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法经网
六年来，超过80%的犯罪嫌疑人在检察环节认罪认罚，认罪认罚案件一审服判率达96.6%。
2024年岁末，最高检察院发布《关于全面深化检察改革、进一步加强新时代检察工作的意见》，同时通报了上述数字。
结合此前的两高报告与新闻简报，我国在2018年将认罪认罚制度写入《刑事诉讼法》，2019年适用率为49%，此后逐年扩大。截至2024年上半年，已办理的审查起诉案件中，适用认罪认罚制度审结人数占同期的85%，2022年和2023年均超过90%；对检察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法院采纳数占同期量刑建议数超过90%，其中2022年达到98.3%。
毫无颖问，认罪认罚制度已成为当下刑事司法领域中最重要、适用率最高的一项刑事司法制度。当检方将数字作为绩效反复宣扬时，法院与律师群体却表达了观点不一的担忧。
针对认罪认罚制度，有法官表示，按目前这个提线木偶制度，不如我们法院多刻一个公章，就放在检察院，检察院帮法官把判决都写好，打印好、盖好章，法官只要配合在法庭上敲一下槌子，读一下判决。这个法官是一位刑法学博士，虽是座谈会上做的风趣回应，但道出法官群体的无奈与抗拒。
综合法院与律师界的意见，认罪认罚制度至少导致了几种失衡：
一是在认罪认罚的过程中，导致犯罪嫌疑人没有选择，或者只能从最坏的选择中做出所谓从优选择。犯罪嫌疑人需要经过侦查环节与审查起诉两个程序的折磨。大多不认罪认罚的嫌犯，通常会获得超常期羁押，或者变相的打击报复。一个百人涉黑案件，最终认罪认罚比例高达99%；
二是检察官以“无袍法官”的身份，自己做主，自我扩权，导致不少案件在量刑交易谈判中，一再偏离刑法规定应判的刑罚。如果原本判五年的案子，在认罪认罚中故意抬高，然后通过具结过程再降下来，实际跟原本一样。像极了商家在节庆时的抬高价打骨折。
三是进一步导致了控辩失衡。司法实践中，当事人选择认罪认罚，辩护律师只能作罪轻辩护，很难甚至不能作无罪辩护。这不仅剥夺了当事人的辩护权，也限制了律师的独立辩护权。加上占坑律师越来越多，这个群体基本都是认罪认罚的忠实拥护者和坚定实践者。
四是认罪认罚制度彻底否定了“审判中心主义”，这正是上述刑法学博士所说的“提线木偶制度”。
最高检察院第216号指导案例指出，认罪认罚的轻微刑事案件，也存在冤假错案的可能。“即使是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轻微刑事案件，也要加强对侦查活动合法性的监督和认罪认罚自愿性的审查。坚持证据裁判原则，避免因虚假认罪认罚导致冤错案件发生。”
司法效率的确是司法管理上一个重要的考量指标，但在司法价值考量和排序面前，司法公正，尤其是刑事公正，攸关自由甚至生命，司法追求的首先应当是公正，其次才是效率，不能把两者搞反了。
首席大人先后担任过检法司纪的一把手或核心负责人，履新到哪儿，哪个部门就扩权。以前说，公检法本应是魏蜀吴，实际却成了刘关张。但因为首席大人轮番参与主导的这十年司法改革，导致各部门轮番坐大，权力难有平衡。
指标考核之下，过激推广认罪认罚制度，必须会导致冤假错案。
司法改革不是商业经营，既要考虑当下司法活动更经济，更要考虑司法远景目标价值，切不可为数据而改，更不可为政绩而改，为指标而累。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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