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李超民
[ 2008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在达到最高点0.491后，从2009年至今呈现波动下降态势，2020年降至0.468。 ]
中共二十大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目标模式，具有极其丰富的社会政策特征，包括就业、乡村振兴、住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政策领域。
“现代化”的概念已经融入当代中国文明进程之中，并成为我们的国家发展目标。所谓“现代化”的基本意涵是“走向现代社会”，按照西方的“科学分类”，可以从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科技等多个领域进行分解并展开。实现现代化不但是一个民族、国家和社会的自然进程，而且是当政者的天然责任和义务，那么实现现代化也要从这些方面综合施策。中央政府要求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好统筹发展，持续改善民生，保持社会大局稳定，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然而当前还要以“长治久安”作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长期目标，从多方面综合施策，统筹落实。
全面弘扬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文明史，早在先秦时期就形成了大一统的有组织社会，政府对于社会的治理有健全的法治和道德规范，例如在社会治理方面，州县行政官员处理公务时无不考虑到“天理”“国法”“人情”，这些原则缺一不可，思虑非常周全。同时在数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上，总结出了当代中国人既耳熟能详，又成为现世不可不遵守的伦理和道德规范。例如，我们对于持家，会想起古训“人丁兴旺”是家庭荣耀的标准之一；官府在治理社会时要从“不患寡而患不均”立场出发，强调“均富”；官员在启发民智时，往往会说“衣食足而知荣辱”，鼓励人民增加财富生产，为家族赢得荣誉；同时中国古代人的社会理想是从“小康”走向“大同”。
又例如，《论语·子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更是表达了中国人处理人与人关系的核心价值观，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代中国和中国人民历经磨难，并未放弃这些价值观，它们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和信条，具有永久价值，哲学家罗素说：“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
将稳定人口增长作为长远战略
西方经济学产生于近代，它的目标是追求经济的效率，《国富论》有关英国制针业分工的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后来的所谓“西方经济学”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理论，更是将国家和社会的进步单纯从GDP的增长出发，归结为“生产函数”及其“劳动”“技术”两大要素，实际上是将“人口”与“技术”要素对立起来了。因此，西方曾出现过所谓“零增长”政策思想，而且这种人口思想是在所谓“短缺经济”的技术不发达时代的产物，有很大局限性。当代人类科技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已突破这些局限性。当前可以说没有一定的人口规模，也就称不上中国式现代化，实际上，中国式现代化就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它使我们发展基础能力更大、服务全球的能力更大、自身的消费能力更强。
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0~14岁人口达到2.2亿，但只占总人口的16.60%，比第五次人口普查数值减少6.29个百分点。当时我国少年儿童人口竟在十年内，从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降为六分之一，萎缩非常严重。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人口总量继续保持低速增长态势，但是已严重低于全球人口1.14%年均增长率0.61个百分点，仅比发达国家0.31%的年均增长率高出0.22个百分点；而与美国同期的0.71%年均增长率相比，竟然还低0.18个百分点。但值得欣慰的是，此次普查增速差距比上次人口普查结果有一定拉近。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还显示，0~14岁少儿人口数量比2010年增加3092万人，增加1.35个百分点，可望缓解长期以来各地少儿入学率不断下降，农村学校大量关停，教师队伍萎缩现象。由此可见，中央连续出台“二孩”“三孩”政策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决策，将奠定中国式现代化的人口基础。
推动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社会进步为世人称赞，很大一个特征就是我们没有落入一些国家曾经经历的“中等收入陷阱”，其主要问题之一就是贫富差距巨大，并阻碍经济增长持续和社会进步。然而从旧中国脱胎而来的新社会，必然要求在“先富”和“共富”之间进行政策平衡，在不同的生产力发展阶段实行有一定差异的分配政策，这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特征之一。
分配制度和分配手段的完善将推动共同富裕。通常各国衡量居民收入差距使用的指标是基尼系数，它既可用居民收入来计算，也可用消费支出来计算。据较为权威的数据，2008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在达到最高点0.491后，从2009年至今呈现波动下降态势，2020年降至0.468，累计下降0.023点。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持续跃升、中央和地方政府在社会领域投入加大，收入分配格局得到不断改善，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和不同群体居民收入之间的收入差距总体上趋于缩小。未来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将促进共同富裕。
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在中华民族的环境思想传统中早就孕育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并赋予政府职能对环境加以管理。《逸周书·大聚解》提出：“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周礼·地官司徒》记载了西周时期官府社会管理的制度，当时既有山虞、林衡、川衡，也有泽虞等官职，其目的应当是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同时作为财政征收的来源。
在当代，由于西方工业革命以来，对于环境和资源的“巧取豪夺”，“厄尔尼诺现象”频发，推动了有识之士的深思，也由于生产力的进步，使人们有可能通过现代化转型，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共同目标。但是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绝不是某些国家的专利，也不能成为以此为借口制约发展中国家的手段，而中国式现代化也要将之作为社会进步的大目标之一，通过社会转型，在新能源、新材料，以及新经济模式、新消费模式和新的财政税收政策建设等方面互为推动。
总之，统筹当前扩大内需政策和中国式现代化长远目标，必须统筹财政税收和社会政策等。第一，财政投入既要考虑经济增长，亦应兼顾社会进步。在预算方面随经济增长、社会进步，适当加大社会政策方面的支出力度。如解决生育率低的问题，就要重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于大量在企业就业的妇女婚育期间岗位的稳定、收入的保障、产假的收入，如何在落实行政法规之外，通过给予企业相应补贴、减免税收、减轻社保缴纳等手段，保证企业共同参与提高出生率的行动，尤其要研究通过财政事权划分，调动地方积极性，尤其是共同支持劳动密集型的企业，不因妇女婚育问题受经济损失，影响企业支持推动就业的积极性，而这也是推动共同富裕的有力措施。
第二，研究通过直接税改革政策，解决贫富差距在某些领域、不同人群中过大的问题；通过投资利得税政策构建，解决一些特殊时期特殊行业形成的“暴利”集中问题。
第三，保护我们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就要推动经济实力向国家防御实力和能力的转化。四十多年来，我国取得的经济成果和社会进步成果是在新中国国家实力和强大国防实力基础上实现的，推动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求同步增加国防经济建设支出。随着当代主要大国竞争的白热化，各国在这方面的投入规模和速度都在超过我国，对此应当有清醒认识和判断，并要落实在投入规划和政策上，并保持连续性。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