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宏观经济论坛
于春海，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
全球疫情状况不断加剧，特别是主要发达经济体大型新兴经济体，不仅疫情现状已经很严重，而且疫情的快速增长期还远未过去。在未来一段时间，全球范围内的疫情防控政策会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趋严。对全球经济具有系统重要性的主要发达经济体和大型新兴经济体都爆发了严重的疫情。对全球经济而言，这已经是全局性和系统性的冲击。由于疫情防控逻辑与经济运行逻辑完全相悖，因此在疫情快速发展期，经济的全面停滞或者趋向全面停滞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世界经济将会陷入深度衰退。考虑到各国在全球生产价值链上的投入-产出联系，跨国差异带来的可能是疫情影响的不断传导和循环叠加，疫情衰减过程被显著拉长。
在疫情得不到有效控制的情况下，经济和社会的正常运转都无从谈起。所以，疫情防控和救治生命是最优先的政策选择。在此基础上需要实施疫情救助政策，这既是维持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必然要求，也是为了保护整个经济的运行根基免受疫情的永久性损害，为疫情后的经济恢复奠定基础。政府必须在短期中全盘托出在自身能力范围内可能实施的各种政策措施，这样才有可能实现防控疫情和救助家庭与企业的双重目的。但是，在疫情快速发展期间，政策基本导向是救助、而不是刺激。
疫情之下迫切需要各国开展有效的政策协调。但是受制于三个方面的原因，国际政策协调限于困境。首先，疫情救助政策在本质上是内向性的，各国之间的合作意愿不强。其次，各国的疫情救助政策会带来潜在的国际融资竞争，或者说是跨国再分配过程中的竞争。第三，当主要国家疫情救助政策中呈现越来越多的长期战略色彩时，相互之间的竞争性将显著提高，协调合作的难度将进一步加大。
一、全球疫情现状与国别分布：三个静态维度的比较
2019年12月31日至2020年4月8日，全球累计报告的COVID-19病例1391890，死亡81478。从分布来看，已经有204个国家和地区报告确诊感染病例。累计确诊人数超过10000人的有17个国家，这17个国家累计确诊病例占全球总数的87.8%。有10个国家的累计确诊人数在5000至10000之间，有34个国家的累计确诊人数在1000至5000之间。（每天新增确诊病例数据来自欧盟下属的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网址：www.ecdc.europa.eu。本文中除特别说明外，相关疫情指标都是根据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数据计算而来。）
图1 截止4月8日累计确诊病例5000以上的国家分布
累计确诊病例数是衡量疫情严重程度的第一个静态维度。累计确诊病例超过10000例的国家有17个，按照从高到低的排序分别是：美国、西班牙、意大利、德国、中国、法国、伊朗、英国、土耳其、比利时、瑞士、荷兰、加拿大、巴西、奥地利、葡萄牙和韩国。G7国家中有6个位列其中，欧元区国家中有8个位列其中。
对于疫情的严重程度，还需要在人口和空间两个维度上进行衡量。所以需要进一步考虑COVID-19累计确诊病例在人口和空间上的分布，分别对应着每万人中累计确诊病例数（人口密度）和每平方公里的累计确诊病例数（空间密度）这两个指标。人口密度和空间密度从两个角度衡量疫情在一国范围内的覆盖面。从而可以成为衡量疫情严重程度的另两个静态指标。
图2 不同静态维度上各国疫情严重程度的比较
按照截止4月8日的每万人中累计确诊病例数衡量，排名1至15的国家分别是：卢森堡、冰岛、西班牙、瑞士、意大利、比利时、奥地利、德国、美国、葡萄牙、爱尔兰、法国、荷兰、挪威和以色列。这个指标凸显了卢森堡、冰岛、爱尔兰和挪威等国家的疫情严重程度。
按照截止4月8日每平方公里的累计确诊病例数衡量，排名1至15的国家分别是：新加坡、卢森堡、比利时、荷兰、瑞士、马尔代夫、意大利、以色列、德国、西班牙、英国、卡塔尔、奥地利、法国和葡萄牙。这个指标凸显了新加坡、卢森堡、以色列、马尔代夫和卡塔尔等国家的疫情严重程度。
为了综合上述三个静态维度的指标，对累计确诊病例数、每万人口累计确诊病例数和每平方公里累计确诊病例数进行简单加权平均。根据这一加权平均指标对累计确诊病例1000以上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排序，排名1至15的国家分别是：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瑞士、德国、荷兰、法国、美国、奥地利、英国、卢森堡、以色列、葡萄牙、伊朗和爱尔兰。依据这种静态的综合评判，除伊朗外其他疫情最严重的国家基本都是发达国家，特别是对全球经济具有系统性影响的发达国家。
图3 不同静态维度上各国疫情严重程度的比较（续）
二、全球疫情最近10天的变化：动态维度上的比较
对于疫情经济影响的分析，依赖于对疫情未来发展趋势的判断。对疫情未来发展趋势的预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作，我们不具备完成这一工作的能力。我们能做的工作是，利用已经发生并被观察到的数据，分析最近的过去所发生的变化以及各国在这个维度上的差异，以此评判各国在动态维度上的疫情严重程度。
从动态变化看，过去10天（3月30日至4月8日）中，全球新增确诊病例735022，占全部累计确诊数的52.8%%。在截止4月8日累计确诊数最多的61个国家和地区中，过去10天中的新增确诊病例为719863，占这些国家和地区全部累计确诊病例数的52.8%。在这56个国家中，过去10天中新增确诊病例数超过1000的，也就是每天新增数在两位数以上的国家有47个。这意味着，全球一半以上的确诊病例是在过去10天中新出现的，在3月30日至4月8日的10天中增长了112%。
图4 过去10天中的疫情增速（累计确诊病例超过5000的国家）
分国别看，在截止4月8日累计确诊病例数超过5000的27个国家中，中国和韩国的累计确诊病例分别是82784和10384，过去10天新增确诊病例分别是725和801，累计确诊病例数在10天中分别增长了1%和8%，10天中的增量占累计确诊病例的比重分别是1%和8%。在所有报告确诊病例的国家和地区中，按照累计确诊病例数从高到低排序，中国和韩国分别位列第5和第17；按照10天中新增数量从高到低排序，中国和韩国分别位列第55和第51。这意味着，中国和韩国的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疫情的快速增长期明显已经过去。
在3月30日至4月8日的10天中，新增病例数超过9000的有13个国家，依次是美国、西班牙、德国、意大利、法国、英国、伊朗、土耳其、比利时、加拿大、荷兰、巴西和瑞士。其中，意大利、瑞士和伊朗相对较低一些，但也分别达到了47%、69%和77%；其他10个国家的增长速度都超过了100%，美国、英国、加拿大和巴西的增长超过了200%，土耳其的增长速度更是超过了300%。可以看出，主要发达国家以及世界整体不仅疫情现状已经很严重，而且疫情的快速增长期还远未过去。
就现状而言，发达经济体爆发的疫情规模更大。在累计确诊病例数超过10000的17个国家中，有13个是发达经济体。但是疫情已经呈现出向新兴市场和发展经济体加速扩散的趋势。对比截止4月8日的累计确诊人数排序与截止3月30日的累计确诊人数排序，在当前累计确诊病例最多的30个国家中有16个国家的位次相对提升，其中多数属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特别是印度、俄罗斯、巴西和菲律宾等对全球经济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
图5 过去10天中累计确诊病例数量排名的变化
三、各国疫情防控政策的可能走势
研判各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走势，既需要考虑疫情的动态变化与疫情自身的直接影响，也需要考虑政府的防控政策选择及其影响。这两者在经济社会循环中并不是单独发挥作用，而是交织在一起，彼此相互影响，并共同作用于经济和社会循环。比如，疫情的严重程度影响政府防控政策选择，而防控政策选择又会影响疫情的动态变化。这当中既有社会变量和政治变量，也有流行病学和疾病防控方面的变量。但是，这些大多已经超过了我们能够分析的范畴。即便是流行病学领域，对此也没有形成普遍共识。
我们在分析中忽略了各种复杂的双向因果联系和非线性关系，只采用一种简化的逻辑线索：疫情管控措施的严厉程度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除了社会、文化和政治等因素外，疫情的严重程度肯定是决定管控措施严厉程度的重要因素。因此，疫情越严重，政府防控措施越严格；疫情走势影响政府后续防控措施的严厉程度；疫情的严重程度与防控政策的严厉程度共同影响经济的走势。
对于疫情本身及其动态趋势的判断，不是我们在经济学领域能够考虑的问题。我们只是简单地依据现有疫情数据来做粗略判断。首先，目前最常用于衡量各国疫情严重程度的数据指标是新冠肺炎累计确诊数量。其次，对疫情严重程度的判断还要考虑到疫情的流行广度，包括每万人中确诊病例数和每平方公里确诊病例数这两个密度指标。依据简单的线性逻辑，确诊的病例数越多，疫情防控措施越严格；疫情的流行范围越广，疫情防控措施越严格。
第三，对于疫情动态变化趋势的判断，也就是对所谓的疫情拐点或高峰期的判断，涉及太多流行病学方面的专业问题，不是我们能够分析的。我们只关注一个简单的指标：近10天新增病例以及累计确诊病例的增速。考虑到疫情的潜伏期和传染过程，在没有采取较为严格的“封城”措施的情况下，如果大多数病例都是在近期确诊的，那么，疫情还处于快速增长期，未来一段时间不太可能出现明显缓和，未来的疫情防控政策就可能更趋严厉。
对于截止2020年4月8日报告确诊病例的208个国家和地区，分三种情况衡量疫情严重程度，并分别选出每种情况下疫情最严重的20个国家。第一种，根据累计确诊病例数，从高到低排序，选出排序前20的国家。第二种，分别对累计确诊病例数、每万人累计确诊病例数和每平方公里累计确诊病例数从高到低排序，对三个排序进行简单加权平均，根据这一加权平均值选出排名前20的国家。第三种，根据最近10天新增确诊病例数从高到低排序，选择排序前20的国家。合并三种不同排序下选出来的国家，因为有些国家同时进入两种或三种排序的前20，所以最终只有25个国家。
图6 在三种排序下进入全球前20的次数（截止2020年4月5日）
同时进入三种排序前20的国家有15个，分别是：奥地利、比利时、德国、法国、荷兰、美国、葡萄牙、瑞典、瑞士、土耳其、西班牙、伊朗、以色列、意大利和英国。对于在三种排序下均进入前20的国家，可以初步认为其疫情在绝对规模、覆盖面和发展态势等三个维度上都较为严重。因此，这些国家不仅在现在需要执行严格的防控政策，而且防控政策在未来进一步趋严的可能性很大。
同时进入两种排序前20的国家有5个，分别是：爱尔兰、巴西、俄罗斯、韩国和加拿大。对于在两种排序下进入前20的国家，情况会存在一些差异。巴西、俄罗斯和加拿大的疫情在绝对规模和发展态势两个维度较为严重，其疫情防控政策在现有基础上更趋严苛的可能性较大。韩国的疫情在绝对规模和覆盖面两个维度上较严重，但是因为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疫情快速增长期已经过去，所以，其防控政策在现有基础上会呈现逐步放松的态势，政策重点会从疫情防控逐步转向疫后救助和经济恢复。
只在一种排序中进入前20的国家有5个，分别是：丹麦、卢森堡、挪威、印度和中国。这5个国家的情况存在较大差异。中国在过去累计的疫情规模很大，但是在疫情覆盖面和发展态势这两个维度上并不太严重，目前已经走过严苛的疫情防控阶段，政策层面在防止外部疫情输入的同时逐步将重心转向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目标。卢森堡因为国土面积小和人口少，所以在疫情覆盖面这个指标上非常严重。丹麦和挪威同样也是在疫情覆盖面这个维度上比较严重。这三个国家的政策在现有基础进一步趋严的可能性相对较小。印度现有疫情尚不严重，但是疫情的发展态势比较严重，其疫情防控政策有很大可能性趋于严苛。
四、疫情冲击导致世界经济深度衰退
在2019年下半年，对2020年世界经济表现的预测是比较乐观的。人们普遍认为，和政治紧张局势的缓和，以及宽松的货币金融条件，推动世界经济在2020年走上良性复苏的轨迹。COVID-19疫情的爆发和蔓延，使得全球经济和金融形势突然逆转。特别是主要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疫情的恶化，使得世界经济前景变得极其不乐观。目前看来，世界经济的整体性衰退已经不可避免，而且可能是战后以来最严重的一场衰退。
与战后以来世界所经历的其他疫情或灾害事件相比，此次COVID-19疫情不仅感染人数更多、波及范围更广，而且对全球经济具有系统重要性的主要发达经济体和大型新兴经济体都爆发了严重的疫情。在全球最大的20个经济体中，大多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疫情，并且疫情的动态趋势还处于快速发展过程中，包括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韩国、荷兰、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具体来看，全球GDP规模最大的20个经济体，大部分都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疫情。从确诊病例的绝对规模来看，这20个国家中累计确诊数超过10000的有14个国家，累计确诊数在5000至10000的有3个国家。从动态指标看，10天中新增确诊病例超过10000的有8个国家，新增病例在1000~10000之间的有10个，新增病例在1000以下的只有韩国和中国。这20个经济体占全球GDP的比重超过了80%，因此对全球经济而言，此次疫情的冲击已经是全局性和系统性的。
图7 GDP最高的20个国家的疫情状况
根据前面的分析，美欧主要发达经济体在多个维度上的疫情指标都已经非常严重，不仅当前迫切需要实施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而且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还需要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印度、巴西和俄罗斯等大型新兴经济体的疫情发展态势非常严重，迫切需要进一步强化疫情防控措施。基于疫情的感染和扩散特点，防控措施基本都涉及旅行限制、人员流动限制和人员聚集限制，严重的情况下则采取实施国家紧急状态、封城锁国、停止所有非必需的商业和生产活动等极端措施。
不同于很多其他灾害性事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此次疫情的防控逻辑与经济的运行逻辑完全相悖。国内和全球生产分工发展到今天，经济的正常运转高度依赖于频繁的人员流动和接触。这是疫情传播和扩散的必要条件。当疫情防控毫无争议地成为最优先选择时，经济的正常运转必然要被打断，大部分经济活动必须要停下来。在疫情快速发展期，无论财政和货币层面的政策力度有多大，都不是以刺激经济为导向的，也不应该以刺激经济为导向。这就意味着，当前疫情状况严重、发展态势严峻的主要发达经济体和大型新兴经济体，经济的全面停滞或者趋向全面停滞，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
图8 主要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
从过去几年的情况来看，G7国家加上中国和印度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2018年，这9个国家贡献了世界经济增长的67.3%。在此次全球大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中，美国、中国、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加拿大均是疫情重灾国，累计确诊病例数巨大。在这7个国家中，中国基本已经完成控制增量和治愈存量这两个阶段性任务，在疫情防控重点转向防止外部输入的同时，整个工作重心已经稳步恢复经济和社会的正常循环；其他几个国家尚处于疫情高发期，控制增量病例的任务尚未完成，累计的存量病例仍在迅速增加，更谈不上恢复经济和社会的正常循环。在主要发达经济体中，日本的疫情相对较轻，但是近期也出现了快速增长的势头。印度的疫情走势并不乐观，很多人担心印度可能会成为另一个疫情“震中”。
仅仅考虑这几个国家的情况，过去几年中驱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有一半以上将不复存在。2018年，G7国家贡献了世界经济增长的31.8%，拉动世界经济正增长1.2个百分点左右；中国贡献了世界经济增长的27.9%，拉动世界经济正增长1个百分点。在疫情的冲击下，G7国家整体的负增长已经难以避免，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拉动率将由正转负；中国经济能够维持正增长，但是增速有可能出现较大幅度下滑，由此导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拉动率明显下降；印度疫情大爆发的风险非常高，其经济增速肯定会大幅下降，对世界经济的拉动率也随之下降。随着主要拉动力的消失，世界经济增速必然大幅下滑。
目前的普遍观点认为此次疫情的经济冲击将超过2008-09全球金融危机。在2008-09全球金融危机中，G7的GDP增速下降了将近7个百分点。假定在疫情冲击下G7国家GDP增速下降7个百分点，这将带动世界经济增速下降超过3个百分点。仅此一项，就使得世界经济增速降至0附近。再把中国、印度和日本必然出现的经济增速下滑考虑进来，世界经济在2020年必然是负增长状态。而且，受到严重疫情冲击的远不止这几个国家，其他欧洲发达经济体和巴西、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同样也受困于严重的疫情。据IMF的预测，疫情冲击将导致全球绝大多数经济体出现不同程度的负增长。这将进一步加剧世界经济的负增长状态。
疫情还处于发展过程之中，此时要准确评估疫情及各种防控措施对GDP增长的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有一点很明确，各国产出水平、家庭消费、企业投资和国际都将大幅收缩。在现有的各种估计中多是基于疫情直接冲击的估计，没有充分考虑疫情冲击在生产价值链或经济内部传导、反馈和循环叠加而产生的间接影响。根据众多学者对过去各种灾害性事件的经济影响的研究，特别是以2011年日本大地震为对象的研究，灾害性事件在沿着生产价值链传导后带来的间接影响远大于直接影响，间接影响甚至能达到直接影响的10倍以上。由此，虽然无法准确评估疫情冲击对世界经济增长的量化影响，但是可以给出一个定性的判断，世界经济的衰退程度将会非常严重。
在此次疫情的冲击下，世界经济不仅会陷入严重的衰退状况，而且疫情的间接影响会持续较长时间。首先是对于新冠病毒还有太多未知的地方，存在疫情反复的风险，由此可能带来隔离、放松和再隔离的反复，这将使得世界经济承受多轮反复冲击。其次，当各国深入融入全球生产价值链和网络，疫情在不同国家之间的传播、扩散、反馈和循环叠加，也将带来类似的反复冲击的效果。由于产业结构的差异，相似的疫情管控措施下给各国带来的产出损失存在显著影响；或者，损失的发生时点存在显著差异，有些经济体的直接损失就很大，有些经济体直接损失相对较小，但是后续的间接损失可能会很大。进一步考虑到各国疫情发展情况的差异，防控措施的时机和严厉程度存在明显差异，各国产出变化的时间路径明显差异。在开放宏观经济学的传统逻辑中，各国产出变化的不同步性带来跨国平滑机制，有助于缓解外生冲击的影响，有助于降低收入的波动性。但是，如果把各国在全球生产价值链上的投入-产出联系考虑进来，跨国差异带来的可能并不是平滑的好处，而是初始冲击的不断传播和循环叠加，外生冲击影响的衰减过程被显著拉长。
五、疫情快速发展期的政策逻辑
疫情防控和救治生命是最优先的政策选择。在这个选择上，不仅要加大对医疗体系的支持和增加疫情防控物资的供给，还要采取旅行限制、人员流动和聚集限制、暂停公共活动和关闭学校等措施，甚至要采取关闭边界、暂停非必需商业活动和封城锁国等极端措施。这必然导致经济活动的大范围停滞，由此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这样似乎就出现了保护生命和保护生计的两难选择。事实上，疫情蔓延之下，经济是不可能复苏的。面对疫情的迅速发展和生命安全的巨大风险，保护生计已经不是一个同等重要的选择。而且，只有及时抑制疫情和救治生命，才能避免未来的灾难性后果以及更大的经济损失，才有可能迎来经济复苏和生计的改善。
在疫情防控成为最优先政策选择的情况下，经济不可能是一种常态化运行，这就需要在底线思维下维持基本的经济和社会秩序。首先是尽可能地帮助个人和家庭维持生计。疫情带来的是经济的整体性停滞，工资调整、要素跨部门和跨地区转移等机制都已经失效，个人和家庭自身没有可行的办法来缓解失业和收入下降风险。特别是对于低收入群体，面临更高的健康风险、收入风险和金融风险。低收入群体从事的往往是缺乏劳动保护的工作，很多是零工、兼职或非正规就业，在疫情冲击下被解雇的风险更大。低收入工作往往难以借助网络来居家完成，要么是外出工作而面临更高的被感染风险，要么是在封城措施或“居家令”下失去工作和收入来源。而且，低收入群体通常缺乏必要的财务缓冲水平，储蓄或借贷能力较低，在就业和收入冲击下将完全失去生计。通过对企业的补贴帮助人们居家生活的同时保留工作岗位，通过扩大失业救济或其他形式的转移支付来维持家庭的基本生计，既是社会公平和正义所在，也是减少人员流动的重要手段。
其次是保护整个经济的运行根基免受疫情的永久性损害。这表现为大范围地直接开展对企业的救助。对企业展开救助，一方面有战略层面的考虑，对战略性产业或系统重要金融机构实施救助，比如美国对波音等行业企业的救助计划；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疫情冲击的特殊性，疫情冲击之下出现企业更迭过程停滞的风险。疫情导致生产经营过程的全面停滞，大量现有企业面临生存困境，甚至出现大规模的倒闭浪潮。但是，在疫情过去之前，新企业的进入过程基本是停滞的。这样的话，即便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因为缺乏活跃的市场主体，经济恢复过程将非常缓慢，可能出现另一种意义上的更为严重的长期停滞现象。
经济和社会的正常运行依赖于以企业为核心的各种网络关系，包括企业与企业、企业与工人、生产者与消费者以及贷款人与借款人等多种联系。如果在疫情冲击下企业大面积倒闭，这些复杂的关系网络将会彻底中断，这会导致严重的经济和社会混乱。企业大规模倒闭不仅会带来这种混乱，而且会导致组织技能的流失和社会资本的耗损，以及各种长期投资和生产项目的终止。在企业的更迭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各种有形和无形资本的损耗甚至消失。在正常的企业更迭和调整过程中，始终伴随着新生产能力的建立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对整个社会而言原有资本的损耗能够得到充分弥补。因此，有必要对企业展开普遍性或普惠性的救助，手段上必须依赖大规模财政刺激与货币金融宽松政策的配合。目的不仅是长期战略层面的考虑，还有对疫情过后的经济复苏过程的考虑。维持流动性环境和正常运转的金融体系，保持相对活跃的市场主体，保护经济赖以运行的关系网络、组织技能和社会资本，这样，疫情过后经济才有可能加速恢复。
疫情冲击下，经济和社会大面积陷入停滞，波及面之广是罕见的。为了同时实现防控疫情和救助家庭与企业的双重目的，必然要求采取各种超常力度和超常手段的政策措施。出于稳定信心和基本经济秩序的目的，同样也需要各种超常力度和超常手段的政策措施。随着疫情的迅速发展，各种严苛的防控措施不断出台。对疫情和经济前景的担忧导致不确定性急剧上升。Bloom等人的研究表明，此次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远高于过去曾经爆发疫情的时期；不确定性指数是SARS爆发期间的3倍，是埃博拉爆发期间的20倍；而且只要疫情继续增长，全球不确定性就会维持在高位。无论是基于历史数据，还是基于疫情爆发以来相关国家的数据，与高不确定性伴随的通常是经济增速的大幅下降和金融市场条件的显著紧缩。
需要强调的是，在疫情快速发展期间，无论是出于何种目的，无论政策力度有多大，都不是以刺激经济为导向的，也不应该以刺激经济为导向。只有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政府的任务才会转向以后经济恢复问题。随着疫情的明显缓和，或者疫苗的问世和所谓“群体免疫”的形成，防控措施逐步趋于缓和，政策的优先选择才会转向重启经济和刺激经济。疫后经济重启和复苏的速度依赖于疫情期间救助政策的有效性。如果在疫情期间能够通过救助政策避免大规模的企业倒闭，能够维持生产网络的低水平运转，那么，疫后的刺激政策才能够推动经济更快和更平稳的复苏。这又依赖于疫情防控政策的成效，一个关键点是必须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有效控制住疫情。如果不能在较短时间内控制住疫情的快速发展势头，政府将无力支撑大规模的、普惠性的救助行为，企业和家庭的各种问题将会集中爆发，经济的复苏将变得遥遥无期。此外，在现有的经济模式下，受制于信心的不足，无法确知疫情损失直接冲击所带来的损失分布，也无法确知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出现的间接损失及其分布。政策层面能做的就是尽最大可能提高政策扶持力度。沿着这样的逻辑，政府就必须在短期中全盘托出在自身能力范围内可能实施的各种政策措施，这样才有可能实现防控疫情和救助家庭与企业的双重目的。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各国都采取了前所未来的宏观经济政策措施。
六、国际政策协调陷入困境
次疫情的全球蔓延和加剧已经使得经济和社会遭受重大冲击，世界经济的整体性衰退已经难以避免。目前迫切需求各国联手抗疫，共同维持全球经济的基本循环，不仅是为了避免世界经济陷入深度衰退，而且是为了避免全球生产价值链和网络遭受永久性损伤。置身于全球经济中，各国已经深度融入全球生产价值链和国际网络，维持其中的各种网络关系、组织技能和社会资本，对各国都是至关重要的。而事实上，即便本国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生产和供给能力的恢复速度依然存疑。置身于全球整体经济中，作为全球生产价值链上的一个环节，本国供给能力的恢复过程还依赖于来自国外的生产投入的可获得性，这就依赖于国内经济的恢复情况。所以，疫情之下迫切需要各国开展有效的政策协调。
但是，即便是目前疫情仍然快速增长的主要发达经济体，对于国际政策协调的态度也是非常含糊，多是流于相对空洞的口头表达，缺乏实质性的协调政策行动。这与2008-09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当时各国以G20为平台迅速开展政策协调并付诸具体政策行动。为什么此次疫情之下的国际政策协调难以及时展开、并付诸具体行动？这里面当然有对新冠病毒疫情认识不足的问题以及疫情防控逻辑与全球经济运行逻辑相悖的问题。但是在经济层面更重要的是其他三个原因。
首先，疫情快速发展期中的宏观经济政策定位是救助经济、而不是刺激经济。通过刺激性宏观经济政策来推动经济扩张，能在国际间通过供应链条和需求链条产生正的溢出效应，各国有很强的意愿就此展开协调与合作，通过政策合力来推动各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更快地走出衰退。但是，在实施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的情况下，疫情救助政策在本质上是内向性的。维持家庭基本生计和企业基本生存的政策很难产生正的溢出效应，各国分别指向本国家庭和企业的救助政策之间很难形成合力。这就导致各国之间的合作意愿不强。
其次，各国的疫情救助政策会带来潜在的国际融资竞争，或者说跨国再分配过程中的竞争。疫情快速发展期间，整个经济和社会循环的停滞导致政府收入大幅降低，防控疫情和疫情救助却需要政府大幅增加支出。政府的债务融资能力就成为关键因素。发达经济体特别是主要国际货币的发行国或地区，在这一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因为国际货币地位带来的最大优势或者说所谓的“铸币税”，就是利用本币进行国际融资的能力。私人部门在面临经济停滞困境时，基本丧失了正常的融资能力。私人部门的各种融资工具都具有极高的风险，私人融资市场陷入“无交易对手”的状态。各国政府或者为私人融资工具提供信用背书，或者进入市场充当交易对手，直接为私人部门提供资金。但是在2008-09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很多国家的政府债务已经累积到非常高的水平，如何才能进一步扩张政府债务？政府债务存量已经很高的国家倾向于采取所谓的“第三种财政政策”，即政府债务的货币化。政府债务货币化是一个再分配过程，如果这个过程只限于国内，政策的空间和效果有限，并且会带来很多问题。能否将上述融资链条向国际延伸，就成为政府能够开展大规模疫情救助的关键环节。各国政府为了开展大规模疫情救助，不得不展开国际融资竞争。基于所拥有的主导性国际货币地位，美元和美国国债成为国际上安全资产的代表。美国在国际融资竞争中具有天然优势，这也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美元过度特权”。基于本币国际地位的显著差异，在国际货币发行国与非国际货币发行国之间，在美国与其他主要国际货币的发行国之间，都会存在这样一种不断激化的竞争。这是由救助政策的性质行为决定，在经济整体性停滞的背景下，所谓的救助就是一部分人救助另外一部分人。2008-09全球金融危机时期，各国在经济刺激政策上的协调，实现的是跨期平滑和转移，即用未来不断扩张的经济来救助现在的经济。当前主要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都处于疫情快速发展期，疫情救助政策上的协调，在某种意义上要解决的似乎是跨国分配问题。内生的竞争性就成为制约国际政策协调的重要因素。
第三，疫情救助政策中融入的长期战略导向，会加剧主要国家之间的竞争。置身于世界经济的深度调整期，各国之间的竞争不仅是短期中全球化红利下降所导致的收益分配之争，更重要的是指向长期战略利益的前沿技术和产业之争。在此背景下，各国政策的内向性及其导致的不协调与摩擦已经开始显露。疫情之下，主要国家都已经关注一个基本问题，即疫情期间出台的各种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兼顾短期应急需求和长期结构调整导向。这在美国表现得最为明显。美国很多从事战略研究的学者经常说一句话，“你绝对不应该浪费一次严重的危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你可以做你曾经认为不可能做的事情。”美国在2008-09全球金融危机期间，通过立法调整为扩大能源和气候相关领域的财政支出提供了法律依据，随后通过税收调整和财政拨款推动了美国清洁能源产业的迅猛发展。而在此次疫情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疫情形势的变化，在短期应急性政策之后，美国政府可能会逐步推出具有战略意义的刺激政策。利用危机期间政府能够提供的经济支持，推动私人部门的战略性转变，刺激战略性产业的发展。甚至利用疫情带来的全球价值链中断，重建或增加国内生产能力，减少关键产品对国外供给的依赖性，加速“去全球化进程”。在低利率环境中，兼顾长期结构调整方向的救助政策，不仅有助于降低政府债务的长期负面影响，而且有助于重构经济的长期基础。当主要国家疫情救助政策中呈现越来越多的长期战略色彩时，相互之间的竞争性将显著提高，协调合作的难度将进一步加大。
七、小结
从累计确诊病例数、每万人累计确诊病例数和每平方公里累计确诊病例数等静态指标上看，对全球经济具有系统性重要影响的美欧发达经济体都已经出现非常严重的疫情。从过去10天中累计确诊病例数的增长速度看，主要发达经济体以及世界整体不仅疫情现状已经很严重，而且疫情的快速增长期还远未过去。同时，疫情已经呈现出向新兴市场和发展经济体加速扩散的趋势，特别是印度、俄罗斯、巴西和菲律宾等对全球经济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
美欧主要发达经济体的疫情在绝对规模、覆盖面和发展态势等三个维度上都较为严重。因此，这些国家不仅在现在需要执行严格的防控政策，而且防控政策在未来进一步趋严的可能性很大。巴西、俄罗斯和加拿大的疫情在绝对规模和发展态势两个维度较为严重，其疫情防控政策在现有基础上更趋严苛的可能性较大。印度现有疫情尚不严重，但是疫情的发展态势比较严重，其疫情防控政策有很大可能性趋于严苛。中国和韩国的疫情在绝对规模上较为严重，但因为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疫情快速增长期已经过去，所以，防控政策在现有基础上会呈现逐步放松的态势，政策重点会从疫情防控逐步转向疫后救助和经济恢复。
与战后以来世界所经历的其他疫情或灾害事件相比，此次COVID-19疫情不仅感染人数更多、波及范围更广，而且对全球经济具有系统重要性的主要发达经济体和大型新兴经济体都爆发了严重的疫情。在全球最大的20个经济体中，除中国和韩国外的大多数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疫情，并且疫情的动态趋势还处于快速发展过程中。因此对全球经济而言，此次疫情的冲击已经是全局性和系统性的。
此次疫情的防控逻辑与经济的运行逻辑完全相悖，经济的正常运转高度依赖于频繁的人员流动和接触，而疫情防控则要求限制人员流动和阻隔人员接触。这就意味着，当前疫情状况严重、发展态势严峻的主要发达经济体和大型新兴经济体，经济的全面停滞或者趋向全面停滞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疫情的直接冲击已经非常严重，进一步考虑到疫情冲击在生产价值链或经济内部传导和循环叠加，由此产生的间接影响远大于直接冲击的影响。因此，虽然暂时无法准确评估疫情冲击对世界经济增长的量化影响，但是可以给出一个定性的判断，世界经济的衰退程度将会非常严重。
在疫情的冲击下，世界经济不仅会陷入严重的衰退状况，而且疫情的间接影响会持续较长时间。由于产业结构的差异，相似的疫情管控措施下给各国带来的产出损失存在显著影响。由于各国疫情发展情况的差异，防控措施的时机和严厉程度存在明显差异，各国产出变化的时间路径明显差异。考虑到各国在全球生产价值链上的投入-产出联系，跨国差异带来的可能是初始冲击的不断传导和循环叠加，外生冲击影响的衰减过程被显著拉长。
在疫情得不到有效控制的情况下，经济和社会的正常运转都无从谈起。所以，疫情防控和救治生命是最优先的政策选择。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必然导致经济活动的大范围停滞，政策层面需要实施疫情救助政策，这既是维持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必然要求，也是为了保护整个经济的运行根基免受疫情的永久性损害，为疫情后的经济恢复奠定基础。出于防控疫情和救助家庭与企业的双重目的，加之无法确知疫情带来的直接损失的分布，也无法确知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出现的间接损失及其分布，政策层面能做的就是尽最大可能提高政策扶持力度。沿着这样的逻辑，政府就必须在短期中全盘托出在自身能力范围内可能实施的各种政策措施，这样才有可能实现防控疫情和救助家庭与企业的双重目的。需要强调的是，在疫情快速发展期间，无论是出于何种目的，无论政策力度有多大，都不是以刺激经济为导向的，也不应该以刺激经济为导向。只有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政府的任务才会转向经济恢复问题。
疫情的全球蔓延和加剧已经使得经济和社会遭受重大冲击，世界经济的整体性衰退已经难以避免。目前迫切需求各国联手抗疫，共同维持全球经济的基本循环，不仅是为了避免世界经济陷入深度衰退，而且是为了避免全球生产价值链和网络遭受永久性损伤。所以，疫情之下迫切需要各国开展有效的政策协调。但是，受制于三个方面的原因，国际政策协调限于困境，难以实质性展开。首先，疫情快速发展期中的宏观经济政策定位是救助经济、而不是刺激经济。在疫情快速发展期，疫情救助政策在本质上是内向性的，各国之间的合作意愿不强。其次，各国的疫情救助政策会带来潜在的国际融资竞争，或者说跨国再分配过程中的竞争。当前主要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都处于疫情快速发展期，疫情救助政策上的协调，在某种意义上要解决的是跨国分配问题。内生的竞争性制约了国际政策协调的开展。第三，疫情救助政策中融入的长期战略导向，会加剧主要国家之间的竞争。当主要国家疫情救助政策中呈现越来越多的长期战略色彩时，相互之间的竞争性将显著提高，协调合作的难度将进一步加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