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敢买咖啡，自嘲没本事？全职爸爸：“男主外女主内”对男性也是一种压迫
文/李丹
用不着7天，关于“为什么男性在带娃”这件事儿，能衍生出不同版本的“推理”。
第一天，“男人愿意带孩子真好，妈妈一定很幸福”；第三天，“怎么还是爸爸带，真能坚持”；第七天，“他是不上班吗？还是在闹离婚，媳妇跟人跑了？”
5年前，大白站在人群里，“凝视”着大院老人们对一个新搬来的全职爸爸的审视。5年后，大白成为了被审视对象本身。后来他开始思考，从某种意义上看，“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对男性未尝不是一种压迫。
6月20日是父亲节。而在刚刚过半的2021年，生育问题多次引发热议，从放开三孩政策，到延长产假建议，再到育儿假试点。但每每提及“生育”二字，人们总是不自觉将其归结于“女性职责”。即便是代表委员“延长产假至三年”的建议，也被质疑会将女性置于更加不利的就业困境。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愿意接受社会审视的“全职爸爸”们是怎样一类人？当社会大众审视这个群体时，大家到底在审视什么？假若社会对“男性育儿”持包容态度，对女性而言又意味着什么？
“顺利成章”当全职爸爸
2020年末，网红“奶爸小强”离婚了。随后，“谁带娃谁弱势”“全职带娃一地鸡毛”等言论刷屏。但大白觉得，“奶爸小强”代表不了“全职爸爸”这个群体，“（‘奶爸小强’）粉丝几十万，很可能背后有运营团队，而真正的‘全职爸爸’，甚至连‘同类’交流群都没有。”
大白今年39岁，1米85的大高个，日常穿一件宽松的运动背心，上面偶尔沾到2岁女儿留下的奶渍，“也没关系，照样穿着出门”。离开职场2年多，那些“拿杯咖啡，穿得‘人模狗样’站在窗前开会”的记忆逐渐淡去，倒是“家里奶粉还剩多少”“哪个牌子的尿不湿打折”“水果还新不新鲜”这些所谓“琐碎”堆积成日常。
关于“为什么会全职”这个问题，大白觉得是顺理成章。妻子全职过一段时间，有点崩溃，双方老人因为客观原因帮不上忙，他便辞职回家看孩子。
“赚钱也好，带孩子也好，并没有什么区别，但相对来说，带孩子的‘付出与回报’更匹配些。”纵使主观性稍显强烈，但大白想把孩子培养成他“想要”的样子：三观正确，不要怂。
“怂”这个字眼，贯穿大白生命最初的20余年。爸爸常年在国外工作，妈妈带大，大白觉得自己一直很怂，不会处理冲突。“总有人问我后不后悔（辞职回家带孩子），但这可能是我的一个心结，得亲自‘操刀’。”尽管学过马术、篮球、散打，儿子还是表现得不敢直面冲突，但大白觉得，起码自己尽力了。
300公里开外，因为没人带孩子，也因为性格使然，方林已经做了3年全职爸爸。3年多前，方林从一家濒临破产的公司辞职，那会儿，在平均工资两三千的某四线小城，他一年能挣八九万，“但应酬特别多，能折腾到夜里十点”。
公司破产在即，方林不想等着被收编或者调离，“那种任人摆布的感觉很不好”。顿了一会儿，他又补充说，内心更深层，自己可能对喝酒应酬非常抵触。“农村孩子，老爸白手起家弄了个小工厂，经常出差跑业务。我刚上大学那会儿，他因为应酬太多、太拼，把身体累垮了，突发急症去世了。”
辞职后，方林的生活主要围绕两个女儿展开：六点起床给孩子准备早饭，送大女儿去小学，赶忙回家送小女儿去幼儿园，收拾屋子，买菜，备菜，接两个女儿放学，做饭......
通观各种名词释义，“全职爸爸”都被解释成“没有负担家庭经济责任，生活重心以料理家务、照顾子女或自我休闲为主”的一类人群，是一个中性术语。当然，也有人反对“全职”前缀，认为这个词过于割裂，应该尊重并理解退居家庭的一方。
但无论是大白或者方林都不得不承认，在“以钱衡量价值”的观念影响下，敏感和孤独还是会不时闪现，“这算是‘全职’这个群体的某种共性吧”。
有些敏感与孤独
“如果老婆赚钱养家，得对夫妻间的感情有信心，不然老婆有一天问：‘什么东西花这么多钱？’这滋味你琢磨去吧。”
在大众的印象里，“做全职爸爸”这件事总被冠以某种前提，比如辩论节目《奇葩说》问的便是“老婆年薪百万，要不要当全职爸爸？”大白觉得这也正常，经济的确是一个绕不开的坎儿。
大白曾经咀嚼过这种滋味。某个月末，大白把当月记的账给妻子看，妻子问：“这什么餐厅花600多？”大白解释：“这是亲子餐厅，孩子还能在里边儿玩。”妻子下意识的一句“那也太贵了”让大白没再说话了。“因为自己不挣钱，不创造价值了，肯定会变得敏感。”
事实上，大白也不是完全不挣钱，发抖音视频、写微信公号（皇城根奶爸）、炒股，总还是有一定的经济来源，但肯定没法维持家庭的正常运转，“属于坐吃山空、走下坡路的那种”。刚辞职半年那会儿，大白送儿子上课，路过costa，因为没有优惠券而放弃买一杯30块的咖啡，“当时觉得怎么那么委屈，怎么活成这样了”。
“辛苦、重复，无人交流、脱离社会语境的孤独与压抑，是全职爸爸们需要面对的处境。”在《深圳全职奶爸：带娃半年，我像在富士康流水线打工》中，张浦将全职的生活戏谑为“富士康流水线打工”。而他在文中所描述的某种孤独，也在大白和方林的日常生活中间或闪现。
“如果是全职妈妈，聊天的开场就简单多了，聊完了加微信下次再约，但（全职）爸爸不行，尤其我这种人高马大的，往妈妈堆里凑，人家不得觉着奇怪呀。”但小孩子有强烈的社交需求，得“储备”社交对象，如果有妈妈主动开启话题，大白也还是接茬儿。“就聊孩子的起居，幼儿园在哪儿上，平时饭量怎么样，病了去哪儿看病，买什么玩具，尽管不太情愿，但得聊。”
方林也不会主动找话题，有时候会和同龄孩子的爷爷奶奶聊聊，但也总止步于“怎么大老爷们儿在家带孩子”这个问题。后来方林也学会了自嘲：“我们家谁有本事谁上班，谁没本事谁看孩子。”说完这句话场面可能会一度尴尬，但老人们肯定也就不再会追问了。
更大的心里压力来自孩子。方林的女儿曾经问：“为什么妈妈每天上班，爸爸照顾我们？”“孩子不知道你原来做过什么，或者你其他方面的能力。”对方林来说，有些问题，外人问，他不在乎，但自己全身心照顾的孩子这么问，心里会“咯噔”一下，“还是会担心自己在孩子心中的形象”。
“敏感”的社会神经
在社交媒体平台输入“全职爸爸”四个字，相关检索内容不外乎是：“在中国做全职爸爸会不会很难？”“能放弃工作做起全职爸爸的人，都是怎么想的？”“全职爸爸会面临怎样的问题？”......
当我们谈“全职爸爸”色变时，到底是什么在作祟？
“在传统父权制社会中，男性被塑造为养家糊口、家庭经济的支撑者的工具性角色，在家庭教育上男女两性出现的是费孝通所言的‘社会性父职与抚育性母职’。”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何绍辉在《撑起儿童照顾的“半边天”——对父职实践的社会学考察》一文中如是说道。
2008年，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一个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在25到29岁这个年龄段里，有41%的女性自我报告在育儿上花费了时间。在30到34岁的女性中，51%的女性在育儿上花费了时间。但是同年龄段的男性只有15%和26%。
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健看来，所谓“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还是根源于社会性别认知。“‘社会性别’作为一个西方舶来的概念，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社会塑造的产物，是一种刻板印象。”
而某种层面上，社会政策制定和执行中的“性别盲视”也一定程度上巩固了本有的社会性别认知。
在宋健看来，具体到生育问题，三孩政策的出台，“大家好像还是会不由自主把生育全盘看作是女性的事情”。而这种惯性思维，实际上也构成了对男性的某种压制，“好像养家糊口就应该是男性的责任，如果男性工资不如女性高，就好像抬不起头来”。
从这个意义上说，“全职父亲”现象的普及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纠偏以往的性格格局，当更多男性愿意回到育儿中去，也就意味着更多女性可以从家庭中解放出来。“家庭还是一种情感和经济的共同体，尽管女性还是承担生育的主体责任，但在养育和教育上，男性和女性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宋健说道。
一种新的可能
关于“全职爸爸”这个群体，有人说过这么一句话：它不是功勋章，但提供了一种可能。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戴锦华曾经在《可见与不可见的女性》中指出，解放的中国妇女，在一个以男性为唯一规范的社会、话语结构中，承受着新的无名、无语的重负，承受着分裂的生活与分裂的自我﹕一边是作为和男人一样的“人”，服务并献身于社会，另一边则是不言而喻地承担着女性的传统角色。
事实上，尽管落地和效果还有待时间验证，但鼓励更多男性参与到育儿事务，将女性从繁重的“母职”中解放出来，已经有了现实层面的举措。
2021年6月8日，国务院印发《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意见》，要全面落实产假等生育类假期制度，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探索开展育儿假试点。所谓“育儿假”，是最早在欧洲一些国家实行的一项福利政策，工作满一年以上的育龄夫妇能休一年左右的假期，和产假衔接。
“生育类假期最后不都给妈妈们休了吗？”这是大白对于产假、育儿假的第一反应。还在某世界100强上班的时候，大白记得，如果父亲主动放弃休假，妻子可以多休。生二胎时，妻子已经全职在家了，大白于是休了2周的假。“哪敢跟老板说‘这两周别找我，我顾孩子去了’。”大白记得，自己休假的两周，电脑还是不离身，接个电话就得干活。
2021年3月9日，有网友问：“男性产假是否可以提上日程？”当时，白岩松表示，“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中有一句话，“探索实施父母育儿假”。育儿假期的前面已经有了“父”字。
事实上，早在2011年，深圳就曾经提出过“父亲育婴假”的设想，该设想后来被写入了《深圳经济特区性别平等促进条例（修改建议稿）》，规定男性可以在子女3周岁内每年享有5天育婴假。该条例在第二次提交审议时调整为设立双亲育婴假制度，并将假期增加为10天。最终，这一规定在2012年6月被删除。
“父母共同育儿，尤其是让父亲休假，很难在单位层面落实。毕竟，现在还处于‘用人单位买单’的阶段。”在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智勇看来，除了出台相关政策，国家也应该给相关企业实质性的政策扶持，比如税收的减免，“也就是让国家和企业共同分担成本”。
“除了国家福利、企业竞争、个人淘汰之外，我觉得还是因为我们自己不够强大。如果足够强大，理应做什么都可以。”大白想表达的“都可以”，既指分担家庭育儿重任，也指在需要的时候重回职场，承担家庭经济重担。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方林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