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陆挺：政府可提出一个约相当于年度GDP总量7%-10%的纾困和刺激计划
来源：网易研究局
作者：陆挺（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这是1930年代以来全球最大的经济危机
全球经济是否已经进入危机，就看定义了。根据我的判断，这是1930年代以来全球最大的经济危机，其对实体经济的破坏程度超过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我们预计今年全球经济萎缩4%，而全球金融危机时的2009年，全球经济萎缩1.7%。
陆挺
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不一样，这次由疫情导致的危机首先重创实体经济，遭受重创的经济进而剧烈冲击本来就已经杠杆高企的全球金融体系，造成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大的美元荒和金融资产价格暴跌。尽管世界各国政府紧急出台了大量纾困政策，全球失业率必然快速上升，大批企业将倒闭破产，或将导致比全球金融危机时期更为严重的企业债违约风险。但我认为和2008年的雷曼危机相比，今年疫情导致类似2008年的金融海啸的可能性不大。原因是：
•世界各国央行支持，除了降息，还有数量宽松；我想经过了2008年那次全球金融危机，各国政府和央行是宁肯出现通胀，也不要金融海啸。再说发达国家现在通胀普遍较低，所以实际上货币政策和财政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主要风险是实体经济下滑导致的企业坏账上升，流动性出现问题，但央行降息和数量宽松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大规模违约发生的可能性和破坏性。换句话说，因为2008年雷曼危机所带来的巨大冲击， 应该不会再出现因为央行不救而发生类似雷曼破产这样的事件。
•得益于2008年以后的各国监管力度加强，金融市场的出清和金融机构的自救，金融机构的杠杆比2008年要低很多。美国大银行的一级资本占权重总资产的比例，现在是12%， 2008年是5%，现在是当时的2.5倍。也就是说杠杆率只有原来的40%。2008年的时候，像雷曼这样的公司，杠杆率高达31倍，而现在美国大银行的杠杆率大概只有8倍。
•华尔街投行几乎裁减了所有的自营部门，大幅减少了复杂的衍生产品。而且底层产品方面，也几乎没有类似房地产次级贷款的产品。
重点放在纾困中小民企和加速复工，而非开启新一轮大规模需求刺激
中国在抗疫方面取得了骄人的成绩，目前已经处在抗疫后期。但由海外疫情加重带来的外需崩塌难于避免，倒灌国内出现疫情复发的风险也在不断上升。
政策方面，当前除保障防疫和基本民生之外，应将重点放在积极纾困中小民企和加速复工之上，而非开启新一轮的大规模需求刺激。当前虽然有必要推出一定规模的需求刺激计划，但纾困政策仍是关键，况且很多纾困政策本身也能拉动需求。政策应加大扶助家庭和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的力度，防止大规模的企业和家庭破产违约，避免失业率快速上升。这样在疫情之后，需求能够快速反弹，作为供给侧核心的企业能够快速复工复产。经济何时触底反弹主要取决于中国疫情乃至全球疫情发展，因为不确定性较大，政府应做好不同情形下的应对预案。
具体执行方面，政府可提出一个约相当于年度GDP总量7%-10%的综合纾困和刺激计划。纾困既救急又救穷，应尽量避免各类产业补贴和各种寻租行为。通过货币或财政政策来纾困不是问题的关键。为加快纾困速度并避免占用市场资金，央行宜起关键作用。在加大力度给市场提供流动性支持的同时，央行可通过量化宽松工具，以及通过购买特别国债等方式来增加基础货币投放和中央财政支出。
我们应该多借鉴其它国家在纾困方面的经验。我们通过对各国纾困政策的比较和中国的实际情况，列举纾困的三个原则：救急，救小，救穷。就是要救助受疫情冲击最大的企业和家庭，尤其是位于湖北的企业和家庭。企业救助方面，尽量救助小微企业；大中企业的救助原则上只限于流动性支持；救助资质较好、但因为外需暴跌和产业链断裂而面临现金流断裂风险的企业。出台纾困政策也要注意一些事项。首先，若纾困不当，资金分配不公，也会引发社会矛盾。其次，纾困资金也可能会大量流入股市和房地产。
要想尽一切办法让中小微企业和个体户生存下来
我们经过仔细分析别国经验，结合我国实际，认为我们应该在贷款、税收、租金和人员工资方面帮助中小企业。在经济按下暂停键的时候，让接近停摆的经济维持基本运行，让企业熬过难关，在疫情过后能迅速重新启动。
具体在补贴和转移支付方面，可考虑以下几点：
•减免小微企业尤其是湖北省小微企业的贷款利息。减免小微企业贷款利息。截至今年二月底，我们估算全国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万亿元，假定平均利率为7%，我认为我们可以阶段性减免全国中小企业的利息，成本由国家财政通过发行特别国债来承担。湖北尤其武汉的中小企业的利息减免力度应该更大一些。
•统一延长全国所有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的短期贷款。建议对于未来六个月内到期的贷款，统一延长半年。
•阶段性大幅度降低全国范围内中小微企业各类税收，尤其是增值税和所得税，具体方案应该由税务部门以最快速度做出。阶段性免征湖北省内小微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和其他税收。
•阶段性系统地降低湖北尤其是武汉的各类企业税收。
•按一定标准补贴不裁员或者少裁员的中小企业，款项专门用来支付最低保障工资。在湖北首先实行。湖北以外，可先在出口企业较多的广东江浙等地试点。要求接受信贷救助的企业在某时间点之前维持去年四季度时雇佣规模的一定比例以上。
•帮助中小微企业减免房租，最后做到房东让一点，政府补一点，企业支付一点，共渡难关。政府补偿那部分，也通过发行特别国债来支付。当然这方面的实际操作会比较复杂。
从央行流动性提供方面考虑，政府和央行已经做了大量工作，我们认为还可以考虑以下几点。
•一是监管机构适当提高对商业银行（尤其是受疫情影响较大地区的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容忍度，阶段性适度放松一些监管指标。
•二是未雨绸缪，给信用债市场提供流动性。2018年7月我国高收益债券市场发生违约潮和流动性危机时，央行及时通过窗口指导商业银行，将额外给予MLF（中期借贷便利）资金，用于非金融信用债投资，AA+及以上评级按1：1比例给予MLF，AA+以下评级按1：2给予MLF资金。我们认为央行可重启这个项目。
•三是简化出口退税的程序，加速出口退税金额的支付，中间的流动性可由央行委托某些商业银行来提供，如企业只要拿到海关出口证明，即可从商行获取资金，从而帮助出口企业改善现金流。2019年，我国外贸企业出口退税总额为1.65万亿人民币。不少企业反映出口退税的流程还是较复杂，支付过慢，占用太多现金。
•增加再贷款再贴现资金。
政府应给新基建市场留下足够空间，让市场充分发挥其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
线上业务前景肯定很好。这次疫情对两个行业影响最大，一是网络会议，可以说最大的赢家。二是将网购推进了一步，尤其是生鲜网购。但像网络视频会议系统，护城河不够宽，不够深，最后的结果是几个大平台占主导地位，但利润率有限，所以一窝蜂地冲进这个行业未必理智。
我在几个星期前发表过一篇题为”产业非基建，基建无新老，关键看回报”的文章。我认为政府确实需要推出一定规模的刺激计划来稳定总需求。在基建方面，我们也确实应该紧跟科技前沿，通过建设一批新项目来推动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但我们也应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清醒地认识到以下几点。一是不能将产业混淆为基建，不能借疫情让政府过度补贴某些产业。二是基建不分新老，关键是提高回报，应根据国情来选择合适的项目和确定基建的区域布局。三是在逆周期调节方面，积极推进在建基建项目和房地产项目的复工，加速推进已规划项目的开工，而非仓促审批新的基建项目、重走产业补贴的老路，导致新一轮的寻租行为。
具体而言，自2018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来，中央和一些部委先后把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和物联网、数据中心和5G网络等四个领域称为新型基础设施。但在我看来，我们应该从一个战略高度来看待中央高屋建瓴的指引，而非机械地套用传统的思维来去理解甚至运作这些新兴领域。具体说来，作为新一代通讯基础设施的5G网络确实既“新”又属于“基建”，是若干新兴产业的基础。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以及数据中心虽然具有基础设施的某些特征，却更像是通讯和数据传输平台上的应用。对政府而言，5G网络和交通运输与能源供应网络相似，在严格论证的前提下，国家可通过其国企平台进行大规模的布局和投资。但在通讯网络的运用领域中，政府应给市场留下足够的空间，让市场充分发挥其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
我认为中央政府认识到上述产业领域的光明前景和战略重要性，将其提升到“新基建”的高度，并非是要对在这些领域大幅度增加政府直接投资，抑或通过大额财政补贴来推动这些产业发展。政府的功能在于为这些产业的发展制定规则，保护产权，清理障碍，让市场去有序运行。曲解中央的战略规划，试图用大量政府投资或补贴的方式来推动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以及数据中心的发展，可能会破坏这些领域现有的较为健康的生态，导致大量的寻租行为，造成较大的人力财力的损失。过去十几年我们在光伏面板、风电和新能源汽车方面的教训颇为深刻。
新基建七大领域中的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三个领域比较特殊。我们经过仔细查证，发现这三个领域其实并没有在最近被中央或相关部委明确列为新型基础设施。
中央高瞻远瞩地提出要重视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关键是看到我国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之中，具备后发优势和某些关键的相对优势，有些方面可以大幅跨越，移动互联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未来基于更高速的通讯网络在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领域也将使我国处于世界前列。但我们同时也要看到，我国还是中等收入国家，城市化程度还只有60%，城市中尚有两亿多的流动人口，人均GDP在全球仅排80来位，我国人均基础设施资本存量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并不高，城市基础设施还有大量缺口与短板，因此在基建投资方面，以及养老、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的投资方面仍有很大的空间。我国未来很多年的基建，关键不在新旧，而在于选对位置、选对项目、保障民生、追求较高的综合回报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