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4月18.2%的青年失业率？接下来青年失业率是否将持续走高？青年失业率持续高企可能会造成哪些影响？可以采取哪些举措去解决青年人就业问题？
作者：田进
封图：东方IC
导读
壹 ||如果没有疫情，中国现在劳动力市场的主要问题不是就业问题，而是人口老龄化问题。
贰 ||当下，劳动年龄人口不足、劳动参与率下降的问题日益突出。但如果青年失业率高，更意味着劳动力资源利用率不足、人力资源浪费。
叁 || 曾湘泉表示：“短期看，失业率上升与疫情冲击、经济周期变动有关；长期看，面临的问题还是怎么解决就业的结构性矛盾——一边是不断增加的就业困难大学生，一边是招工难的普工、家政工等。
4月，16-24岁人口城镇调查失业率（以下简称“青年失业率”）达18.2%，创下自2018年1月此数据定期公布以来的新高。过往四年，青年失业率每年均呈倒“V”型增长，7、8月达到年内高点，未来几个月情况会怎样？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4月26日，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与智联招聘联合发布的2022年第一季度《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景气报告》也显示，随着国内疫情反复、经济下行等因素影响，2022年第一季度高校毕业生CIER指数（就业市场景气指数）为0.71，降至2020年疫情暴发以来最低点，明显低于全国1.56的水平。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去理解4月18.2%的青年失业率？接下来青年失业率是否将持续走高？青年失业率持续高企可能会造成哪些影响？可以采取哪些举措去解决青年人就业问题？
针对上述问题，6月2日，经济观察网专访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曾湘泉。作为中国劳动经济学界的著名学者，他拥有丰富的国内外学术交流与调研经历，曾多次承担国家社科基金、世界银行、国际劳工组织、人社部等组织委托的研究课题。现还兼任中国人才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就业促进会副会长等职。
曾湘泉表示：“短期看，失业率上升与疫情冲击、经济周期变动有关；长期看，面临的问题还是怎么解决就业的结构性矛盾——一边是不断增加的就业困难大学生，一边是招工难的普工、家政工等。”
对话：
经济观察网：2018年国家统计局开始公布16-24岁人口调查失业率，为什么单独公布这类人群的调查失业率？这部分人群呈现怎样的特点？
曾湘泉：1995年，国际劳工组织帮助国内建立了调查失业率指标，2018年4月国家统计局开始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城镇调查失业率。在劳动力统计方面，国际劳工组织通常将年龄划分成三个不同阶段——16-24岁为青年劳动力，25-55岁为黄金年龄段，55岁以上为老年劳动力。
国际上各国家的政府在关注困难就业群体中，会对青年人特别关注。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青年失业率大体上是成年人（25岁以上人群）的三倍。
首先，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青年劳动力普遍面临摩擦性失业。摩擦性失业一般是因为信息不对称，个人找工作和企业找人之间的匹配需要一段时间。（失业一般分为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周期性失业三类。）
其次，青年劳动力为就业敏感性人群，受经济波动影响比较大。当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企业的第一反应不是裁员，而是缩招，这对新进入劳动市场的青年人影响比较大。2008年金融危机时，即使是美国沃顿商学院，一半以上的毕业生都面临找工作困难。
在青年失业群体中，青年女性失业率普遍更高。全球青年女性失业率平均是青年男性的两倍。例如2022年4月，欧盟27国的男性青年失业率13.7%，女性青年为14%。其中，意大利男性青年失业率25.5%，女性青年为29.3%，希腊男性青年失业率是14.4%，女性青年为46.9%。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等）
经济观察网：如何看待4月18.2%的青年调查失业率，为何今年以来调查失业率持续升高？
曾湘泉：2021年，全球青年失业率平均为13.6%，低的为北美地区的9%，高的为北非地区的30%。18.2%的青年失业率，在全球层面而言不算低，但也只是较高。
失业率高与劳动力市场供给、需求两方面变化有关。供给方面，近几年青年特别是大学生群体供给规模不断增大。面对不断增大的劳动力供给，劳动力需求并未有显著的增加，甚至遇到问题。中国劳动力需求增长最快、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地区为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但这两部分地区今年以来受疫情影响非常大，导致劳动力需求不增反降。一增一减下，青年失业率问题开始凸显。
2020年一季度，在疫情影响下，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发布的报告显示，就业市场景气指数也曾短暂面临严重冲击，但随着疫情得到控制以及社保减免等政策对中小企业的利好，二季度就业景气指数出现好转。但今年的政策效果相比2020年影响程度上可能不是那么明显。对于中小企业而言，2020年只需要撑过疫情初期那段时间。但此后疫情断断续续持续两年多，很多中小企业就扛不住了。比如航空、餐饮、酒店住宿等很多接触性行业直到现在都没恢复过来。这些对就业特别是青年人就业影响很大。
短期看，失业率上升与疫情冲击、经济周期变动有关；长期看，面临的问题还是怎么解决就业的结构性矛盾——一边是不断增加的就业困难大学生，一边是招工难的普工、家政工等。
就业的结构矛盾涉及到中国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现在供给方的学历不断升级，大学毛入学率也非常之高。而劳动市场则存在多种各样的岗位，对劳动者有着不同层次的教育背景要求。于是，教育培训的供给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之间出现了严重的结构性不对称。
在传统观念里，大学生毕业后都是当白领。即使现在就业形势不好，家政企业、工厂等，招工难依然很突出。菲律宾有700万左右人群在全球做家政的劳务输出，其中包括很多大学生，国内则很少青年人去愿意做这一类工作。
经济观察网：劳动年龄人口下降为何与青年失业率升高同时存在？
曾湘泉：如果没有疫情，中国现在劳动力市场的主要问题不是就业问题，而是人口老龄化问题。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全国就业人员总量从2018年开始下降，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从2012年开始下降，从2010年至2020年，减少4000多万。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也显示，2020年中国人口平均年龄为38.8岁，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从2010年的13.26%上升至18.70%。
当下，劳动年龄人口不足、劳动参与率下降的问题日益突出。但如果青年失业率高，更意味着劳动力资源利用率不足、人力资源浪费。
经济观察网：青年失业率持续高企可能会造成哪些影响？
曾湘泉：青年失业人数的增加和社会的稳定性是两个概念，但两者也存在一定的关联。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2019年讲到，青年失业不仅限制了个人的满足感，也消除了希望，破坏了社会凝聚力，甚至可能威胁到社会安全。所以需要通过增加教育培训和就业机会，对年轻人进行战略投资。青年失业不光是经济问题，还是社会问题。在家庭层面，大学生失业意味着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减少，这也将造成家庭的财务负担。
最后，毕业即失业对毕业生一生的收入和职业发展都会构成不利影响。如果简历上出现一段时间的空白期，招聘单位会对此有所犹豫。近些年，失业保险基金累计结存逐年增加，累计结余超5000亿元。研究发现，很多失业人群选择不去登记失业领取失业保险，是因为不符合领取资格或担心留下档案记录，这对今后找工作都会造成影响。2013年，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研究还显示，失业青年通常被列入精神疾病易感人群。
经济观察网：按照历史数据，每年5-8月，16-24岁人口调查失业率都会迎来一波上涨，7-8月为年内最高点。这是否意味着接下来三个月这项数据将会进一步突破历史新高？
曾湘泉：统计局在统计青年失业人口时，针对的是当前正在找工作且当前立即能工作的人群。但在6月份之前应届生还未毕业，因此划入非劳动力，未被算作失业人口。当7、8月份毕业后，那些仍未找到工作，且继续进行工作搜寻的毕业生，便被纳入失业人群，因此会短暂的推高青年失业率。
16-24岁失业的人群，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大学生。纳入统计局青年劳动力的人群，专科以上和专科以下基本各占一半。并且，高校毕业生大部分是摩擦性失业，一般可在半年之内解决。按照教育部官方数据显示，每年7月1号之前，大约有70%左右的毕业生工作有着落，这当然不仅包括就业，也包括继续升学等，而到年底，即12月31号前，可上升至90%的水平。
按照历史经验数据看，应届生失业占青年失业的比例波动也很大。7月刚毕业时，应届生人数可占青年失业人口的一半左右，但随着后面签约入职，比例会快速下降。半年后，当年毕业生失业人群一般仅占青年失业人群的五分之一。
4月青年失业率达18.2%，但近期多项政策在千方百计的促就业、保就业。因此，接下来青年失业率的走向还得看疫情的控制情况以及政策落实力度。我自己认为，政府的工作力度很大，但走向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经济观察网：接下来为解决青年人就业问题，应该从哪些角度出发？
曾湘泉：解决就业难问题，还是需要从供给需求两方面去解决。
需求方面，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时，企业就会采取缩招等举措。因此为促使岗位需求增加，经济保持一定的增速非常重要。
供给方面也需要调整。青年失业率上升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预期较高。目前，中国制造业容纳的就业人数虽然在下滑，但依旧面临招工难问题。2021年我在青岛调研时，一家2000人的企业过去要通过11家中介公司招人，尽管现在通过一两家公司就够了，但制造业总的还是面临工人缺乏问题。与此同时，在中小企业中，大学生比例仍然比较低。为此，高校毕业生需要调整就业观念、调整就业预期。
与此同时，大学生就业的能力、素质问题也很突出。大学扩招后，设置了很多门槛较低的专业，特别是很多专业，学的全是理论和概念，实践动手能力很差。这些专业其实很难解决毕业生就业问题。
为此，可以采取以下三部分举措——一是在招生环节，各学校要准确公布就业情况和毕业生去向，发布就业质量报告，帮助家长、学生精准选择专业，减少人力资本投资失误；二是在培养环节，高校不能简单地仅关注学历提升，而要强调能力培养，为毕业生打造“能力清单”，构建人才素质模型；三是在政策环节，大力倡导“一减一增”，即压缩管理类、法学、文史哲类招生数量，增加“见习计划”数量，解决学用脱节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