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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涛:贯彻“双循环”战略要坚持开放性 金融开放需重防金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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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管涛:贯彻“双循环”战略要坚持开放性,金融开放需注重防范金融风险

来源:中国宏观经济论坛 CMF

管涛中银国际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以下观点整理自管涛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3期)上的发言

关于如何实现高水平的“双循环”,我谈点自己的看法:

第一,现在提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是有现实意义的。刚才范志勇老师介绍观点的时候也谈到了,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包括经济内外均衡协调发展的战略和双循环战略,过去我们实行了很多年,今天把它拔高提炼到双循环战略更加具有现实意义。因为我是研究国际经济,研究外汇的,据我了解,在我们提双循环战略之前,原来也有一个双循环,也就是国际经济双循环,即“你买我的产品,我买你的国债”的双循环。但现在这种国际经济双循环面临了“堵点”“痛点”。新冠肺炎疫情暴发造成了全球产业链中断,造成了全球经济衰退,需求不振。在大国博弈的情况下,各种贸易投资保护主义盛行,有些大国甚至对其他新兴大国进行关键零部件、核心技术的断供,外国投资者持有的美债安全都得不到保障等,这些因素均造成了过去的双循环不能够顺利地运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政府最近一段时间多次提到要对外部环境的复杂严峻坚持底线思维,做好长时间的准备,强调未来一段时期我们会面临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提国内国际双循环,提以国内为主体的大循环非常有现实意义。

第二,尽管双循环和大循环是新的提法,但其中有以前已经做了的,故有一定的经验积累,培育了一定的发展优势。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再提这个具有一定的新内涵,比如以国内为主体的大循环,不仅仅是过去的扩大内需的简单重复,更加强调的是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畅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更多的是在这些方面依托国内市场,掌握发展的主动权,提升供给与需求的适配性,实现高水平的动态平衡,更好的满足人民美好的生活需要,更好的解决社会主义面临的主要矛盾,这是新的内涵。

总书记一再强调我们的“双循环”不是自循环,不是主动与世界脱钩,而是强调开放的“双循环”,同时强调越开放越要安全发展,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在这种情况下,这方面也有很多新内涵。一方面要巩固过去二十多年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培育起来的经济内外循环协调发展已有的优势,包括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消费潜力、内外经济均衡协调发展的格局等,我们要继续巩固,但同时又要进一步加快开放,降低进口贸易壁垒,扩大进口,也要推进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扩大市场准入。由此进一步培育中国“世界工厂+世界市场”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新优势。为什么最近这些年中美经贸摩擦加上最近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中国仍然成为外国投资者的热土,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在这次疫情中展现了供给链的韧性,展示了中国的消费潜力。所以,对外资仍然有很强的吸引力。我们所谓扩大国内需求,不但要满足自己的发展需要,还要通过扩大开放惠及全世界。

开放的双循环,意味着我们要继续拥抱全球化,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来支持完善基于多边规则的全球经济治理,高举全球化的大旗来应对逆全球化的浪潮,维系一个多边规则的全球治理体系。

在开放过程中,我们应该通过分散化和多元化增强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这种安全性和柔韧性,掌握发展的主动权和创新的主动权。

最后我回应一下刚才范志勇老师在主旨演讲里提到的人民币国际化是“双循环”的一个重要支撑的观点。

我个人理解,人民币国际化不是讲国际化的问题,更多是讲金融开放的问题。从我个人研究来讲,下一步高水平的金融开放应该是制度型的对外开放,要让人民币国际化变得可持续,能够行稳致远,首先应该做到这种开放是不可逆的,在开放方面应该争取只做加法不做减法,在管制方面只做减法不做加法,这是现在我们应该做到的,千万不要有那种功利的心理,形势好的时候我们就快一点,形势不好的时候就退回来,实际上一进一退间政策反复,对开放的形象会带来很大的影响。更高水平的开放,更终极的目标需要在开放过程中实现我们的规则和国际经贸规则的接轨,例如可兑换,按照国际惯例是负面清单管理,开放是原则,限制是例外,在这个管理中把要限制的列出来,不限制的就是“法无禁止则可为”。但现在我们还是正面清单管理,这和国际上有比较大的差距,和制度型开放也有一定的距离,但我们不是说现在就要做成那样,如果我们能做到前面讲到的不可逆,开放只做加法不做减法,管制只做减法不做加法,也能逐渐凝聚国际社会对中国开放政策的信心,能够吸引长期资金的流入,减少跨境资本流入、大进大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

对于如何在开放的“双循环”中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我的观点很鲜明,需要进一步牢固树立汇率风险中性意识。大家都知道,汇率是货币的相对价格,它是调节经济内外循环的重要价格信号或者调节剂。中国从1994年汇率改革以后确定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不管将来会不会搞自由浮动,汇率市场化是中国已经确定的目标,也是我们所说的制度型开放的重要内容。在去年人民币汇率突破心理关口后,现在汇率波动性增加,汇率灵活应该是大势所趋。

最近我们注意到由于人民币汇率波动比较大,市场上也有一种说法,是不是要减少波动性,这个愿望是好的,但这个事情不但取决于想不想,还取决于能不能的问题,因为你要思考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如果要降低汇率的波动性,意味着当市场预期要波动的时候,如果变动不充分有可能会积累预期,加剧无风险套利资金的流动。不让价格冲击市场意味着在不增加外汇储备的情况下,要求助于资本管制手段,这对企业来讲都是有成本的。

从中国来讲,在开放的“双循环”过程中,如果市场主体能够普遍增强汇率风险中性意识,将有助于减少企业和国家层面的货币错配,提高整个经济金融体系的韧性,才能更好的享受汇率浮动和金融开放带来的好处。为什么在欧洲货币危机发生以后,英国只有英镑的货币危机,但没有出现经济金融危机,很重要的原因是它的经济金融体系稳健,汇率大起大落对它的实体经济层面影响有限,对于我们来讲应该通过树立汇率风险中性意识增强经济金融体系的韧性,更好的享受开放带来的好处。

具体做法应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要从企业层面增强汇率风险中性的财务意识。总体来讲,2015年“8.11”汇改以后,汇率出现了双向波动,企业主动管理汇率风险的意识有所增强,但是和国际上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差距。比如银行对客户的交易里,国际上平均水平只有3%,即期交易只有30%多,中国到现在为止银行对客户交易里将近80%还是现货交易,外汇衍生品交易占比非常小。说明我们在主动运用汇率避险工具管理汇率风险方面还存在比较大的薄弱环节。可以看到最近一段时间人民币的大起大落,如果企业在5月底没有及时结汇,那美元到现在就亏了5%以上,等于把出口利润都亏掉了,这样的话货出得去,但钱收不回来,没有赚到钱,就是赔本赚吆喝,将影响“双循环”的良性互动。

所谓的汇率风险中性意识,首先是基于实际贸易投资背景对汇率的敞口做套保,不故意扩大敞口追逐风险,那个不是中性,那是追逐风险。在这种情况下,现在大家都说海外是零利率和负利率了,所以有廉价资金。实际上,如果要是汇率风险中性,海外是没有廉价资金的,因为只要对货币错配进行对冲,对冲的成本就是本外币利差,只有拿着敞口才可能赚到海外廉价资金的好处。但个别企业这么拿敞口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大家都这么干,就会加大资本流入压力,加剧汇率升值,将来到大家集中偿还的时候,资本集中流出,汇率就有贬值压力,谁能保证自己踩准节奏,这是很难讲的。其次是不要赌汇率走向,也不要以事后才知道的市场价格来评估外汇套保是赚还是亏,而是通过汇率风险的对冲锁定成本收益,把汇率波动的不确定性变成确定性,这样就可以集中精力做好主业。汇率对冲的成本是跨境经贸往来成本的一部分,要作为一个财务纪律逐渐树立起来,这是企业层面。

二是政府层面,在政策环境上要加快境内外汇衍生品市场的发展。“8.11”汇改以后,为了应对资本流出的压力,央行对远期购汇实施了外汇风险准备金制度,增加了远期购汇的成本,现在随着汇率弹性的增加,外汇供求趋于平衡,可以考虑调整准备金率,来进一步释放远期购汇需求,更好的平衡外汇供求关系。

对于中小银行服务中小企业的外汇避险,在这方面的政策上可以研究进一步松动,是否可以把远期结售汇业务作为基础外汇产品。事实上,远期结售汇业务在很多成熟市场不被视为衍生品,就是银行与生俱来可以做的业务。在这方面因为我们把它作为衍生品监管,很多中小银行没有获得相关的资格,影响了它对中小企业的服务。我们在这方面可以研究需不需要调整一下市场准入门槛。

最后在丰富外汇交易产品、放松外汇交易限制的基础上,要不要进一步加快市场发展,增加外汇市场的深度广度,增加外汇市场的流动性,有流动性的市场有利于降低企业套保成本,这是一揽子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