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电商法》出台，哀鸿遍野，但通过抬高市场准入门槛和市场经营成本，也把那些没有资质、依靠出售三无产品或假冒伪劣的经营者挤出市场。
“新规出台后，代购前路未卜，新规未知，像日本本土的产品基本会全部下架。”即便是从事代购多年，且已在日本本土开了贸易公司的季萌也不能幸免于难。从2018年双十一大促开始，以及黑色星期五、双十二等购物节，大多数中小型店铺的代购商家，都用比以往更大的优惠力度来吸引用户持续性消费，以便更好的清理库存。
自2019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以下简称“电商法”）正式生效，不仅对电子商务的范围进行了明确的定义，还规定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从事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经营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要依法办理市场主体登记并纳税，同时将代购和微商明确纳入电商法的监管范畴。但由于尚不清楚电商法具体如何落地实施，很多代购、微商们仍在观望中，“不过一些有规模的店家已经注册了国内公司，并开始独立运营。”某商贸公司从业者刘然对《中国企业家》表示，这些“吃螃蟹的人”如果能成功转型的话，接下来的路会好走很多。
但对更多代购们来说，这个新年过的并不痛快。2018年12月31号，做了两年澳大利亚代购的刘爽直接删除了微信朋友圈所有的代购产品，并将朋友圈设置成三天可见，代购群里也暂停了直播。刘爽直言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暂时规避一些风险，同时也在考虑是否转型还是放弃代购。“一方面海关查控收紧，不管是直邮还是人肉带回国，风险都比原来大太多；其次如果成立正规公司，税太高赚不到钱，还费力不讨好。”
《电商法》的出台，让那些年入上百万的代购们，一下子乱了方寸。
“代购们”该何去何从？
最让代购、微商们头疼的不仅仅是依法纳税后利润空间变少，更亟需解决的是如何办理营业执照，销售资质的确认等一系列问题。根据《电商法》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从事经营活动，除从事个人农副产品销售、零星小额交易等活动之外，电商经营者应“在其首页显著位置，持续公示营业执照信息和与其经营业务有关的行政许可信息”。也就是说海外的代购们，如果想在电商平台开店，不仅需要在工商局进行工商登记，并拥有中国和采购国双方的营业执照，还需要获得相应行政管理部门的许可资格或是销售资质。否则，平台方可以报送相关部门进行处罚。
更何况从2017年开始，季萌就明显感觉到，随着一些大的资本方进入了代购行业，很多店铺都交给了专业的运营公司进行管理，不仅产品价格被压的很低，利润也被压榨的所剩无几。对小型代购而言，既没有系统对接各个部门业务的经验，后续运营也是问题，“即便没有《电商法》，小型代购由于价格太高，也很难生存下去，很多之前销量很高的店铺也都关店不做了。”
另外在发货方式上，代购们若想合规化，只能通过保税区或直邮进行发货，或者转型做一般贸易进口的产品，但季萌对《中国企业家》记者表示，三种办法各有弊端，“一方面保税仓运费、仓储费、打包费都价格高，另一方面对产品有数量方面的要求，对于SKU多的产品就很不利；直邮则是邮费非常高，消费者一般接受不了；而一般贸易，可选择的产品又太少，任何一个护肤品想正规进口，需要各种检疫报告及活体动物测试，有些品牌根本申请不下来。”
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刘燕南副教授看来，虽然电商法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抬高了市场准入的门槛和市场经营的成本，但是对于抑制电商平台假货泛滥，经营者资质不全，消费者维权无门的情形非常有效。“那些没有资质、依靠出售三无产品或借低价推销劣质产品的经营者要么放弃经营退出市场，要么放弃上述不良行为进行规范经营。”
2017年中旬，季萌为了压低采购成本，拓展新的进货渠道，在日本成立了自己的贸易公司，与日本化妆品品牌的中国代理商进行合作，签约产品的代理权，“有了更多和厂家、品牌直接接触的渠道，就可以支撑起店里销量高的一些爆款，数量越多价格越便宜。在采购价格和采购数量上，是私人代购时期不能比的。”但季萌也坦言为了吸引流量，有些爆款基本上是在亏钱做，“当很多人来买亏钱的单品，顺便带一些有正常利润的东西，就有可能收回成本。”
对刘爽这样的海外留学党来说，代购只是其获取零用钱的渠道之一，“回国办理营业执照比在国外（澳大利亚）办理更难，也没有找到具体的操作办法，还不如不做了。”刘爽说，她曾给自己的家乡山东工商局打电话咨询如何办理电商营业执照，但工作人员也不太清楚。
对此，刘燕南教授表示，虽然法律的制定有着非常严格的程序，一旦制定出来就要生效实施。但在办证上，并不是所有的卖家都需要办理营业执照，对于此前提到的“零星小额交易”的定义，也还有待具体细则的出台。
可即便是《电商法》的很多细则还未落地，但纳税已成为不可争议的事实。不仅中国境内的代购要如实报税、纳税，跨境电商也需要在采购国和中国两次缴税。“虽然还不清楚税费具体收取多少，但产品价格一定会大幅度上涨。”刘然解释说，2019年是个转折点，代购行业一定会进入洗牌期，可能会出现良币驱逐劣币的情况。
季萌也打算在国内成立公司，并将代购纳入正轨。除了日本化妆品的品牌授权外，她还在尝试做韩国、泰国等相关产品的授权，想要从日本代购店转型为没有特定国家产品的美妆店。
跨境电商的围攻
除了来自《电商法》的种种限制，代购间的竞争外，随着天猫国际、小红书等跨境电商平台的兴起，代购们的生存压力可想而知，“在加上品牌方在国内的电商平台开设旗舰店，很多产品的流量被稀释的接近于零，很多代购也就放弃了。”做了6年韩国代购的张妍说。
相比张妍，季萌就乐观的多了。在她看来，旗舰店或者是大平台的产品除非是大促或者做活动，日常的价格会比普通代购贵得多，所以无论是什么类型的代购店、旗舰店甚至是微商，也都还有其生存空间。而据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监测数据显示，2018上半年中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为5.69亿人，较2017年上半年中国网购用户的5.16亿人，同比增长了10.2%。“中国人实在太多了，重点是要想清楚要做哪个消费层的生意，在这个基础上合理安排产品就可以了。”季萌说。
但对一些从事奢侈品的代购来说，情况并非如此。自2017年起，京东就推出旗下奢侈品电商品牌Toplife，并对英国奢侈品电商平台Farfetch投资3.97亿美元，成为其最大股东之一；2018年11月，阿里在已经推出天猫奢侈品平台Luxury Pavilion的情况下，与Farfetch的强劲对手之一Yoox Net-A-Porte（简称：YNPA）成立合资公司，以获得更好的品牌资源。据悉YNAP 共有近 1000 个奢侈品品牌及设计师品牌。
“很多品牌方跟他们（阿里、京东等）签订了独家授权，我们很难拿到货，再加上很多奢侈品的包、手表本来就是限量款，即便排队拿号，都不一定能抢得到。”从事3年欧洲代购的米芠表示，奢侈品价值本身就比较高，可代替性低，品牌渠道被垄断后，海外奢侈品代购步履维艰。
再加上自2015年起，中国在进口商品方面的关税逐年下降，覆盖了近300种日用消费品，并从2019年1月1日起对香港、澳门的商品全面实施0关税政策。据悉，中国在四年间六降关税，平均关税（算术关税）已降至7.5%，逐步满足了国内市场和消费者对进口商品的消费需求。
仿佛关税的下调、《电商法》的出台都对跨境电商、海淘平台有利好的趋势，那它们是不是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尽管现阶段，跨境电商的布局者中不乏阿里、京东等电商巨头，以及小红书、蜜芽宝贝等创业公司，但整个行业尚属蓝海，且并未出现领头者。在刘然看来，跨境电商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且假货不断，未来必然会出现大面积的淘汰。“当线上流量红利失之殆尽，市场增速放缓，跨境电商及海淘平台需要思考新的转型方向。”
“而国内经济形势不太好时，一些经营者往往为了扩大销量，完成销售任务，更容易采取各种不正当竞争的手段。”刘燕南称，因此，规范经营者的行为就变得尤为重要，《电商法》的作用也在于此。
外资限购令
2018年10月，法国奢侈品集团LVMH公布了2018财年第三季度的业绩报告，其首席财务官Jean-Jacques Guiony在该项会议中公开表态支持中国政府打击代购的举动，并认为这对于集团旗下品牌来说是一件好事情。
“打击代购并不会阻止中国游客在国外购买奢侈品，反而他们能从逐渐缩小的海内外差价中获益，因此我们能在第三季度报告中看到，曾经在港澳购买奢侈品的消费者也在中国大陆进行购买。”Guiony说。
同时Guiony表示，LVMH集团为了打击代购早已开展店铺限购等一系列尝试。在他看来，代购从来就不是集团倡导的事情，“尤其是在巴黎的店铺，就在严格限制顾客能购买的商品数量，目的就是为了不在欧洲出现平行市场。”
实际上，不光是奢侈品，像韩国的乐天百货、东京的银座都有很多高档品牌的专柜，虽然不少品牌依靠代购们打入中国市场，但官方层面却很难承认其价值。“对美妆、化妆品来说，产品的代替性非常高，品牌方不让做，那就做其他功效和价位接近的品牌。”季萌表示，这些产品的更新速度很快，自主选择性比较强。
而在中国宣布即将实行《电商法》后，部分中高端日韩专柜美妆品牌均出现了股价波动。据相关数据显示，韩国最大的化妆品生产商爱茉莉太平洋集团（Amore Pacific）的股价10月以来跌幅近30%。同时韩国第二大航空公司韩亚航空于2018年10月22日表示，出于安全原因将不再为飞往中国大陆和香港的乘客提供“以商业为目的”的行李托运服务。也就是说这部分代购即便是按照《电商法》规定，办理相关运营资质，也仍要面临随之而来的物流成本的变化，及汇率变动等问题。
虽然《电商法》的诸多细则还尚未落实，但显然，无论代购从业者想要转型或是继续原有业务，都要面临阵痛期，才有可能浴火重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