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第一所”：见证中国经济学人成长史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本报记者 范思立
90年来，经济所历经抗战烽火洗礼，伴随新中国的建立与成长，与改革开放同行，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历史进程中，持续发挥着重要作用，代表了中国经济学研究和发展的主流。
素有“天下第一所”美誉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迎来了建所90周年。
在5月1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办的“经济研究所建所90周年国际研讨会暨经济研究·高层论坛2019”上，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谢伏瞻表示，90年来，经济所历经抗战烽火洗礼，伴随新中国的建立与成长，与改革开放同行，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历史进程中，持续发挥着重要作用，代表了中国经济学研究和发展的主流。
谢伏瞻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对我国经济学理论创新乃至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经济学人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要坚持与时代同步伐，不断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学术精品奉献人民；要坚持研究和回答新时代要求，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进一步弘扬经济所的优良学术传统。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高培勇表示，90年来，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立足国情、以调查研究立所；学术报国，以天下为己任；崇尚学术，以学术为本位；尊重知识，以人才为中心。所有这些，既是经济所的特质，也是经济所人的精神。一部经济所史，就是一部经济所人以自己的研究成果报效祖国和人民的历史，也是一部中国经济学人和中国经济学成长与发展历史的缩影。
全国政协副主席辜胜阻表示，创新驱动绝不仅仅只是培育新动能、推进高技术产业化，还要通过技术的进步来推动传统产业迈向高端化。创新驱动一定要有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要发挥好市场“无形之手”和政府“有形之手”的协同作用。通过资本市场改革赋能创新发展，推动存量改革与增量改革并重、市场化与法治化并重、规范化和透明化并重；强化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让更多闲钱和长期资金进入股权投资；优化“实业能致富，创新致大富”的环境。他希望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围绕新一轮产业革命和科技革命、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强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和宏观调控、经济全球化和“一带一路”等重大经济问题建言资政。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在演讲中表示，对当前中国经济的讨论中，有三个范式比较流行，分别是“菲利普斯取舍”“卡尼曼回归”和“索洛趋同”。这些范式都不足以说明中国经济现状。判断中国目前经济形势，不要从需求侧看，不能再回到原来的增长率上去判断。要在边际递减趋同的条件下去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必须有更大力度的改革和开放。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巴里·诺顿在题为“探寻中国改革之路：结构调整和市场化改革”的演讲中认为，40年前的中国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社会和经济的每一个方面。经济研究所等机构参与的理论探索和讨论是中国经济成功重要的一个驱动因素。中国的经济变革和经济增长奇迹是相互联系的。目前，结构性变革的步伐在放缓，政策需要作出调整。
5月17日的圆桌论坛以“经济所、经济所人与中国经济学”为主题。参加讨论的原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高尚全认为，要充分认识过紧日子的长期性和重要性，政府要带好头，企业要有忧患意识，鼓励居民扩大消费，增强纳税人意识。
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洪银兴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制度、经济运行、经济发展的一种理论科学，应拓展其研究对象和层次，深入到现实层面。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认为，面对工业化、市场化、信息化和全球化发展趋势巨大的情景变化，中国经济学应通过思想创新、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来寻求突破和发展。
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陈思宽介绍了中国台湾地区在面临人口老龄化、城市化背景下实施的“地方创生”政策经验。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盖保德认为，次优理论对了解中国经济发展经验至关重要。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黄佩华认为，中国财政预算支出构成逐步向民生支出转变，应当改革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财政体制。
在5月17日下午举行的第四单元“中国经济·知识体系·学科发展”主题论坛上，20多位来自研究机构、高等院校等单位的学者发言，围绕中国特色经济学的学科发展、知识体系建设的主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在同时举行的10个平行论坛上，与会者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经济学70年回顾与展望”“增长动力转换与高质量发展”“基于大国发展道路的中国经济”“系统性风险的防范与化解”“乡村振兴与扶贫攻坚”“改革开放与全球经济”“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经济学期刊审稿规范与流程管理”“经济研究所90年发展回顾和未来展望”为主题展开了学术讨论。
据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前身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社会调查部，1929年社会调查部改组成立独立的社会调查所，1934年与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合并，成为新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1945年更名为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1950年改称中国科学院社会研究所，1953年更名为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后，更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并沿用至今。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90年发展历史中，一大批对中国经济建设和经济理论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学者先后在此耕耘不辍。其中，包括中央研究院院士1人（陶孟和），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4人（狄超白、许涤新、陶孟和、骆耕漠），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4人（张卓元、刘树成、朱玲、高培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12人（于祖尧、朱绍文、吴承明、汪敬虞、赵人伟、骆耕漠、戴园晨、孙世铮、宓汝成、经君健、聂宝璋、项启源），以及千家驹、陈翰笙、顾准、严中平、李文治等学界泰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