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的红色金融沿着改革开放的路径，已成长为全球经济金融的重要支柱，其间一以贯之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新精神
编者按：致敬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财经》杂志策划推出特刊《人民币崛起：从红色货币到国际货币》，回顾百年红色金融史。7月1日《财经》推出新的章节专题：《改革开放的主引擎与试金石》、《国际化闯关：人民币的新征程》。此前已分别刊发第1、2章，社会反响良好。7月2日还将发布末章《抢夺科技先声：数字人民币试水》，敬请期待。
改革开放的主引擎与试金石
金融是经济运行的血脉，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与金融关系更日益密切，金融宏观调控的任务也越发艰巨，中国金融业面临如何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一系列紧迫问题
文|《财经》记者苏琦
编辑|袁满
大一统的计划经济的低效率迫使人们反思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在反思导致的思想观念变化的基础上，叠加现实生活中人们对计划经济藩篱的主动突破，共同导致了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大潮的涌动。计划经济开始一步步地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转型，人民币从计划经济的桎梏中走出，重新成为国民经济运行重要的润滑剂和加速器，当然有些时候也成为导致经济波动的震荡器。如何“驯服”人民币成为那个时代的一件头等大事。
金融转轨与循环治乱
上世纪整个80年代，中国经济不断经历通货膨胀和治理整顿的治乱循环，每次都是“放松→过热→紧缩→衰退→再放松→再过热”，用通俗的话说就是票子不是发多了就是发少了。当时人们更倾向于把棍子打到“超前消费”身上，认为是社会总需求超前于总供给造成的。后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人们发现这是转轨经济必然伴随的特征：微观经济基础的变化、经济主体的增多、体制变革导致的真空和模糊地带以及新宏观调控框架的滞后，必然导致货币供应量“测不准”和难以监控，进而导致经济运行的波折起伏。80年代改革的成败和宏观调控的得失为90年代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战略决策，揭开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金融体制改革的大幕也渐次拉开。
1978 年，邓小平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
在邓小平“要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的论述指引下，从1979年开始，中国的金融体系迈出了市场化改革的第一步。在一系列改革举措之后，中国金融业出现了金融机构多元化和金融业务多样化的局面。
在中国人民银行成为中央银行后，整个金融系统的改革被进一步推进。1986年12月19日，邓小平要求“金融改革的步子要迈大一些”，再次强调“要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
随着经济市场化、货币化程度提高，银行贷款范围扩大，融资渠道多元化，单纯控制现金和国家专业银行的贷款已经难以有效实施金融调控。
1987年，中国人民银行比较系统地提出了建立新型金融体制改革要实现的四个目标：一是建立以间接调控为主要特征的宏观调控有力、灵活自如、分层次的金融控制和调节体系；二是建立以银行信用为主体，多种渠道、多种方式、多种信用工具筹集和融通资金的信用体系；三是建立以中央银行为领导，各类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和分工协作的社会主义金融体系；四是建立金融机构现代化管理体系。此后，为实现这四个目标，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又提出了一系列金融改革的具体措施。
从1984年到1992年，中国的金融改革取得了很大进展。主要体现在金融机构改革、建立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发展金融市场、建立金融机构现代化管理体系等方面。
但在整个上世纪80年代，货币信贷政策操作是在金融体制的变化过程中逐步摸索进行的，经验明显不足。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中央银行体制刚刚建立起来，中央银行对自身在经济转轨时期的职能定位不甚明确，对金融调控与金融监管之间的利害关系认识不深，对行政手段存在惯性依赖，对如何有效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缺乏思想准备。第二，对金融业的发展思路受实践不充分的制约，一时难以把握，对不同类型金融机构的性质和职能难以明确定位，混业经营和混业监管并行，各项金融管理制度尚未成型，金融调控传导机制不完善。第三，与其他宏观调控部门如何配合也是刚刚起步。
改革开放初期，经济结构失衡和经济过热交织在一起，成为货币信贷调控的难点。存款计划、现金发行计划和信贷分配计划，是新中国前30年金融调控的基本手段。上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运行和金融体系发生的所有变化，恰恰都是在改变和瓦解着计划分配金融资源得以存在的基础。
这段时期宏观经济运行的一个关键特点就是储蓄率与投资率的关系。从1980年到1993年的14个年份中，只有5个年份储蓄率高于投资率，其余9个年份均是储蓄率低于投资率。所以，这段时期中国基本还处于发展经济学所描述的经典的“储蓄缺口”阶段。造成“储蓄缺口”的因素，一方面在于经济层面，如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化、计划经济时代消费受到过度抑制等；另一方面，这也同以动员储蓄为基本功能的金融体系尚未完全形成相关。这样的“储蓄缺口”在宏观经济层面构成了通货膨胀的基础，在金融层面则是企业信贷饥渴、银行体系“超贷”的关键原因。
体制改革与市场化重塑
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的问题是不断打破计划的堡垒，为货币和商品经济的运行打开空间，90年代的基本命题则是进一步缩小计划经济运行范围，并初步建立规范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和宏观调控体制，让人民币翱翔在空前宽广而又规范有序的天空中。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建立和完善适合市场经济发展的金融体系和金融管理体制成为重中之重。
金融是经济运行的血脉，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与金融关系更日益密切。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和金融的蓬勃发展，也加大了金融宏观调控的任务，中国金融业面临如何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一系列紧迫问题。
1993年12月25日，国务院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的决定》和舆论意见出台了《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关于进一步改革外汇管理体制的通知》，明确地提出了金融体制改革的目标。
第一，确立强有力的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其主要改革措施是：明确中国人民银行各级机构的职责，转换中国人民银行职能。
第二，实行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分离，建立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组织体系。其主要改革措施是组建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三大政策性银行，办理政策性信贷业务。
第三，建立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其主要改革措施是完善货币市场和完善证券市场。
第四，改革外汇管理体制，协调外汇政策、货币政策。主要改革措施是从1994年起实现汇率并轨，建立以市场汇率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人民币浮动汇率制度；采取一些过渡性措施，实行经常项目下人民币有条件可兑换。
从1994年起，国务院决定的各项金融改革开始实行。1994年，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三家政策性银行先后挂牌成立。同时，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四大国有专业银行按照商业化改革的要求，转换机制，加强一级法人体制，强化内部管理和风险控制，改进金融服务，开始向真正的商业银行转化迈出步伐。
1994年1月1日，宣布国家外汇挂牌价和市场外汇调剂价并轨，实现了经常项目下人民币有条件可兑换，建立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结束了长达40多年的国家垄断的汇率制度。1996年12月，人民币又实现了经常项目下的完全可兑换。
除了国有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在我国经济转轨进程中，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其灵活的经营机制优势，在较长时间保持快速发展，成为推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一支生力军。交通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中国民生银行和海南发展银行等股份制商业银行相继设立。除了股份制商业银行外，城市商业银行的建立和发展也成为中国金融体系市场化进程一道亮丽的风景。
在整个金融体系市场化改革进程加快的同时，由于相应的金融监管没有到位，在金融业快速发展的同时，金融体系也积聚了严重的风险。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中国金融系统的风险开始集中暴露。
四大国有银行在由国有专业银行向国有商业银行转变的过程中，由于转变不彻底，受到政府行政干预比较多、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不力等因素，积聚了严重的金融风险。这主要体现在资本金严重不足和不良贷款比重过高上。国有银行的风险已经成为中国金融业的最大风险。因此，从1998年开始，国家开始出手拯救濒于破产的四大国有银行。
从1998年开始，四大银行逐步合并省分行与省会城市分行，撤并了一些业务量较小、长期亏损的分支机构，对员工进行了较大规模的精简。到2002年末，四大银行共撤销了5.5万个机构网点，占四大银行网点总数的三分之一。同年，财政部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专门用于补充四大银行的资本金，使其1997年底的名义资本充足率达到8%。
1999年，四大银行成立了监事会，监事会成员来自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目的是加强金融监管、约束国有银行的行为。
为解决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居高不下、历史包袱沉重的问题，国务院于1999年从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剥离不良贷款13939亿元，使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骤然下降了9.2%。同年，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我国成立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专门接收、处置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剥离出来的不良贷款，以化解潜在的金融风险。
1999年4月19日，中国组建了第一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专门处置由中国建设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剥离的部分不良贷款。同年10月，华融、长城、东方三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陆续成立。四家资产管理公司从四大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共剥离了1.4万亿元不良资产进行专门处置。
在进行注资和剥离不良资产的同时，中国人民银行要求四大国有银行通过完善内部运行机制，加强内控和管理，严格控制新增不良贷款。并对国有银行改革制定了“三步走”的战略。
除了四大银行之外，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也积聚了极大的金融风险，防范和化解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是中国金融业的一项重要工作。1998年起，中国人民银行开始排雷。
经过三年的努力，到2000年底，国务院和中国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的清理整顿工作基本完成，中国的地方金融风险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化解。但是对于四大国有银行来说，仍然积聚着严重的金融风险，需要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和支持来化解。
邓小平与中国第一家信托公司创办者荣毅仁。
国有金融机构拆弹重组
2003年5月19日，央行以19页PPT的形式草拟了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方案，其中包括代价、资源运用、操作过程、配套措施及操作风险等。此次改革设计提出了动用央行外汇储备的思路，以外储注资问题商业银行补充其资本金，并作为股本进行运作。
业界人士认为，1998年、1999年那一轮改革的效果不彰，主要在于未能在如下几个层面实现根本性突破：没有严格按照资本充足率的条件监管；不敢打破原有产权制度的束缚；不执行真正现代的国际标准财务会计制度；没有建立真正的公司治理结构。
相较以往的理论与实践，2003年启动的新一轮银改，一方面试图在财政资源之外另辟蹊径，并最后体现在动用外汇储备上；另一方面则是做实出资人，避免因财政注资导致的出资人实际缺位现象，从而使公司治理落到实处，这体现在后来汇金的成立和运作上。
除了最早重组的建行、中行，交行、工行、农行、光大、国开行等均通过汇金注资重组，而在全国整顿治理证券公司的时候，也是由汇金及其附属机构作为平台，对九家券商进行了注资重组。
以央行的一个投资平台为载体，对金融机构进行重组，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也被美国等国家央行采用。这些行为打破了传统央行只管理货币政策的职能范围，凸显央行在金融稳定、防范系统性风险方面也能起到重要作用。
此外，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还推出一个关键步骤，即引入海外战略投资者，以此提升国有银行股上市的溢价，并强化建立的公司治理结构。
大刀阔斧的改革，彻底改变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财务状况，改变了国有股单一的股权结构，初步建立了现代公司治理架构，并用国际资本市场规则持续地规范银行的运作，令其拥有持续创造盈利的能力。这也奠定它们能持续为实体经济提供融资服务的能力和基础。
更为直接的作用是，这次改革为中国整个银行体系带来了相当大的改革红利，激活了银行业价值。此次改革重组，还开创了一个新的维护金融稳定的路径，即央行动用资源重组问题金融机构。这一实践在本次金融危机中被各国广泛采用，央行维护金融稳定的作用凸显。
人民币汇改提速
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重大事件，当推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个事件，是在全球经济结构进行重大调整的背景下展开的。客观地说，中国总体而言是全球化的受益者：自从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高达两位数的增长，综合国力大大增强。
但是，中国的高速增长和对全球经济融入程度的加深，也给中国带来了新的问题：伴随着新的全球经济失衡格局的形成和发展，中国的对外贸易顺差大幅度增长，外汇储备也持续地跳跃性增加，并已对中国宏观经济稳定运行构成了新的压力。
在中国进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过渡期之时，全球经济失衡问题有了新的发展，为了同世界各国共同解决这一新的问题，中国政府负责任地对人民币汇率体制和外汇管理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
2005年7月21日，中国政府宣布，终止人民币对美元事实上的盯住制度，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鉴于外汇资源已经实现了由稀缺到相对充裕的飞跃，中国外汇管理从“宽进严出”开始转向“均衡管理”。
2008年，国家外汇管理局推出新外汇管理条例。在经常项目方面，新条例大大简化了经常项目外汇收支管理的内容和程序。其中，取消了经常项目外汇收入强制结汇要求，经常项目外汇收入可按规定保留或者卖给金融机构等。规定经常项目外汇支出按付汇与购汇的管理规定，凭有效单证以自有外汇支付或者向金融机构购汇支付。为保证经常项目外汇收支具有真实、合法的交易基础，条例要求办理外汇业务的金融机构应当对交易单证的真实性及其与外汇收支的一致性进行合理审查，同时规定外汇管理机关有权对此进行监督检查，监督检查可以通过核销、核注、非现场数据核对、现场检查等方式进行。
事实上，对外汇管理的放松在几年前就已开始进行。2006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个人外汇管理办法》，对个人外汇管理政策进行了调整和改进。内容涉及三个方面：一是对个人结汇和境内个人购汇实行年度总额管理。年度总额内的，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直接在银行办理；超过年度总额的，经常项下的交易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和相关证明等材料在银行审核后办理，资本项下的交易需经必要的核准。二是对个人贸易外汇收支给予充分便利。从事货物进出口的个人对外贸易经营者可开立外汇结算账户办理外汇资金收付。其中，进行对外贸易经营权登记备案后，可按机构的外汇收支进行管理；进行工商登记或者办理其他执业手续后，可委托具有对外贸易经营权的企业代理部分贸易项下外汇资金收付、划转及结汇。三是明确个人可进行的资本项目交易，规范了相关外汇收支活动。四是不再区分现钞和现汇账户，对个人非经营性外汇收付统一通过外汇储蓄账户进行管理，对外币现钞存取和携带的管理进行了规范。
在经常项目下的外汇管理基本实现了从“强制结售汇”向“意愿结售汇”转变之时，中国资本项目的管理也进一步放松。2006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06年第5号公告，允许境内商业银行集合境内机构和个人的人民币资金，在一定额度内购汇投资于境外固定收益类产品；允许符合条件的基金管理公司等证券经营机构在一定额度内集合境内机构和个人自有外汇，用于在境外进行包含股票在内的组合证券投资；允许符合条件的保险机构购汇投资于境外固定收益类产品及货币市场工具，购汇额按保险机构总资产的一定比例控制。这标志着中国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制度正式启动。
上世纪末这样购买股票的场景，如今是再也看不到了。
在全球经济失衡背景下，人民币汇率改革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中国政府多次申明，人民币汇率改革必须坚持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的原则。主动性，就是主要根据中国自身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决定汇率改革的方式、内容和时机，汇率改革要充分考虑对宏观经济稳定、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影响；可控性，就是人民币汇率改革引起的各项变化要在宏观管理上能够控制得住，既要推进改革，又不能对宏观经济失去控制，避免出现金融市场动荡和经济大的波动；渐进性，就是根据市场变化，充分考虑各方面的承受能力，有步骤地推进改革。迄今为止，中国的汇率改革依然遵循这些原则。
国际化闯关：人民币的新征程
随着美国占全球GDP比重的持续下降，以及其占全球债务的比重持续上升，原本以美元为锚的国际货币体系开始漂移，人民币被看作寻锚时代的备选国际货币之一
文|《财经》记者 张威
编辑|袁满
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及金融转轨，为人民币国际化扫除了最初的障碍。但要真正成为国际货币，人民币不仅要依托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还要及时抓住契机，其间经历了不同阶段的跌宕起伏。
对于一些多年从事港口工作的人群来讲，很难忘记那样一场画面：2008年底至2009年初，有一些进出口货物滞留在港口没钱支付，特别是南美洲、巴西、阿根廷等地，货物滞留、无法处理。
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近日在一个论坛上，回忆上述事件时直言，其实货物没有什么问题，而是美元流动性出现问题。
2007年-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这场由次级房屋信贷引发的危机，导致投资者对按揭证券的价值失去信心，进而招致美元流动性危机。
全球金融界开始质疑美元单极货币体系，进而思考：什么样的国际货币体系可以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发展？
与此同时，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中国，在彼时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稳定增长的中坚力量，对世界GDP增量的贡献率从2003年4.6%，跃升至2009年的14.5%，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另一份惊人的数据显示，2000年-2009年，中国对世界经济的累计贡献率已经超过20%，高于美国，位列世界第一。
2009年，以双边跨境贸易结算为突破口，中国启动人民币国际化。至今，12年光阴流转。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球已有70多个央行或货币当局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另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发布数据显示，2020年6月，在基于金额统计的全球支付货币排名中，人民币升至第五位，占比为1.76%。
搭建跨境结算与离岸市场
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没有人能够预料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会如此之快。2009年7月3日，中国人民银行印发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上海等五个境内城市率先启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这一年被称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启动之年。
之所以将跨境结算作为突破口，源于当时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2009年，在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之下，中国成为主要经济体中唯一进口呈现增长的国家，当年进口量增长2.8%。
此外，在全球贸易下降12.9%的情况下，中国进口值仍然超过1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进口国，为全球经济复苏作出了重要贡献。
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的启动，反映了当时实体经济对人民币结算的现实需求，而在此之前，与欧美贸易国之外的国家进行货物贸易中，采用第三方货币进行结算的比重超过了90%。
所以，这项试点（跨境人民币结算）在当时不仅加速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也提高了中国在国际货币和金融实务中的地位。
当时境外企业选择人民币作为结算币种主要出于两点考虑：一是人民币未来具有广泛的可接触性；二是中国经济政体下人民币的币值稳定，且具有一定的升值空间。
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是逐渐从区域向全国拓展的。试点启动不足两年，2011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在北京召开了“跨境人民币业务暨有关监测分析工作会议”，会议提出，央行继续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力争将试点扩大至全国范围。
继2010年6月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扩大到北京等20个省（市、自治区）后，2011年8月，人民银行等多个部委联合发布《关于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地区的通知》，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境内地域范围逐步扩大至全国，业务范围也从货物贸易一项扩展到全部经常项目。
随着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的深入开展，境内机构使用人民币到境外直接投资的需求日益强烈。2010年10月，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二五”规划建议明确要求“扩大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的作用”，同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展了人民币境外直接投资个案试点，并于2011年1月制定了《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之后，人民币境外直接投资范围也逐步扩大至全国。
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9月，人民币汇率一改6月以来的双向平稳波动，突起波澜，一连八个交易日创下汇率新高，两度突破6.7大关。至9月29日，人民币对美元报收6.6936，相当于年化升幅6.5%。
在那一时间点，无论是作为国际贸易的汇兑避险市场，还是人民币升值压力的缓释区，中国香港作为人民币离岸市场的作用均陡然凸显。为什么是香港？根据 2010年伦敦金融城公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标排名，纽约和伦敦并列首位，香港名列第三。而加快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也一定程度上加速了香港成为人民币离岸中心。
时任香港金融管理局（下称“金管局”）总裁陈德霖在2010年9月17日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强调，“加大香港的人民币存量资金池，如果没有规模，很多金融中介活动很难展开。”
从2010年7月至8月，央行先与中银香港签署修订后的《香港银行人民币业务的清算协议》，后发布了《关于境外人民币清算行等三类机构运用人民币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试点有关事宜的通知》，这两个文件对于打开香港离岸人民币产品空间、促进人民币资金回流机制形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启动人民币国际化初期，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张明认为，中国央行主要是沿着两条路径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一是推进人民币在跨境贸易投资中的结算；二是促进离岸人民币金融市场的发展。
为了帮助其他国家获得额外的人民币以满足市场需求，中国央行与越来越多的央行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
人民币入篮：晋身储备货币
在上述一系列政策推动之下，人民币国际化步伐明显加快，并在2015年达到高点，2010年至2015年的这个时间段被认为是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的第一小周期。
在第一个小周期收尾之年，人民币各项数据快速增长，人民币跨境贸易规模超过7万亿元，较2010年增长达13倍；人民币在跨境直接投资中的结算规模超过2万亿元，较2010年增长超过80倍；人民币在国际跨境结算的市场份额接近2.8%，国际排名也一举提升至前五，较之前提升了几十名。
中国香港离岸人民币中心也得到快速发展，其人民币存款规模从2009年的600多亿元，到2014年超过万亿元；贷款规模从2011年的300亿元，增长至2016年的3000亿元；开展人民币业务的金融机构数量也从2009年的60家增加至2015年7月的147家。
此外，以人民币计价的离岸金融产品也逐渐丰富，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发展尤为迅速，海外新发人民币债券规模在2009年达160亿元，2014年这一数据最高点接近3800亿元。
人民币国际化步伐在这个时期之所以提速，一方面源于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对新货币体系重塑的期待。
2008年的金融危机让全球达成了一个共识：稳定、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世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1976年的“牙买加协定”和“IMF章程第二次修正案”宣布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结，开启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开端。
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牙买加体系就暴露了一定的自身缺陷，其货币体系功能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全球政治经济的发展需求。
分析指出，这种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本位机制受美国经济和美元信用影响，基础不稳定、不牢固；多种汇率制度并存加剧了汇率体系运行的复杂性，汇率波动和汇率战不断爆发，助长了国际金融投机活动，金融危机风险大增；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在多样化的同时，也暴露出不健全的一面。
新兴市场的崛起也在推动全球货币体系调整。世界银行等机构的研究报告显示，2007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首次超过美国，全球经济增长的50%来自中国、印度和俄罗斯，整个新兴市场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超过60%。
在那一时点，中国部分周边地区居民已把人民币作为交易媒介和国际清算手段而大量使用，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杨小军认为，其基础在于中国经济强劲稳定的增长，以及由经济实力带来的人民币的稳定和坚挺。
让全球开始对当时货币体系痛定思痛的导火索依然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2009年3月，时任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撰文指出，SDR的存在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供了一线希望。
早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缺陷暴露之初，基金组织就于1969年创设了特别提款权（下称SDR），以缓解主权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风险。遗憾的是由于分配机制和使用范围上的限制，SDR的作用至今没能充分发挥。“超主权储备货币不仅克服了主权信用货币的内在风险，也为调节全球流动性提供了可能。”周小川说。
六年后（2015年11月30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董会决定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SDR货币篮子相应扩大至美元、欧元、人民币、日元、英镑五种货币，人民币在SDR货币篮子中的权重为10.92%，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的权重分别为41.73%、30.93%、8.33%和8.09%，新的SDR篮子于次年10月1日生效。这是人民币国际化启动以来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进展。
这意味着，IMF成员国若决定与另一成员国交换SDR单位的话，人民币也是可接受的货币，人民币便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从这个角度来看，人民币加入SDR对人民币国际化至关重要，更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成果的肯定。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国际地位显著提升，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2013年-2016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7.2%，显著高于世界同期2.5%的平均水平。
另据世界银行测算，2013年-2016年，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平均为31.6%，超过美国、欧元区和日本贡献率的总和。2016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4.7%，拉动世界经济增长0.8个百分点，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
汇率定价核心机制改革
回到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轨道，经过多年高速增长之后，中国GDP增速也在一段时间开始回落，在2015年收于6.9%，创下了25年来新低并正式进入6时代。
如果将启动于2009年的人民币国际化之路划分为两个阶段，那么这两个阶段的分水岭也是2015年，伴随中国经济增速回落，2015年之后，人民币国际化的速度开始放缓。
放缓的速度可以透过一些指标呈现。
首先，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规模骤降，从2015年三季度2.09万亿元下降至2016年二季度的1.32万亿元，人民币结算规模与跨境贸易总额之比直接降至22.0%，下降达10个百分点。
其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人民币结算规模也大幅下滑，其2015年9月至2016年6月，从208亿元下降至116亿元；外商来华直接投资的人民币结算规模则由351亿元下降至143亿元。
再次，人民币结算的全球占比也在2015年8月的2.8%下降至2016年6月的1.7%；同一时期，人民币在全球结算货币的排名也从第四位降至第六位。
尽管一国货币的国际化并没有太明确的规则，但是IMF审议哪些货币可以进入SDR的时候，比较关注两件事：一个是汇率机制，汇率机制不能太离谱，其中的一个看法就是要求加入SDR货币国执行的是浮动汇率。
2016年9月30日，在位于美国华盛顿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部，IMF总裁拉加德（中）、IMF副总裁张涛（左 三）、中国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董金中夏（右三）、 IMF秘书长林建海 （右二）等合影。图/ 新华
其次，货币是可自由使用的。可自由使用的货币是不是就是可自由兑换？周小川认为，这两个概念也不完全相同，但是比较接近。所谓可自由使用，也并不是100%可自由使用，也没人要求你100%可自由使用。在自由使用过程中，总是还有一些地方会有各种各样的管理、监测，也有干预。
2015年8月11日，人民币汇率改革出人意料地逆流而上，在贬值预期中推进定价机制改革。当时，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一则130字的简短声明，人民币对美元随即创下汇改20年来最大单日跌幅：1.8%。在随后三个交易日，人民币汇率累计下跌3000个基点，引发世界性关注。
这则声明写道：“为增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的市场化程度和基准性，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完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自2015年8月11日起，做市商在每日银行间外汇市场开盘前，参考上日银行间外汇市场收盘汇率，综合考虑外汇供求情况以及国际主要货币汇率变化向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提供中间价报价。”
与2005年人民币汇改启动后一贯推行的放宽汇率浮动区间的改革举措不同，中国人民银行十年后新一轮汇率改革，直接将目标锁定在中间价定价机制上。
从扩大波幅到中间价改革，国家外管局国际收支司原司长、现中国金融40人论坛首席研究员管涛认为这一改革路径的切换，“动到了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的核心内容”。其核心目的是使得人民币汇率锚的界定更加透明，真正反映市场供求。
对于当时人民币汇改，市场人士多用“出人意料”来形容。但事后，业界又普遍认为，此次人民币汇改看似意料之外，又有合理之处。其真正重要的价值在于定价机制，人民币迈出了汇率市场化定价的重要一步，这既符合中国金融市场化改革的长期诉求，也迎合了人民币加入SDR进而实现国际化的现实需要，同时亦为设计更丰富多样的人民币远期市场产品打开了想象空间。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对《财经》记者表示，与其说这是人民币的“一次性”贬值，不如说这是汇率机制的一个根本性的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民币汇率将更多由市场决定。这应当是中国推进汇率改革的核心目标所在。
“8·11”汇改带来的一个后果则是，进一步加深了人民币对美元贬值预期，成为人民币国际化放缓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人民币国际化的进展从2015年下半年显著放缓的其他原因，张明认为，内外利差的缩小与人民币对美元的贬值，降低了跨境套利的吸引力；随着中国经济潜在增速的下滑以及金融风险的显性化，持有人民币资产的收益率显著下降、潜在风险显著上升，这降低境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资产的意愿，进而造成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放缓。
备选国际货币体系新锚
从“十三五”（2016年-2020年）到“十四五”（2021年-2025年），中国经济开始转换车道，从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并提出创新、绿色等发展理念。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中国GDP实际增速2.3%，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
与此同时，中美经济规模差距正在快速缩小。美国2020年GDP为20.9万亿美元，中国GDP相当于美国的约70.3%。2000年-2020年，中美经济规模差距从9.1万亿美元快速缩减至6.2万亿美元。
在上述全球经济大环境下，人民币国际化在2018年逐渐复苏回暖。
数据显示，2018年，以人民币进行结算的跨境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以及其他经常项目、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分别发生3.66万亿元、1.45万亿元、8048.1亿元、1.86万亿元。2018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发生5.11万亿元，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发生2.66万亿元。
2020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坚持市场驱动和企业自主选择，营造以人民币自由使用为基础的新型互利合作关系”，明确了未来人民币国际化注重以市场为导向，以培育真实需求为基础的发展原则。
张明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在新周期的发展策略也逐渐清晰，可以概括为以“推动人民币计价的大宗商品期货交易+加快开放在岸金融市场+鼓励‘一带一路’沿线等区域的人民币使用”为核心的新“三位一体”策略。
各种迹象表明，人民币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周边国家的锚货币，最明显的表证为周边国家货币一定程度上与人民币同涨同落。
此外，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发布数据显示，2021年1月，在基于金额统计的全球支付货币排名中，人民币全球支付份额大幅提升，排名维持全球第五位。
从比例来看，人民币全球支付占比由2020年12月的1.88%升至2021年1月的2.42%；从金额来看，2021年1月，人民币支付金额较2020年12月增加了21.34%，同期全球所有货币支付金额总体减少了5.86%。
不过，人民币国际化依然存在反复。数据显示，2021年4月人民币国际支付份额达到1.95%，这一数字相比3月下降了0.54%。国际市场的排名也从第五降到了第六。
事实上，金融界诸多学者达成了一个共识：二战结束以后形成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而美元现在出现严重困难，这个困难主要表现为新的特里芬难题出现，即随着美国占全球GDP比重的持续下降，以及其占全球债务的比重持续上升，与此同时，原本以美元为锚的国际货币体系开始漂移，人民币被看作寻锚时代的备选国际货币之一。
2020年11月15日，由东盟十国和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共15个国家正式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RCEP覆盖人口超过35亿，经济总量达到29万亿美元，占全球总量的30%。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原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司长管涛认为，这为人民币的使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市场基础。
周小川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可能从长远来讲有重要的意义。这就有点像我们看伊春，砍伐树木可能挣钱快，国家也有需要。但是真正的环境保护，青山绿水，那才是从长远来看的金山银山。所以长远看人民币国际化也是这样，最终来讲，不管金融界人士怎么看，学界怎么看，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领导人怎么看，会让这件事推动、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涂永红认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金融高水平开放，是突破人民币国际化在新阶段发展制约的关键。2020年1月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人民币国际化面临以下几大挑战：一是外部环境更加严峻，稳增长的压力更大。二是国际货币竞争更加激烈。三是人民币国际循环路径尚未健全。四是提升金融管理能力至关重要。
为此，涂永红认为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或是突破瓶颈关键。首先，将上海建成重要的全球金融中心，为突破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瓶颈提供强大动力。其次，加强顶层设计与制度创新，推动人民币跨境使用。最后，打造“上海价格”，提高人民币资产的定价能力和话语权。
（本文刊于2021年6月28日《财经》建党百年特刊。特别鸣谢金融博物馆的大力支持，刊内未具出处的图片均由该馆提供）
责任编辑：刘万里 SF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