家庭申报相结合的所得税税制等，增强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实力、激发其消费意愿。具体来看，一是下调个税税率。我国个税收入增速长期高于居民收入和工资增速，新冠疫情以来居民部门实际收入进一步受损，建议适当调降个税税率以扩内需、促消费。我国3%-45%七档税率自2011年以来尚未调整，可对中低档税率进行调降。二是延续并加大个税优惠政策力度。2023年8月，财政部、税务总局连续出台了多项个税优惠政策，包括延续实施4项既有优惠和提高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赡养老人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标准，后续建议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居民收入增速水平等继续出台优惠政策、加大政策力度，及时灵活调整专项附加扣除标准。三是研究建立个人与家庭申报相结合的所得税税制。在充分考虑所得税公平与效率的基础上，研究家庭申报所得税的可行性，制定家庭税率等级调整等配套措施，给纳税人更充分地自主选择权和一定减税降负空间。另外，从美国稳消费经验来看，通过退税的方式向大多数家庭发放现金，覆盖面广，可操作性强，效果显著，其原因是美国个税覆盖广、规模大，个税收入占联邦政府收入的50%左右，为政策提供了较大的操作空间。结合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健全直接税体系，完善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规范经营所得、资本所得、财产所得税收政策，实行劳动性所得统一征税”，建议在调整个税体系的基础上，完善个税征管制度，提升个税在税收收入中的比重，在发挥调节贫富差距作用的同时，为稳消费政策提供一定空间。
长期深入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从根源上增加居民收入、提振居民消费的关键之举。消费是收入和预期收入的函数，提升消费还需从提升收入着手。一方面，与美日等发达经济体相比，我国居民收入占比偏低，因此要加大力度调节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和居民部门内部的收入结构，特别是提高再分配之后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占比，并稳妥缓解当前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从而提高社会平均消费率，发挥消费乘数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目前我国居民部门在初次收入分配中的占比要显著低于英、美、德以及巴西等经济体。要通过持续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增强经济对于就业的带动能力，同时要通过健全城镇工资合理增长机制、提高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与财产性收入等方式，逐步提高居民部门在初次收入分配中的占比。
（三）供给侧创新改革与扩大内需相结合，推动供需良性互动
通过供给侧的创新进一步发挥“供给创造需求”的作用。中国在疫后消费复苏的过程中主要以服务消费的恢复性增长为主，且消费市场低端产品过剩，尚未充分发挥出创新型供给对于新增消费需求的辐射与带动作用。当前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不断加剧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化，我们在商品和服务消费等方面仍有较大的挖掘和探索空间。例如美国在疫后经济的复苏过程中，元宇宙、人工智能、大模型等创新领域所激发的新型消费起到了重要的拉动作用，也活跃了消费市场及预期。我国在高质量的升级类与创新类消费领域依然有较高的增长前景。
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发展要求和发展条件都呈现新特征，特别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总体上已经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居民消费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但相比之下高质量产品和服务供给存在不足，特别是居住、交通通信、文化娱乐等改善需求没有得到较好满足。可通过加强供给侧改革对于消费的引导力度，不断提升国内供给质量水平，推动供需在更高水平上实现良性循环。当前正在推动落地的大规模以旧换新政策与设备更新政策也有利于消费与生产之间的相互促进，特别是有利于扩大改善型消费、耐用品消费以及服务型消费的比重。此外引导技术创新与消费创新的有机结合，不断扩大创新型消费品以及创新型服务的供给。日韩、美国等发达国家实现服务消费升级的经验也表明，消费升级的过程与产业升级的过程是相辅相成的。
（四）进一步强化社会保障体系，为消费增长提供支撑
我国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较强，对消费产生挤出，而社会保障体系的全面升级，有助于降低预防性储蓄动机，提升居民消费意愿。尽管近年来，我国社会保障覆盖面不断扩大，但相较美日等发达国家，我国社会保障体系还有很大提升空间。以医疗和养老为例，目前，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机制设计不合理，农村和低收入群体养老和医疗负担较重，获得感较低，如农民个人缴纳的医疗保险从每人每年10元提升到400元，涨幅较大，但直观上报销比例却未提升。此外，生育成本较高也对消费产生了一定影响，教育支出、住房压力、包括孕期检查在内的医疗费用、储蓄压力增加、父母职业发展受限等因素均对家庭的消费能力和意愿产生制约。因此，建议暂停上调个人参保缴费标准，并增加低缴费档次，建立“多缴费多收益”的激励机制，缩小与职工养老和医疗保险待遇差距，提升保障水平；还建议暂停上调社保缴纳基数，或降低上调幅度，一方面可以提高个人可支配收入，另一方面也可以降低企业用工成本，缓解社会就业压力。同时，在财政支出方面，要加强民生领域支出，加大对医疗、教育、就业、生育等领域的支持力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优化税制并强化税收调节。一个社会的社会保障越完善，为教育、医疗及养老等长期支出所进行的谨慎性储蓄就会越低，但另一方面，社会保障支出的来源也是当前收入的一部分，过高的社保会带来类似于过高的税收一样的紧缩效应，因此也不必追求东欧高福利国家的社保水平。
[1]世界银行口径。
[2]为提高数据的可比性，此处引用世界银行统计口径。
[3]1978年以来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中位数为56.9%，对经济增长拉动率的中位数为4.86%。
[4]消费倾向的计算主要包括国民经济核算口径和家庭调查口径。在国民经济核算口径下（总量口径），依据居民部门最终消费支出和可支配收入数据计算得到消费倾向，根据统计年鉴中的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分类，具体包括初次分配、扣除税收社保后的可支配收入、加上转移支配后的可支配收入三大类，这里选择后两种口径。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的观点或立场，不代表新浪财经头条的观点或立场。如因作品内容、版权或其他问题需要与新浪财经头条联系的，请于上述内容发布后的30天内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