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 | 中美两国博弈的本质是一场改革赛跑——新时期国际关系变化的三点思考
珠海市横琴新区智慧金融研究院
作者简介
李 晓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吉林大学“匡亚明学者”卓越教授（经济学院教授），珠海市横琴新区智慧金融研究院/吉林大学横琴金融研究院院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理论经济学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经济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常务理事，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
编者按
2021年4月17日，由上海财经大学主办的“国际经济合作动向与抉择”研讨会暨“国际经济合作研究院”更名仪式在上海市召开。吉林大学横琴金融研究院/珠海市横琴新区智慧金融研究院院长李晓教授参加本次论坛，并做了题为《中美两国博弈的本质是一场改革赛跑——新时期国际关系变化的三点思考》的发言。李晓教授在发言中指出，国际经济合作十分重要但并非独立存在，理解这一过程需要对国际关系这一复杂系统的互动、变化及影响作出理解。针对近期的国际关系变化，李晓教授主要谈及三点思考：第一，国际关系主体的扩展对主权国家对外关系提出许多新的挑战；第二，一个国家越是深入地嵌入到国际关系网络当中，国家利益就越是一个被“国际社会化”的因变量，一个国家走向内卷化的重要前提条件，就是将国家利益自变量化；第三，大国政治合作是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的到来，并非仅仅是大国间实力的此消彼长所决定的，更是大国间协调、合作乃至一致行动的结果，其前提条件便是大国间寻求并达成更多的共识。
基于上述判断，李晓教授认为：人类对于未来的认知经常难以摆脱既有观念的影响。在当下对立极端的情绪中，更重要的是，大家应看到中美未来一定需要合作。这既是面对全球性问题和挑战的需要，也由两国内在问题所决定。中美两国的竞争、博弈本质是一场改革赛跑，其核心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自我革新的能力，改革的进程和深度既关乎两国自身的前途，也决定着两国关系及世界秩序的未来。在此过程中，中美应该彼此尊重、增进共识，这对弥合全球化分裂、共同承担全球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责任十分必要。
感谢上海财经大学的邀请，衷心祝贺上财“国际经济合作研究院”成立。很荣幸能借此机会跟大家交流最近的一些思考。
危机，是历史的加速器。它意味着快速地告别过去，同时也预示着人们不得不面向未知的、不确定的未来。这个转向或者摸索的过程，可能非常痛苦，但是无疑，它需要更多的理性和智慧。
今天的会议主题是国际经济合作，这是国际关系领域中的重大课题之一。我个人的学术体会是，理性的研究者大多不会去接触“合作”这一话题，借用本杰明·科恩的话来说，合作犹如狂热的爱情，看上去很美好，却难以持久，虽然他强调的是货币合作，但实际上所有的国际合作大都如此；更重要的是，国际经济合作问题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是一个复杂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在与其他国际关系领域的互动中发展，并时刻受到这些领域国际关系变化的影响。今天，我主要谈谈近期关于国际关系变化的一些思考，主要有三点。
1
国际关系主体的扩展对主权国家对外关系政策提出许多新的挑战。
不久前，BCI（Better Cotton Initiative，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作为一家总部位于日内瓦、拥有超过400名会员的非盈利国际性会员组织机构，宣称“中国新疆存在侵犯人权和强迫劳动的风险”，H&M等服装品牌随即做出“停用新疆棉花”的决定。这一系列事件激怒了中国民众，引发广泛的抗议与抵制活动。中国人的愤慨是自然的，作为学者则有必要去思考更多的、更深层次的东西。比如，为什么一家非政府组织的动议或行动会产生这么大的国际和国内影响？
迄今为止，国内学术界对国际关系的思考，更多地是以国家行为者为对象。但在，1945年以来的全球体系与19世纪大不相同的一个现象，就是非国家行为者的队伍日益庞大并具有越来越大的国际影响力；换言之，一些既不具有法律属性也不具有领土属性的无主权行为者，在国际舞台上的行动、地位与影响与日俱增。
现代国际关系已经成为一个由国家、政府间组织、跨国公司、各种非政府组织和行业协会等构成的复杂网络。其中，这些组织通过有约束力或没有约束力的国家法律和机构被错综复杂地联结在一起。它们更多地由民间自发组成并独立开展活动，对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权产生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因此，现代国际关系主体、内涵的这些新变化，对每一个国家的对外关系政策、手段都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比如，如何通过民间团体、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让它们自发地积极参与非国家行为者的全球交流活动，等等。否则，如果我们仍旧用传统的主权国家的思维方式和对外政策手段予以应对，以不变应万变，将会面临越来越多的问题。
产业协会、行业协会等非国家行为者的观念和行动，更多地体现着公民社会的知识、理念、价值观甚至是宗教情结，它们的价值观念及其行动同我们熟悉的主权国家的理性、利益偏好及其行为有着很大不同。实事求是地讲，我们对这些非国家行为者的观念、行为及其发展趋势是比较陌生的。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们主要习惯、熟悉同主权国家打交道，理论界也主要是以此为出发点来思考、探讨和研究国际问题。但是，在四十多年后的今天，在中国不断崛起、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过程中，倘若仍然将对外关系活动集中于主权国家，忽视越来越多的非国家行为者的活动及其与日剧增的影响力，只能说明我们的对外开放是初步的。因此，中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方向或课题，就是从社会到国家层面如何应对这些非国家行为者的理念与行动，更多、更大程度地向它们开放，与它们进行更深层次的互动。这样，既可以增进与其他国家国民、社会之间的深入交流与相互理解，增进这些非国家行为者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进步的认知，也能够提升中国社会发展的水平和文明程度，全面提升中国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与国际社会的交流水平与互动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国际关系主体和内涵的扩展使得经济关系之外的其他领域的互动日益成为国家间交往的重要渠道。这些渠道构建的方式、水平及其是否通畅，会形成对国际经济关系的巨大反作用。例如，二战后伴随着国际经济合作的进展，国际法体系在发生着一系列重大变化。其中有两点最为明显：一是国家与个人、包括非国家行为者越来越难以成为彼此隔离的独立行动者，国际公法规范国家间关系与国际私法处理个人事务的界限日益模糊。联合国的许多制裁行动实质上在许多方面已经混淆了公共与私人的界限，并造成两类国际法的互相抵触；一些个人和非政府行为者也越来越拥有资格和权力向具有法定资格的法庭针对一些国家的政府或个人发起诉讼，这在很大程度上迫使一个国家传统思维中的内政问题演变成国际问题，而且要被国际社会或其他国家的价值观审视，被它们的法律所审判。二是区域主义或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发展，使得区域经济合作作为一项集体行动更多地体现为规则或者法律关系。迄今为止，国内有关国际经济合作问题的思考与研究，更多地集中于贸易、投资等领域，即便对RCEP或者CPTPP等一些问题的探讨，也多集中在成本收益分析或者政治影响等方面，基本上缺少从规则特别是国际法层面的思考。这一点，从《罗马条约》到欧洲经济共同体、欧洲共同体再到欧盟的相关规则、法律的形成与演进过程，给予我们很多深刻的启示。一方面，区域经济合作是一个区域性国际法的建构过程，国际法和地区性法律在区域经济合作和地缘经济关系构建中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另一方面，在此过程中，许多传统的硬性的法条、法规所具有的严谨约束在很大程度上被一些软性的规则、规范所替换或补充，而这些更加软性化的规则、规范，更多地同该区域相近或相同的文化传统、价值观等高度相关。
实际上，区域化或者区域主义作为弥补全球化所导致的矛盾与问题的重要步骤，早在上世纪90年代已经开始起步，对外经济、政治关系的区域化发展已经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舞台。正因为如此，如何突出区域文化传统、价值观的共性或兼容性，减弱异质性，成为当下和今后需要高度关注的课题。
2
一个国家越是深入地嵌入到国际关系网络当中，国家利益就越是一个被“国际社会化”的因变量，一个国家走向内卷化的重要前提条件，就是将国家利益自变量化。
国家利益是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有关国际经济合作研究的基本出发点。但长期以来，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基本上都是将国家利益视为既定的。如果说在19世纪国际关系内涵与行为主体较为单一的情况下，本杰明·迪斯累利的那句“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是正确的话，那么在20世纪尤其是二战后的诸国际关系内涵及其行为主体有了巨大扩展的情况下，国家利益本身也同样发生着调整与改变。正如卡尔·波兰尼有关经济活动嵌含于社会系统中的理论逻辑一样，处于日愈复杂的国际关系网络中的国家，其利益本身并非是固定不变的，由于国家嵌入到稠密的跨国的和国际化的社会关系网络当中，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际关系的互动建构的，国际关系网络不仅限制、规范国家行为，也将会影响或改变国家偏好，传授或产生新的价值，进而改变国家利益的内涵及其边界。所以，国家利益不是一个自变量，而是一个被“国际社会化”的因变量。[1]除非一个国家愿意像朝鲜等少数国家那样自绝于国际社会，即它的国家利益是预先设定且固定不变的。这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一个国家走向内卷化的重要前提条件，就是将国家利益自变量化。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以及世界经济、国际经济学界对有关国家利益的认知基本上是比较传统甚至是肤浅的，这在实践上表现为对外政策的强度过高而柔韧性不足。我们应客观、理性地认识到，作为一个正在快速崛起的大国，必须要用更高水平的理论与实践突破历史经验的约束。
五百多年前，随着欧洲国家向世界的迅速扩张，从前相互隔绝的地方被日益紧密地联系到一起，欧洲国家带来的不仅仅是新工艺和经济技术，还有新的知识和理念，也有新形式的政治压迫和剥削。这些早期的全球化形式给世界所带来的经验和记忆并非都是美好的，更有巨大的冲突、灾难和威胁，这一后遗症至今仍在继续发酵，约束着当代许多国家对全球化内涵和形式的理解，限制着各国社会和思想上的沟通、理解或整合。
实事求是地讲，在通过一种制度安排协调、开展区域或全球范围内的集体行动方面，中国缺乏相应的历史经验，与之有关的理论建树更少，这同中国独特的历史进程以及近现代国家建构和进入国际体系的经验高度相关。更为重要的是，历史上由特殊的地理环境、文化传统、国家体制及其治理理念，决定了中国特有的“天下”观念，同17世纪中叶以来所形成的近代主权国家和国际关系体系及其理念之间，存在着潜在或者显在的矛盾与冲突，这些都是当下和今后中国必须直面的理论和现实课题。
3
大国政治合作是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的到来，并非仅仅是大国间实力的此消彼长所决定的，更是大国间协调、合作乃至一致行动的结果，其前提条件便是大国间寻求并达成更多的共识。
历史告诉我们，民族国家是人类（主要是欧洲人）的一项重大发明，种族、宗教、思想文化和价值观是影响人们彼此认同、理解生活现实、解释生活前景的重要因素，因而国家共同体本身就是一座人们拥有共同想象的建筑。这种共同的想象在凝聚民族国家的同时，也使得世界变得更加多样化。正如在一个社会中人们的身份是由社会规范、规则、理解和与他者的关系塑造，在世界上一个国家的身份、地位同样是由国际规范、规则、价值观（共识）及其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塑造。这使得国际关系的内涵及其运行至少具有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国际关系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关系，更有社会的、观念层面的互动。国际贸易、投资和国际金融等并非国际关系的全部，它们是国际关系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它们的运行或发展必须按照某些约定俗成的或者人为设计、协商的规则、规范来进行，这些人为因素的作用伴随着国际经济交流规模的日益扩大、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增强，尤其是价值观或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将越来越大，并深刻地影响着全球经济网络中国家间互动的规模和方向。二是同国内社会一样，国际社会运行的核心内容是规则、制度与价值观，国际社会中的国家行为尤其是大国行动需要寻求、达成共识，无论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伦敦世界经济会议失败的教训，还是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当今美元体系运行的实践，都告诉我们，良好、稳定的世界经济运行是大国政治协调的产物，因为共同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共识可以让不同类型的行为主体采取同样的行动，减少国际关系中的交易成本，否则，大国间的行为摩擦将会增加甚至彼此间难以相向而行，具体到当今世界，就是导致全球化分裂——主要大国之间在有关什么是经济全球化以及需要怎样的经济全球化等方面失去了共识。
人类的生活之相隔遥远，不仅体现空间距离，还体现在各自的认知框架上。北京大学王辑思教授最近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中美两国之间的交往迅速扩大。[2]2017年前后，中美每年双边贸易总额达到6000亿美元左右，访问美国的中国公民和访问中国的美国公民包括旅行者，每年达200万人次以上。中国在美国的留学生接近40万，在美国的华人和中国公民有500万以上，包括200多万在中国出生的人。但是，相互关系的远近亲疏同相互了解的深度没有必然联系，仅仅是加强沟通，了解对方的想法，未必能够起到缓解矛盾的作用，反而是相互了解越多，相互间认知的差距越大，甚至认为沟通失去了意义。问题的关键在于，了解不等于理解。而人类的特点，就是善于从自身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去认知、判断对方，因而理解的关键在于价值观或意识形态的接近或一致。因此，人类的相互理解是非常困难的是事情。没有理解就没有信任，于是就会产生不安，就会焦虑，就会误判，就会贸然（做出错误）行动，导致矛盾激化甚至是冲突。
价值观、意识形态和体制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是彼此间可以形成一种稳定的行为预期，相近或相同的价值观能够增进互信。最近，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接受BBC采访时指出，希望中国能够成为一个世界各国都能接受的国家。[3]这表明，如何做到在沟通过程中增进彼此理解和互信，是一个重要的国际关系课题。其中，大国之间努力通过沟通、理解，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寻求并达成价值观领域的某些共识是非常必要的。换言之，中美两国作为可以领导世界的大国，在有关人类生存、发展和进步的基本价值等方面，是应该拥有共识的。前不久，在北京举行的“蓝厅论坛”上，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明确指出：“民主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而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实现民主的形式丰富多彩，没有固定模式，也不存在标准答案。真正的民主必须扎根本国土壤、服务本国人民。”[4]
中国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遇到的第三个对手，关于前两个对手——苏联和日本，美国构造了不同的叙事方式与逻辑，对于中国这个对手，美国的叙事方式与逻辑要更为复杂，绝非仅仅像米尔斯海默、艾利森等新现实主义者所鼓吹的那样，仅仅是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权力矛盾与冲突，其中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冲突是显而易见的，其在大国博弈中的分量是不容忽视的。
目前，伴随着中美大国博弈和全球化分裂的加剧，以往那些支持全球化发展的政治因素都遭到削弱。中美两国无论是国内各自营造的社会政治环境、情绪还是双边互动所表达出来的信息，大有势不两立之态势。在这个看似难以望到尽头的黑暗隧道中，果真看不到光明的未来吗？答案是否定的。
人类对于未来的认知经常难以摆脱既有观念的影响。三年前，当美国挥舞起贸易保护主义大棒时，许多人轻松地认为这不过是一场商业价格游戏，仅仅局限于贸易领域；今天，在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已昭然若揭、成为阳谋且大国博弈全面升级的情况下，无知者亢奋无比，有识者忧心忡忡，但我们最需要的是在亢奋、喧嚣或沉重的担忧中看到世界的未来——中美是一定要合作的，这不仅仅由一些共同面临的全球性问题所决定，也是由中美两国国内社会经济发展及其所面临的问题所决定的。中美两国都需要改变，而且这种改变首先都需要侧重自身的内部问题——美国的问题聚焦于经济结构高度金融化所导致的贫富两极分化、社会分裂以及政治极化等等，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则体现在如何促进创新能力与社会活力、提升国企效率以及健全法治与社会公正等许多方面，因而两国都需要大力推进改革。中美两国竞争、博弈的本质是一场改革赛跑，其核心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自我革新的能力；改革的进程、深度及其成败决定着未来中美两国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决定两国未来国际地位的演变，也决定着两国关系与世界格局和秩序的未来。在此过程中，中美两国在彼此尊重的基础上寻求并达成更多、更大范围的共识，对于弥补全球化分裂、共同承担起全球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责任，是十分必要的。
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哈佛大学商学院的乔治·洛奇就曾预见到价值观分歧是全球化发展的重大障碍：
关于全球化的目标及其应取的方向各国并未达成共识。因此，全球化在困境中前进，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关于它的影响和发展重点方向的意见冲突会更加突出，这些意见分歧是由不同的价值体系造成的。
在联邦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看来，全球化既是一个实践—政治话题，也是一个社会—经济话题，此外，它还是一个思想话题。[6]的确，迄今为止的全球化发展，在带来日益增强的经济相互依赖的同时，并没有自动地带来一套共同的经验、观点或价值观。未来的世界走向何方，中美两国责任重大。针对前几轮全球化浪潮中思想、价值观的沟通远远落后于实体经济层面交流、合作的状况，中美两国都需要做出深刻的反思：我们需要构造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需要以什么样的观念和行动去重构全球化？
今天就讲到这里，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