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题记】2024年6月29日至7月1日，第八届CCER夏季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成功举办。本届研讨会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和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主办，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海内外知名高校的近两百位学者汇聚一堂。本届研讨会共进行开幕式、闭幕式和多场主旨演讲，还有6场平行分会场论坛。本文为金融经济学分会场各专题研究报告概览。
金融经济学分会场共设5场专题研讨，依次是银行与影子银行、地方债务、房地产、数字金融、债务和破产。
其中，6月29日设两场专题研讨。
上午，由中央财经大学助理教授夏俊杰主持“银行与影子银行”专题，并与奥克兰大学的李一政，以及德国哈勒经济研究所的李想先后做分享。
下午，由复旦大学金融学教授黄毅主持“地方债务”专题，厦门大学的蒙莉娜、中国人民大学的高昊宇、中央财经大学的彭俞超、北京大学的刘晓宇依次做研究成果汇报。
30日继续两场专题研讨。
上午，由北大国发院经济学副教授黄卓主持“房地产”专场，成果分享者分别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李科扬、中国人民大学的王文靖、北京大学的张宇。
下午，由北大国发院金融学助理教授胡佳胤主持“数字金融”专场，北大国发院的董燕飞、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的欧阳从容、中山大学的王鹏、北大国发院的王心怡分别做分享。
7月1日上午，由中金公司董事总经理缪延亮主持“债务和破产”专场，上海交通大学的王怡晨、北京大学的李劢、北大国发院博士毕业生黄北辰相继做分享。
一、银行与影子银行专题
银行与影子银行专题研讨由中央财经大学助理教授夏俊杰主持。他同时汇报了论文《影子银行与资源错配：来自委托贷款的证据》。该论文利用来自中国某家代表性银行独特的微观层面贷款数据研究影子银行与资本分配有效性之间的关系。实证分析表明在资本扩张阶段，国有企业相比于非国有企业会得到更多的银行贷款，进而引致委托贷款更多流向高生产率的非国有企业。理论模型和定量校准分析则表明信贷扩张后出现的资本错配主要来源于低利率渠道和委托贷款的放大效应。
奥克兰大学的李一政同学汇报了论文《银行迎合金融科技》。该论文发现银行会通过提供具有高收益的可转让存单来“迎合”以共同市场基金为代表的金融科技。这一行为在地方性银行和更依赖于共同市场基金进行融资的银行中更为集中。利用2017年公开募集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流动性风险管理规定作为政策冲击，该论文发现银行的“迎合”行为会随着货币市场基金客户集中度的下降而减少，提供了迎合行为存在的证据。
德国哈勒经济研究所的李想老师汇报了论文《大科技信贷，小微企业，与货币政策传导：理论和实证》。该论文讨论了在货币政策传导背景下，大科技信贷公司和传统银行在小微信贷层面的差异。理论推导表明大科技信贷公司在小企业层面的贷款更具有信息优势，针对可检验推论的实证分析则表明这两类贷款人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进入特定贷款市场的广延边际上，而给定贷款对象，决定贷款额度的集约边际则是类似的。此外，该论文还指出货币政策对于大科技信贷公司的影响具有不对称性：货币政策宽松时候的效果更加明显。
二、地方债务专题
地方债务专题研讨由复旦大学金融学教授黄毅主持。
厦门大学的蒙莉娜老师汇报了论文《为洪水泛滥的城市融资：气候风险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成本》。该论文利用事件研究法和堆叠双重差分法讨论洪灾对于中国地方债的影响，发现洪灾过后，地方债发行数量增加，但伴随着更大的发行失败概率，而且信用利差会因为洪灾上升7.0%。机制分析显示洪灾通过政府赤字、偿还能力、风险不确定性等渠道影响地方债，最终导致了地方债发行成本的增加和投资者对于沿海城市短期地方债的需求上升。
中国人民大学的高昊宇老师汇报了论文《为无价的行动定价：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金融成本》。该论文旨在了解市场投资者如何为（政府主导的）生物多样性转型/保护定价，分析中国绿盾行动（GSA）对地方公共融资成本的影响，发现GSA在改善生物多样性的同时，使地方债的收益率提高约24个基点。这一公共资本成本的增加主要归因于国家自然保护区内已有的经济活动带来的转型压力和改革后针对地方生物多样性的公共支出的增长。这一影响对于短期地方债和财政情况虚弱的地方政府更为显著。上述发现说明投资者在财务回报以外，对于生物多样性的长期保护可能欠缺考虑。
中央财经大学的彭俞超老师汇报了论文《债务积压的绿色成本：来自地方政府债务的证据》。该论文讨论了债务重组对于环境保护的影响，发现在债务重组中收益较多，即重组前债务负担更大的地方政府所在地的环境保护改善更为明显，这是因为地方政府通过加大对污染企业的惩罚力度，促使其申请更多的绿色专利，进而改善环境质量（以空气污染物为代理变量），该结果对于环境监察和城市特征变量稳健。与此同时，该文章没有发现对于当地经济的负向影响，可能通过当地政府对于绿色企业的金融支持和税收优惠实现。
北京大学的刘晓宇同学汇报了论文《地方债的高估现象及监管措施的非预期后果：来自中国的证据》。该论文讨论了地方债一级市场定价过高的原因，发现债券承销商从当地政府获得的间接利益越多，一级市场的地方债定价就会越高。定价限制并未解决这一问题，反而使得地方债一级市场丧失了价格发现的能力，与此同时还伴随着高风险债券的过高定价、非银机构参与低风险地方债的承销概率增加和高风险地方政府发行的长期地方债数量上升等非预期后果。
三、房地产专题
房地产专题研讨由北大国发院经济学副教授黄卓主持。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李科扬老师汇报了论文《优惠信贷供给与住房市场：来自中国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证据》。该论文以中国住房公积金制度的一次改革作为冲击，利用独特的住房转售交易数据，讨论了优惠信贷供给对于市场价格和居民财富再分配的影响，发现存在优惠信贷供给的房屋价格相比于控制组房屋的价格，平均上升0.95%；在广延边际和集约边际上都出现了信贷供给的上升。优惠信贷供给使得卖方和享受优惠信贷的买方福利上升，影响了财富的不平等。
中国人民大学的王文靖同学汇报了论文《经营贷会流入房地产市场吗？——来自小微企业注册增速的证据》。该论文利用城市-月度层面的小微企业注册数据，通过双重差分和事件研究法讨论房贷政策收紧的影响，发现房价更高的城市出现了小微企业注册的上升。该现象可以被解释为空壳公司将商业贷款转为住房贷款的套利行为，因而这种利率套利的现象削弱了金融政策的有效性。
北京大学的张宇老师汇报了论文《房价对生育率影响的实证研究：来自限购外溢的证据》。该论文利用准自然实验估计了限购外溢对于生育率的因果效应。通过城市层面的宏观统计数据和个人层面的微观婚育数据，该论文发现房价上升对于加总生育率的下降会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可以解释邻近外溢地区相对于非外溢地区约246万新生儿数量的下降。微观实证证据则显示这些下降来自没有住房、结婚难、教育成本较高的农村居民。
四、数字金融专题
数字金融专题研讨由北大国发院金融学助理教授胡佳胤主持。
北大国发院董燕飞同学汇报了论文《金融科技信贷的使用与退出：当“先买后付”接入征信系统》。该论文发现当基于花呗使用的“先买后付”接入征信系统，从而贷款信息与银行共享时，“先买后付”的使用显著下降。有违约记录的借款人在还款行为上会变得更加自律，表现为比没有此类记录的借款人更低的违约率和逾期余额。使用的下降在较年轻的借款人、消费水平较高的借款人和拥有信用卡的借款人中更为明显。此外，“先买后付”的减少还会导致在线消费的减少。
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的欧阳从容老师汇报了论文《政策含义与金融创新：评估“先买后付”服务在美国家庭财务策略中的作用》。该论文分析了美国“先买后付”用户的人口统计和社会经济特征，并探究“先买后付”对家户财务管理的影响，发现年轻人、少数族裔、女性成年、受教育程度高的成年、房屋拥有者等更有可能使用“先买后付”。调节分析显示“先买后付”服务会帮助那些很少持有信用卡余额的人管理家庭财务，但在新信用卡需求与家庭财务管理之间没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中山大学的王鹏老师汇报了论文《稳定币的风险传导机制——基于传统市场与加密市场的风险溢出分析》。该论文讨论了加密货币市场和非加密货币市场之间的联系，发现上述两个市场通过稳定币进行风险传递。理论框架证明，源自美元市场的风险通过稳定币代币供应的变化转移到加密货币，而源自加密货币的风险可以通过稳定币美元储备的调整转移到美元市场。当稳定币拥有充足的储备来有效吸收来自加密货币市场的所有初始冲击，但无法对冲来自美元市场的冲击时，风险传递可能是不对称的。基于联结函数的CoVaR方法提供了与模型预测一致的实证证据。
北大国发院的王心怡同学汇报了论文《虚拟货币交易的监管有效性与风险敞口估算——基于百万条人民币-比特币交易记录的实证分析》。该论文发现人民币与加密货币之间的交易在禁令下仍然存在，处于数千亿元人民币的估计水平。通过估计和识别短期跨货币工具交易，该论文发现在可以跟踪的工具交易中，41%的人民币流量兑换成美元，39%的人民币流入交易来自美元，说明存在着不可忽视的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之间资本流动的潜在渠道。该论文的发现说明禁令并不能完全保护新兴经济体免受加密货币的风险。
五、债务和破产专题
债务和破产专题由中金公司董事总经理缪延亮主持。
上海交通大学的王怡晨同学汇报了论文《国有银行与地方政府债务》。该论文讨论了中国地方政府对于当地城商行的所有权对于政府的金融工具使用的影响，发现平均而言，地方政府对城商行10%股权的上升会导致15.6%借贷相关金融工具的使用，与此同时地方政府所有权的变化也会影响银行的人事决策。上述发现在以“两参一控”为工具变量的回归下稳健。机制检验显示上述行为源于地方官员的升迁激励，但导致了事前的信贷分配扭曲和事后的经济成本显著上升。
北京大学的李劢老师汇报了论文《破产执行对财务困境企业的价值》。该论文利用专门法院的分阶段引入讨论了在中国破产执行对信贷市场的影响，发现专门法院的出现导致了债券利差的下降。机制分析显示专门法院的设立可以增加重组、降低破产所需时间、提升债务追偿从而提高破产效率，同时减少政府干预破产和违约者资产转移行为，最终降低债券利差。专门法院的设立没有改变债券违约概率。评级较低的债券和风险较高的发行人、民营企业，以及政府债务较高的城市更容易从专门法院的设立中获益。
北大国发院博士生黄北辰汇报了论文《破产制度完善、债务清理方式与债务期限》。该论文利用双重差分法和事件研究法讨论了破产法庭的设立带来的影响，从破产案例所需时间的下降、公司破产所需时间和城市破产案例上升的角度论证了破产法庭制度本身的完善。通过破产法庭的设立，针对债权人的支付更加公平，公司增加了自己的长期贷款相对于资产的比例，在增加了资本支出的同时降低了利息支出相对于总负债的比例，对于就业也有促进作用，因而破产法院的设立具有分配效应，促进了经济的稳定和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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