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雷顿森林体系再生委员会创办人：中国需要讲述自己的故事
布雷顿森林体系再生委员会创办人和执行长官Marc Uzan先生
日前，布雷顿森林体系再生委员会创办人和执行长官Marc Uzan先生就亚投行、国际金融体系和中国的全球责任等热点问题接受了无界智库首席战略官傅蔚冈的专访。
问：中国目前正在筹建亚洲基础设施银行，您如何看待亚洲基础设施银行的成立？这会对国际金融体系产生哪些影响？
答：首先，我们看到中国建立了一个全新的多边银行。我认为，亚投行的成立并不是对现有国际金融体系的挑战，而是会促进其他旧的多边银行的改革。因为亚投行会带来一些新的管理架构和创新的理念，这些创新会给其他多边银行带来挑战。在不到两年内，亚投行已经有57个创始会员国。今年底亚投行将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对全球金融体系而言，这是一个重大事件。因为当前全球正在面临一个挑战：经济转型和大宗商品循环的终结。值此契机，亚投行可以投资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以创造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新型合作关系。在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IMF等机构的紧密合作下，亚投行可能会参与构建新的全球金融体系，为各国经济发展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
问：您对中国筹建的亚投行有哪些建议？
答：据我所知，目前亚投行的候任行长(金立群)将会在未来五年领导亚投行的发展。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需要好的管理。其次，亚投行眼光不能局限于亚洲国家的投资，应该放眼到其他欠发达地区，例如非洲。第三，创立新的协调机制。中国所做的并非挑战旧秩序，而是推动多边银行管理体系的发展，让后者能不断适应新的全球经济环境。
问：世界银行和IMF等国际机构自二战以来，在非洲都有很大的投资，但是结果不太成功。诸如此类现有多边银行难以做成的事情，亚投行是否可以做成？应该怎么做？
答：这正是亚投行面临的考验。正如我们所见，现有的多边银行很难进行改革。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时候，只有44个初始成员国，但是现在已经发展到191个。成员国之间达成协议是一件需要花费很长时间的事情。但是现在，随着科技发展，这个时间可以大幅缩短。亚投行需要避免的是重蹈其他机构的覆辙。亚投行面临的任务更加艰巨：绿色金融、气候变化以及经济转型。如果亚投行能从建立初期就积极参与并协调全球经济，就能体现出自己与现有多边银行的不同。
但这正是亚投行所面对的压力。你必须进行创新，满足巨大的资金需求，投资视野不要局限于亚洲。但是，我还是认为亚投行很有潜力。亚投行也会与现有多边银行相互合作。总之，多边银行都必须脚踏实地、反应迅速、良好管理，才能摆脱旧的机制，脱颖而出。
问：您如何看待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以及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下的国际金融秩序和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再生委员会的创办，旨在解决哪些问题？
答：我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在1971年就已经变得不合时宜、不可持续而且也极不平衡。当今的国际货币体系处于转型阶段，我们(布雷顿森林体系再生委员会)并非想要制定宏大的改革计划，只是努力致力于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间促进对话，完善国际金融体系。我们重新审视过去的全球金融危机和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促进决策者、企业和投资者等多方对话。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我们有G7集团和金砖五国，以及其他多极的国际经济协调机制。我们所做的就是组织全球范围的讨论，包括政府间、决策者与学者间的对话，来改善国际金融体系。
问：除了建立新的多边开发银行——亚投行和金砖开发银行外，您认为中国应如何发挥其在IMF和世界银行中的作用？
答：毫无疑问，中国正在试图构建自己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因此我们看到金砖五国的建立、亚投行的成立、人民币也许会加入SDR货币篮子、而且中国将在明年担任G20集团的轮值主席国。国际社会对于中国成为轮值主席国有很强的期待。首先对于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不要让大家失望。要知道G20机制一直秉持各国协商一致的原则，各国之间达成一致是十分困难的。其次，当前中国需要面对自身经济的不景气，需要将“定量增长模式 (quantitative growth model)”转变为“定性增长模式(qualitative growth model)”。因此，中国面临的挑战是需要兼顾处理国内经济问题和国际经济挑战。我认为，中国需要利用担任轮值主席国的机会，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问：下个月，IMF将评估人民币是否能够加入SDR货币篮子，您如何看待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的前景？
答：随着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结算中被越来越多地使用，依照SDR货币篮子的评估标准，IMF很有可能将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这种积极的信号代表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问题是，我们能否就此展望一个更加多元的、全新的国际货币体系？这应该是决策者在未来几年要考虑的问题。
但是我认为，需要讨论问题的不是中国能否加入SDR货币篮子，而是中国会向世界传达什么样的信号。中国是否可以借此机会展示金融改革的决心？总之，我坚信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前景是积极的。
问：最近几个月中国股市产生了剧烈震荡，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以及中国政府的应对措施？
对于中国的股市我不太了解。但是，就目前而言，中国股票市场上以散户居多，他们做的不是长期投资，都很不稳定。因此对于还不很成熟的中国股市来说，最重要的是建立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资本市场。中国需要协调的是资本市场稳定和持续的发展。这样才能吸引成熟的、追求长期收益的投资者进入股市。
问：您如何看待其他国家(例如法国和日本)的股票市场和中国股市的不同？
答：其他国家的股票市场大多是基于保险基金和保险公司的长期投资。一旦此类投资者占据多数，就会有利于保持股市的稳定发展。
世界上有两种主要的金融体系。一种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例如美国和英国)，其以资本市场为主体；另一种是西欧模式，以银行业为主体。
在西欧，银行在经济中起决定性的作用，主导了大部分的借贷行为。在英美则是另一种情况，融资主要来源于股票市场，公司纷纷上市。
问：在美国能看到许多新公司，例如Google， Facebook等，但是在德国、法国，老牌企业居多。这是为什么呢？
答：因为美国投资者更看重新公司的潜力，在欧洲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情况也很相似。
问：您本人是否对中长期的中国经济有所担忧？
答：有两种观点。有人认为，现在中国正在经历一场重大危机。中国很难在长期内保持7%的经济增长率。中国的影子银行、地方债务等问题可能会蔓延到金融系统的其他地方。另一种更务实的观点认为，中国有能力转型成为以消费驱动的增长模式。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即将面临终结，廉价劳动力作为比较优势不再突出，中国经济发展将上升到新的阶段，中产阶级会成为主要的消费力量。中国经济也需要进一步转变为“绿色经济”。因此眼下的转型期对于中国和全世界都是极大的挑战。我坚信对于中国而言，长期的经济增长潜力才是重要的。GDP增长率可能是7%，也可能是6%，但是“定性增长模式”对于中国和世界都有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