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大湾区金融服务业：培养大湾区思维》
作者：本报告由普华永道根据对大湾区“9+2”城市的银行、资产管理公司和保险公司的高管，及学术界和专业机构代表进行的深入访谈撰写而成。
导语：随着《关于金融支持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的发布，国家重申了对大湾区发展的承诺。本报告提出的“大湾区思维”，体现了一种务实的态度。建设完全一体化且无障碍的大湾区仍需假以时日，但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作者将集中到大湾区发展的三大挑战上：即如何促进人才、数据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当然，这些并不是大湾区独有的问题，也适用于全中国。然而，解决这些挑战对大湾区充分发挥其潜力至关重要。且看本报告将大湾区人员、数据和资本流动的挑战和机遇娓娓道来。（湾区50plus 实习生廖思戎编）
大湾区概览
人才
大湾区经常被拿来与东京和旧金山两个湾区，以及纽约大都会区作比较。但大湾区与这些地区不同的是，广东与澳门和香港这两个特别行政区之间有陆路边界。许多受访者都提到，要在短时间内将员工或承包方部署到边界的任意一侧，操作 上都存在一些困难。要让同事跨境出席紧急会议往往是不可行的。
其他实际考虑因素（从税收差异到获得医疗服务的便利性）也会加大吸引和留住人才的难度，从而阻碍大湾区的发展。
但有困难的地方也有商机：帮助企业及其员工克服这些障碍，正是一些受访银行感兴趣的领域。其他受访者则更关注于大湾区的营销挑战：预测整个大湾区人口结构和客户行为的差异，可能是成败的关键。
了解客户是一回事，在大湾区的不同地区运营则是另一回事。大湾区的同质性足以使其被视为单一市场，但其异质性也让受访者看到了挑战：许多受访者表示，在事务处理方面，各城市之间缺乏共识。
促进人员流动
正如我们在本报告其他部分所讨论的那样，多名受访者都谈到了银行可以如何帮助香港居民在大湾区开立账户和进行交易。一些人认为，在目前的监管环境下，这充其量只是一项边缘活动。举例来说， 香港居民2018年购买了约1万套房产，仅占大湾区住宅成交量的2%。
但也有人认为这是双赢局面：在房产方面，内地九个大湾区城市对非本地居民的购房要求略有不同。帮助准购房者应对这些规定，并支持日常需求（如支付水电气费等），可成为一个业务增长领域。这也是通过“自下而上”的措施促进大湾区成为现实的一个例子。除了银行客户之外，它还能有效地吸引和留住那些在职业生涯中可能需要跨境工作的人员。
虽然银行的个别举措能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但也需要在政策层面进行改革。“现有的移民规定不利于人才流动。我们应该将欧盟的行动自由规定作为一个参考模型，”南方东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首席运营官黄祖荣表示，“为了吸引人才到大湾区工作，需要解决医疗服务的可获得性等问题，还需要制定税收激励政策来鼓励人们到中国内地工作。”
一位广州的受访银行家认为：“促进人员流动是促进市场互联互通的重中之重，但大部分的人员流动可能会是从香港到内地。相互承认专业资格和发牌制度，并保持薪酬水平一致是非常必要的。”
政策制定者很清楚内地和香港之间个人所得税税率差异所带来的影响。因此，广东省对在大湾区九个内地城市工作且符合相关条件的海外人才（含港澳 台地区）实行了退税政策。个人所得税已缴税额如果超出应税收入的15%，则超出部分可予以返还。
在大湾区跨境工作的人员，应注意香港、澳门及内地的不同税制，以便更好地管理跨境活动所带来的税务风险，减少双重征税和税务纠纷。
促进人员流动的另一个措施涉及到社会保险。自 2020年1月起，在内地工作、生活和学习的港澳台居民可以参加内地社会保险，享受相应的福利。
香港一家虚拟银行的首席执行官表示，尽管大部分措施对所有海外人才都将适用，还应针对特定的工作群体制定一些措施。“建议推出短期至中期工作或实习签证，以促进初级人才的流动。目前的政策只允许顶级人才和游客的流动，中等人才方面还存在缺口。”
有时候，在大湾区生活和工作的障碍源于个人不熟悉新环境造成的。比如事情该如何办理，需要在哪里申请某些交易的批准等。但有些时候，障碍可能源于当地机构还没有形成一种大湾区的格局，不太愿意服务之前与它们没有业务往来的客户。无论是哪种情况，对零售银行而言都是机遇。有些公司已开始提供“房产礼宾”和其他相关服务：作为一项增值服务来巩固客户忠诚度，或是作为一项创收的 新业务。
营销挑战： 品牌信誉、投资者偏好和人口结构
思考大湾区整合所面临的监管和其他实际挑战，可能会忽略了对企业始终面临的长期挑战（如客户及其偏好）的关注。
市场对理财通和其他服务的需求前景有不同的预测，与此同时应避免陷入一个误区：将大湾区视为 单一的同质化的市场。
“人口结构不容忽视：该如何吸引大湾区的年轻客户群？他们的愿望是什么？如何才能满足正在步入老龄化的客户的需求？”某中资银行香港子行行长提醒道。“银行需要了解文化差异，不仅是语言上的不同，还有表达方式的。有些表达方式换一个地方，理解起来就有难度。”
除了人口和文化之外，可选择的投资范围也大不相同。“在大湾区发展单一的资产管理市场还需要时间：强积金（MPF）制度已设立有20年了，但香港投资者仍习惯于将其的表现与恒生指数进行比较。”东亚联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温婉容表示。 “港元与美元挂钩，也意味着香港投资者的世界观非常以美国为中心，而中国内地投资者则更与人民币挂钩。”
受访者对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和成熟度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持有基金互认计划下的产品，也许能让中国内地投资者打消刚性兑付的念头。
其他人则认为，即使是最刺耳的警报也曾收效甚微：“中国的债券违约数量越来越多，但这并没有改变投资者情绪。”南方东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黄祖荣说道。“中国内地投资者仍然喜欢有刚性兑付的产品。”
普华永道的研究表明，潜在虚拟银行客户正在于投资者教育领域寻求更多帮助。他们特别希望银行能够提供投资研究。但这仅是解决问题的一部分。正如一位资产管理人指出，要解决投资者教育问题， 客户仍需要阅读研究报告。
人才困境
正如本章第一节所述，在招聘和留住人才的过程中，粤港澳三地间存在障碍。广东省政府正在解决 一些最明显的差异，如所得税税率。至于宜居性相关的问题，有公司将会帮助那些在大湾区内穿梭的工作者解决日常难题视为一个商机，因此可由它们来解决。
不少受访者都认同，让香港成为大湾区的投资中心，深圳成为技术中心是合理的角色分工。然而，对其他受访者来说，这凸显了9+2城市之间缺乏流动性。结果是否会导致整个大湾区成为不同技能组合的生拼硬凑？即出现有些城市存在某些技能短缺，而另一些城市产能过剩而闲置的局面。
有人认为这种各自为政是健康的，很可能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各城市会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展开竞争。大湾区最终将成为一个协同效应大于其各部分简单叠加的整体。
有房地产研究表明，大湾区某些地区的办公空间可能供过于求。尽管如此，对后台办公空间的需求仍然十分健康。
当地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才或办公空间成本。刻意去抑制这一趋势，很可能会适得其反。正如一家虚拟银行的首席执行官在上文所描述的现象，吸引人才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最资深的人员身上，反而忽视了对中低层管理人员的招揽。
在最近一项针对香港写字楼租户的调查中，有20%的受访者表示大湾区将促使其 扩大本地业务，14%的受访者表示会增加其在区内其他城市的业务预算。
大湾区甲级写字楼指数显示，2019年下半年租金下降2.5%，售格下降3.6%。大 湾区11个城市的新增甲级写字楼供应量共计140万平方米，其中深圳占超过75%。 尽管如此，同期香港和澳门客户对珠海、深圳和广州等地的后台办公空间需求仍然有所增加。
近年来不乏有来自中国其他地区的员工在深圳降格求职的情况，这表明人力资源市场的扭曲也很明显。吸引他们的不仅是高薪，还有“人才住房”11等福利。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最近指出，深圳在2004年便达到了经济学家所说的“刘易斯拐点”12。在此拐点时，外来劳动力已完全融入劳动力市场，促使工资上涨。
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对策是以产业升级来实现经济转型。但这么做的风险在于，最具实力的雇主会向稀缺人才提供大量福利，让中小企业更难招到人才。受访者的共识是，粤港澳三地都应制定相关政策来调节劳动力市场，鼓励更公平的人才分配。
在大湾区运营是一门学问
本章分析了大湾区的环境对于人们生活和就业选择，或者说做出最优选择的影响。同时还研究了人口结构和文化差异对人们投资行为的影响。最后总结了人们会如何与不同的治理和监管结构互动。
受访者普遍反映的一个问题是，办事时不清楚应联系哪个机构。“大湾区的治理机制并不明确。”一位欧洲保险公司的高管说，“我们要找谁谈？香港保监局，中国银保监会，还是各地的主管领导？”
尽管有些受访者对大湾区政策措施的不明朗感到沮丧，也有受访者愿意尝试新事物。这与香港相对谨慎的治理方式形成鲜明对比。正如一位银行家所评论的那样：“在中国内地，政府官员的工作就是要把事情办成，即使其中一些政策措施并不成功。”
多位受访者指出，大湾区治理的复杂之处，不仅在于有三种不同的法律制度。用一位银行家的话来说，“每个城市都有自己不同的要求，但对于湾区需要什么却鲜有共识。”“银行开户需要微信账号，还是本地手机号？关于政策方面的信息总 是很分散，这表明大湾区需要一个共同的机构或委员会。”
在去年的报告中，许多受访者都提到大湾区监管一体化的问题。而今年的关注点，从战略层面转移到了运营层面。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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