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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邂逅成一欢,醉语出天真”——苏轼的饮酒之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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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相信饮酒的作用不但在于让人酒后吐真言,还在于能够表现人的真性情:“邂逅成一欢,醉语出天真”。所谓“天真”,就是指人的本性之真,不虚伪、不矫饰。苏轼敢于说真话,他认为醉是通向真的途径之一,所以看重醉语,故而在饮酒诗中更是无所顾忌地肆口而出。

苏轼在《次韵答邦直、子由五首》中写道:

簿书颠倒梦魂间,知我疏慵肯见原。闲作闭门僧舍冷,卧闻吹枕海涛喧。忘怀杯酒逢人共,引睡文书信手翻。欲吐狂言喙三尺,怕君嗔我却须吞。(其一)

城南短李好交游,箕踞狂歌不自由。尊主庇民君有道,乐天知命我无忧。醉呼妙舞留连夜,闲作清诗断送秋。潇洒使君殊不俗,樽前容我揽须不?(其二)

在第一首中,苏轼描写自己饮酒时的样子,道出了自己酒后多言的缺点,态度真诚,一点不伪。而第二首,看似随笔写出,却让读者感受到坡仙端着酒杯的潇洒随意的姿态。苏轼的饮酒诗也不受常规约束。虽然苏轼对于饮酒,主要主张的是适度,但饮酒诗之中他写自己不怕饮醉,而且还要逞强斗狠:“我独唤酒杯,醉死胜流殍。书生例强狠,造物空烦扰”,真情流露,出言发语在人们意料之外。

闲里有深趣,常忧儿辈知。

已成归蜀计,谁惜买山赀。

世事久已谢,故人犹见思。

平生不饮酒,对子敢论诗。

(《答任师中次韵》)

在这首诗中,苏轼表达了关于饮酒的两面想法。苏轼有着长期的饮酒经验,因此他体会到“闲里有深趣”,但是苏轼自己也知道过多喝酒有害,所以他不希望子孙过分沉溺于酒中。即便是如此,他并不否定自己喜欢喝酒,自称“平生不饮酒,对子敢论诗”,这是反问的语气,意谓自己是不能远离诗酒的,如果不饮酒,就有可能写不出诗,也不敢再论诗了。

再看《莫笑银杯小答乔太博》:

陶潜一县令,独饮仍独醒。犹将公田二顷五十亩,种秫作酒不种秔。我今号为二千石,岁酿百石何以醉宾客。请君莫笑银杯小,尔来岁旱东海窄。会当拂衣归故丘,作书贷粟监河侯。万斛船中着美酒,与君一生长拍浮。

苏轼把自己和陶渊明对比,认为自己虽然奉禄二千石居然还不如陶渊明,直涉北宋的酒政,但苏轼随口而出,并没有什么顾及,只是戏谑玩笑,这就是苏轼的特点。在诗中,他抱怨自己的配额粮食不够酿酒,读者读了,觉得亲切、自然、真诚、不虚伪,也没认为与政治有关。苏轼的表现不象李白那样豪饮之后写下惊人之句,而是体现在个性的天真,以及吐言发语的直率上。又如《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并引)》其一:

环州多白水,际海皆苍山。以彼无尽景,寓我有限年。东家著孔丘,西家著颜渊。市为不二价,农为不争田。周公与管蔡,恨不茅三间。我饱一饭足,薇蕨补食前。门生馈薪米,救我厨无烟。斗酒与只鸡,酣歌饯华颠。禽鱼岂知道,我适物自闲。悠悠未必尔,聊乐我所然。

全诗尽情描写苏轼对自己闲居饮酒生活的满意,表现了悠然平淡的心境。“斗酒与只鸡,酣歌饯华颠。禽鱼岂知道,我适物自闲。悠悠未必尔,聊乐我所然。”可见苏轼晚年面对不幸和绝望,依然不贰过,不迁怒,直面人生,保持乐观和真性情,没有因为命途多舛而导致人性扭曲,是为放达精神的一点表现。这种精神上的特点,其表现在文字上显得自然率真,且几乎都是随意随性的,没有一点的扭捏作态、故做深奥之嫌。其实,苏轼的内心本来就是丰富复杂的,而这些随意随性的诗句又显得灿然可观,因为它们如实地反映了苏轼内心的深文隐蔚。

苏轼由于求真,求自然随意,又事事欲求其全的人生态度,其饮酒诗凡是描写饮酒场面的,都是出之以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贪多务得,常常作求全式的描写,极尽铺陈描述之能事。仿佛他欲写尽其目之所观,心之所思,如《子玉家宴,用前韵见寄,复答之》:

自酌金樽劝孟光,更教长笛奏伊凉。

牵衣男女绕太白,扇枕郎君烦阿香。

诗病逢春转深痼,愁魔得酒暂奔忙。

醒时情味吾能说,日在西南白草冈。

在这首诗中,苏轼除了描写酒席间劝酒,也描述歌舞清欢和花间风情。其中“诗病逢春转深病,愁魔得酒暂奔忙。醒时情味吾能说,日在西南白草冈”,虽然也是全景似的把握,但更多地关注于饮酒者的精神世界。可见苏轼饮酒作诗,在很多时候,是为了求得心灵上的真。苏轼曾经评价自己的文章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其文如此,其诗歌也是如此,所以即使是在酒席之间的应景之作,或者应酬唱和的次韵之作之中,仍能够自然而成,少有斧斤痕迹。他屡次写到士人的本性流露,对歌舞美酒的喜爱,写了酒席上人的真个性。

总之,苏轼无论为人还是为文,都是一任他的真率性格自然流露。王水照先生说:“崇尚本真自然,反对对人性的禁锢或伪饰,在苏轼的心目中,已不是一般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要求,而是一种对人类本体的根本追求。”而苏轼的自然真率性格,同样在其文学作品上表现无遗,尤其在其饮酒诗中,在酒精的刺激下,发挥地最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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