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改革开放已经走了15年的中国，每年以9.7%的高增长快速前进，这样的成就对一个人口超10亿的转型期国家而言，在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然而世界银行1993年发布的《东亚奇迹》报告却对此视而不见。于是三位中国的经济学者林毅夫、蔡昉、李周在他们的研究基础上，提笔写下了《中国的奇迹》。该书于1994年出版，1999年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及上海人民出版社联合又出了增订版。20年来，他们对中国经济的分析和预测应验了：如今，根据IMF的数据，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总量今年将超过美国位列世界第一，达到17.6万亿美元。
10月11日-12日，《中国的奇迹》发表二十周年之际，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举办《中国的奇迹》新一版出版座谈会。该书作者之一林毅夫为此写下长达2.4万字的再版序言，再次讲述了当年的写作背景，回忆了二十年来这本书出版之后所遭的学界质疑，对中国经济双轨制渐进式转型路径，与东欧及前苏联激进式改革路径的绩效差异做了详尽的比较，并分析了中国转型发展的重要意义，及对经济学理论创新的独特价值。林毅夫特别赐稿观察者网首发此纪念长文，文章分成上下两个部分，本文为上。
前言
在二次世界大战后，东亚是世界上最为贫穷的地区，人多、自然资源少，曾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不具发展希望的地区⑴(注释见文末，以下同)。然而日本在战后迅速恢复，到了上世纪60年代成为第一个非白种人的高收入经济体。接着东亚四小龙--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到了上世纪70年代也成为充满活力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
在这些事实面前，世界银行作为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多边发展机构，自上世纪90年代初起每隔4年对东亚经济进行一次主题研究，概括其独特的发展经验与教训，揭示既定时期的问题与挑战。这个系列研究中的第一个报告发表于1993年，题为《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首次系统研究了东亚8个经济发展表现卓尔不群经济体的成功原因。这8个经济体除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外还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
虽然从1978年底开始的改革开放到1993年，中国已经取得了15年年均9.7%的高速增长，在一个底子薄、人口超10亿又处于转型期的国家取得这样的成绩在人类经济史上前所未有，但是《东亚奇迹》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故事。
作为中国的经济学者，蔡昉、李周和我三人义不容辞地在先前合作的基础上，分析、探索了中国转型期经济高速增长背后的道理，预测了这个增长速度是否有可能持续，探讨了如何深化改革才可以将之继续保持下去，并以“中国的奇迹”为书名在1994年出版了我们的著作，1999年又做了些增补出了增订版。
1999年，《中国的奇迹》出版了增订版。
1993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按当年的市场汇率计算为4410亿美元，仅为当年美国GDP65800亿美元的6.7%，按2005不变价的购买力平价(PPP)计算，1993年中国GDP为17800亿美元，也仅为当年美国GDP84500亿美元的21%。在初版中我们预测按PPP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会在2015年赶上美国，按当时的市场汇率计算，中国则会在2030年赶上美国。
对于前项预测，现在几乎已经是铁的事实，对于后项预测也已经是学界的共识，但在当时这些预测几乎是天方夜谭。
1990年，中国GDP总量在世界上排在第10位；1995年，中国超过加拿大、西班牙和巴西，排在第7位；2000年，中国超过意大利，晋升到第6位。在本世纪前10年中，中国又依次超过法国、英国和德国；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仅位于美国之后。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⑵，中国按照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GDP总量，将从2011年的11.3万亿美元增长为2016年的19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8%。而此期间，美国则从15.2万亿美元的经济总规模增加到18.8万亿美元，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下降到17.7%。根据世界银行最新公布的统计，按预估的中国和美国在今年的增长速度，中国的经济规模按PPP计算，将可在今年年底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⑶。
也许有人会说，中国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占世界总人口的比重接近1/5，在人均收入仍然较低的条件下经济总量排在第一位，并不是值得洋洋自得的事情。
其实，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必然带来人均收入的快速增长。1994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为460美元，仍处于低收入经济体的行列。2002年，中国人均GNI为1100美元，进入下中等收入经济体(下限为人均GNI1005美元)的行列。2010年，中国人均GNI为4240美元，进入上中等收入经济体(下限为3975美元)的行列。2012年，中国人均GNI为5720美元，如果2020年中国人均GNI能在经济增长和人民币升值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比2010年翻一番，中国人均GNI有可能超过12476美元⑷，而跨入高收入经济体的行列，并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继韩国、中国台湾之后第三个从低收入上升到高收入的经济体。
一些经济学家对中国未来人均GDP的预测同样是相当乐观的。例如，已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预测，2040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GDP总量将高达123.7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40%。人口按14.6亿计算，中国人均GDP将高达8.5万美元，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4倍和美国人均GDP的80%⑸。
但是，在该书出版的当年以及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分析和预测遭到学界和舆论界的很多质疑，认为我们过于乐观。不仅许多人认为，说“中国的奇迹”为时过早，而且，多数学者看到中国经济在转型过程中存在许多体制的扭曲，中国的转型并未按当时占主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主张的最优转型路径，也就是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休克疗法，一次性的消除各种扭曲，而是采取了从主流理论来看最糟的渐进、双轨的方式来进行转型。因此，主流经济学界认为中国即使能一时取得经济的快速增长，也必然要为这种体制的扭曲付出代价，中国经济的崩溃必然不可避免⑹。
所以，只要中国经济增长稍微一放缓，中国崩溃论就此起彼伏，不过，出乎主流经济学界预料之外的是，中国经济在此书出版后二十年却基本沿着我们在书中所预测的增长轨迹前进。
我们的预测所以准确，是根据对经济的竞争力和增长的本质，以及发展中国家在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的后发优势所做的分析取得的。一个经济体所生产的产品和所提供的服务在国内外市场要有竞争力，其要素生产成本必须在国际上处于最低水平，这种竞争优势的前提是所在的产业和所用于生产的技术，必须符合该经济体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
一个经济体的持续发展、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则有赖于劳动生产率水平的不断提升，而后者取决于技术的不断创新和产业的不断升级。发达国家的技术和产业处于世界的前沿，其创新和升级都有赖于自己的发明，成本高、风险大；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和产业水平都处于发达国家技术、产业前沿的内部，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上有后发优势，可以用引进、模仿、消化、吸收作为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来源，其成本和风险远低于发达国家。
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按照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技术，则这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会最有竞争力，能创造最大的剩余和最快速的资本积累，随着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产业、技术需要随之升级，如果这个国家的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积极有为的作用，不断地为利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后发优势创造条件，则经济的增长速度可以数倍于发达国家。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发展都较好地按照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和技术，并利用后发优势取得持续几十年的快速经济增长而迅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中国从改革开放以后也开始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产业和技术并利用后发优势来进行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
我们认为只要在转型过程中继续维持社会稳定，并按本书的分析中所倡导的改革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为企业在竞争的市场中按照比较优势选择产业技术创造条件，并发挥政府积极有为的作用，帮助企业克服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必然存在的外部性和协调问题，以利用后发优势，中国就有可能按照前述的预测来前进，从而保持几十年的快速增长，创造出人类经济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由强至衰、再由衰至强的奇迹。我们很高兴看到中国过去二十年的改革基本按照这本书所分析的路径进行，增长的绩效也如这本书的预期。
鉴于这本书讨论的是如何通过政府发展战略转型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使中国取得了人类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持续高速增长，我们把书名定为《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中国现在已经是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但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尚未完成，中国能否继续保持快速发展的态势，落实十八大提出的两个百年的目标，实现中国几代志士仁人孜孜以求的“中国梦”，既是中国执政者和全体居民想弄清楚的问题，也是国外人士的好奇心所在。
现在重印这本书⑺，又恰逢其出版20周年，我们以此长序回顾这本书20年前的出书背景、出书当时和其后的各种争论、中国改革发展的历程，希望对冀图了解经济增长和转型的本质，以及中国转型的成绩、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案的各界人士能有所帮助，并以此推动我国的理论创新，贡献于我国的社会学科，尤其是经济学科的发展。
为什么写《中国的奇迹》？
我们三人对于这本书所关心的内容的研究，始于1988年下半年。当时中国出现了1949年以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分别高达18.8%和18.5%。
面对高通货膨胀，主流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开出的药方是，提高利率水平以抑制投资和消费需求，但是中央提出了“治理整顿”的方针，以行政手段直接砍投资、砍项目来抑制需求。这种措施造成了许多半拉子工程，从主流的理论来看甚不理性，但是在1978-1988的10年间中国政府却能在转型过程中取得年均10.1%的高速增长，如果中国政府真的是不理性的，显然不可能取得这样的增长绩效，可见中国政府的领导人作为一个理性的决策者面对高通胀做出那样的选择必然有其道理，主流理论的政策建议不完全适用于像中国这样的转型中国家。
究其原因，主流理论是建立在完善的市场前提下的，而转型中的国家并不存在完善的市场，在转型经济中微观决策者的行为约束和选择，不同于一般市场经济中的微观决策者。
我们在参与这场讨论的过程中，还注意到，周期性的“活乱”循环现象是中国经济的痼疾顽症，而宏观政策环境改革滞后于微观经营机制和资源配置制度方面的改革，则使这种“活乱”循环现象更加强烈地表现出来。所以，不抛弃完善市场的前提，并从传统经济体制的内在逻辑，以及导致经济陷入困境的根源上进行探讨，就难以理解中国经济的运行机制，对症下药地提出有效的对策。
循着这个思路，我们的研究深入探索了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中各种制度安排形成的内因，并逐步拓展到中国经济改革的各个主要领域。
社会主义革命建国的目的是为了把中国建设成强大的现代化国家，改革前的30年，中国一直冀图在一穷二白的农业经济基础上，发展世界上发达经济体所拥有的产业和技术体系，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赶超世界上最发达经济体的目标。
但是，这些现代化的大产业资本很密集，违反了当时中国资本极端短缺、劳动力非常丰富的基本国情所形成的比较优势，这种产业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为了保护补贴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把那些现代化大产业建立起来，中国采取了在宏观上扭曲各种要素和产品价格，在中观上以行政手段直接配置资源，在微观上不给国有工业和集体农业中经营主体人财物产供销自主权的计划经济体制。
同大多数努力赶超发达经济体的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虽然建立了一整套先进的产业，能够在上世纪60年代就试爆原子弹、70年代就卫星上天，但经济发展绩效不佳，人均收入水平长期难于提高，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扩大。
为了扭转上述局面，我国于1978年底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具体的做法是：从着眼于提高农民工人积极性的微观经营机制着手，在农村以家庭承包经营取代农业集体经营、在工业上实行放权让利，将被旧体制压抑的数亿农民和工人的生产积极性释放出来，并实行价格和资源配置的双轨制，除继续给予大型国有工业企业必要的保护补贴外，允许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和合资企业进入符合我国比较优势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将我国要素禀赋结构的比较优势充分发挥出来；通过快速增长和资本积累，为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创造条件，逐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改革前后经济绩效的鲜明对比，加深了我们对经济增长的本质和决定因素的认识，而世界性的改革浪潮和成效的鲜明对比，则对提炼中国经济转型经验的普遍意义提供了条件。正是这两方面的条件，使我们有幸在本书中自成体系地提出了一套经济发展和转型的理论框架，并以此较好地分析和预测了中国的发展和转型过程中取得的成绩、出现的问题和进一步解决的方案。
1992年，我们开始构思、写作这本书时，中国正在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推动下开始新一轮改革，在实现了改革开放后连续13年年均9.0%的增长以后，中国经济同时也面临活乱循环、腐败、地区差距扩大、国企改革举步艰难、体制复归等一系列问题。
当时，国外经济学界乃至国内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应该采用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休克疗法，一步从计划经济体制跨越入市场经济体制。当时，主流的观点认为，中国采取的双轨渐进的改革方式是最糟的转型路径，并且将当时中国经济中出现的诸种问题作为佐证⑻。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增长则认为是中国农业劳动力所占的比重高，不过是把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转移的结果，不会具有可持续性⑼。
正是在针对这些疑问的探讨和辩驳中，使我们越来越感受到中国改革中出现的诸多现象不能简单地套用现有的主流理论来分析，特别是对双轨渐进的改革方式不能简单嗤之以鼻。
在和国内外经济学界前辈和同行们的争论中，我们的认识不断深化，一个以要素禀赋结构为分析的出发点，以政府的发展战略为分析的切入点，以企业自生能力为分析的微观基础的经济发展和转型的理论框架逐渐形成并丰满起来。
我们高兴地发现这个理论框架可以“一以贯之”地解释中国传统体制形成的逻辑和绩效欠佳的原因，改革开放后经济的稳定和快速发展、改革中出现的“活乱”循环、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腐败现象的恶化的机理，并可以较好地勾画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方向和路径，以及中国经验对经济发展和转型的一般意义，整个理论体系具有内部逻辑的自洽，并能较好地解释过去发生的现象和预测未来发展的趋势。
因此，我们抱着野人献曝的心情，不揣冒昧地开始了这本书的写作，总结历经五年的研究心得，以就教于经济学界的同行和关心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各界读者。
两种转型路径结果的比较
渐进转型：成绩与存在的问题
中国的改革从微观农户和企业的放权让利，以提高农户和企业的经营积极性开始，沿着双轨渐进的方式，一方面给予在改革前形成的违反比较优势、缺乏自生能力的大型国有企业必要的转型期保护、补贴，使中国经济在转型期避免了崩溃；另一方面，为鼓励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进入符合中国比较优势、在转型前受到抑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各级政府经由经济特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积极的招商引资，为三资经济克服转型期中国经济在软硬基础设施上的瓶颈限制，为中国经济利用后发优势来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创造了因势利导的条件，使得中国经济在转型期维持了稳定和快速发展，并为进一步改革创造了条件。
这种务实的转型方式使得中国经济取得了连续35年年均9.8%的增长奇迹，6.8亿人脱贫，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并在2010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超越德国成为第一大出口国，2013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贸易国，以PPP计算2014年可能超越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期间还对东亚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的复苏作出了巨大贡献。
最近30多年中国的国际贸易规模快速扩张，说明改革以来新成长起来的产业符合比较优势，在国内外市场中具有竞争优势。由此表明，发展中国家只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即使处在各种体制、机制不完善的环境下，只要能够从自身有什么(也就是要素禀赋)，能做好什么(也就是比较优势)的国情出发，也能靠渐进、双轨的和经济特区等方式创造局部的有利条件使其产业在全球化的激烈竞争中胜出。
中国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不仅带来经济总量快速扩张，和按人均GNI计算的经济发展阶段的跃迁，而且稳定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逐步逼近。
中国学者按照欧美反倾销领域中市场经济地位标准、测度体系以及中国市场经济状况，确定了33项市场化测度指标。测度的结果表明，2002年中国市场化指数为72.8%，2003年为73.8%，远远超过60%的临界值，中国已经从总体上成为一个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⑩。
从长远看，虽然市场经济发展在不同领域尚不平衡，极个别子因素的市场化程度变化不大，但中国市场化测度的各个子因素和类因素的评分走向是正向的，总体市场化程度趋于上升。
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转型得到了越来越多经济体的认同。2003年的4月14日，新西兰成为第一个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到2004年底，有37个国家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到2005年底和2006年底，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分别增加到52个和66个。目前，包括俄罗斯、巴西、新西兰、瑞士、澳大利亚在内的81个国家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按照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中国加入WTO15年后的2016年，将自动获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
双轨渐进式的改革固然带来了我国过去30多年的发展奇迹，但是，国民经济中也出现反对渐进改革者所诟病的收入分配恶化和腐败等影响社会稳定的现象。在《中国的奇迹》这本书中我们已经指出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由双轨制改革所遗留下来的一些扭曲所致。
双轨制的转型过程中，为了保护、补贴没有自生能力的大型企业，我们保留了一些价格信号的扭曲，比如通过金融抑制人为压低资金价格，将金融资源主要分配给国有和少数非国有的大型企业。这相当于给大型国有企业和这些比较富裕的群体提供了补贴，而补贴这些大企业的是把钱存入金融体系，得不到金融服务而且相对比较穷的中小企业、农户和一般家庭。对于能拿到资金的企业来说，因为资金价格相对便宜，所以投资的是资本相当密集的产业，这样的产业创造的就业机会相对少，从而也会抑制劳动需求和工资，进一步恶化收入分配。此外，资源价格也偏低，谁能拿到资源开采权谁就能马上致富。这些扭曲都创造了制度租金，有了制度租金就有了寻租的行为，导致腐败贪污。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是一个极端贫穷的国家，资本十分匮乏。当时以对市场的干预、扭曲给这些资本密集型大型企业保留一些保护、补贴，是维持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必要，属于“雪中送炭”。经过35年高速发展，我们现在已经是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资本已经不再那么短缺，很多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重工业现在已经符合比较优势，在国内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优势。
在这种状况下，继续保留那些保护补贴就从“雪中送炭”变为了“锦上添花”，导致的结果只能是收入分配恶化和腐败蔓延。
十八届三中全会与时俱进地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意味着需要消除对市场所遗留的一些干预、扭曲，让资源由市场进行配置，这样一方面能够让经济更好地按比较优势发展，另一方面可以解决改革开放以来遗留的社会、经济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还应该发挥好的作用，保护产权，维持宏观稳定，克服市场失灵，因势利导地推动技术、产业、技术、制度等结构的变迁。
如果能这样做，中国经济还可以持续、稳定、健康而且比较快速的发展，到2020年左右人均收入在2010年的水平上翻一番，加上人民币升值，很可能会跨过高收入国家的门槛，达到人均收入12476美元，成为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三个从低收入变成中等收入再进入到高收入的经济体，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迈出坚强的历史性一步。
激进转型：崩溃、停滞和危机不断
如图所示，相对于采取双轨渐进改革的中国、越南、柬埔寨、老挝经济的稳定和快速发展，采用激进式改革策略的东欧和前苏联国家，在转型以后普遍出现了经济崩溃，东欧国家在10年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才达到转型前的水平，前苏联国家则在15年后才恢复过来。
由欧洲开发与重建银行和世界银行在2006年联合做的一项调查发现，包括蒙古在内的前苏联东欧29国有70%的人认为转型后的生活比转型前差⑾。根据欧洲开发与重建银行的转型指标，许多东欧和前苏联转型国家“陷于转型之中”( “stuck in transition”)：价格放开、小规模的私有化、贸易和外汇市场的自由化在1990年代末基本已经完成，但是，治理结构、企业重组和竞争政策方面的改革则落后于发达国家的标准⑿。
在同一时期，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按照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的建议推行了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改革，但是，经济增长率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比改革前的1960年代和1970年代低，经济危机出现的频率则更高，以致有的经济学家认为，在“华盛顿共识”指导下的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是发展中国家“迷失的二十年”⒀。
图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990年国际元)（资料图）采取两种不同转型路径和其绩效差异的原因
在我们开始探索中国转型问题时，主流经济学界以“不能分两步跨过一个沟坎”的形象性比喻，作为其倡导转型国家采取激进的休克疗法一步转型到位的理由。其实，现实世界中的沟坎并非都能一步跨过。面对一个过宽、过深的沟坎，采用一步跨过的策略必然掉入沟底；更为安全的做法是采用逐渐填平沟坎、逐步走过沟坎的策略。
深入了解传统计划体制形成的原因以后，让我们认识到转型经济中的各种扭曲遍及宏观、中观和微观各个层面，并且充满内生性，忽视这种内生性的改革措施经常会导致事与愿违的结果，采用渐进式的改革逐渐为消除这些内因创造条件的渐进策略，看似较慢，其实，可以维持稳定并积小胜为大胜。
中国文化历来有“尽信书、不如无书”的传统，在政策上求实求稳。从儒家的“中庸之道”到毛泽东的“实事求是”、邓小平的“解放思想”、江泽民的“与时俱进”、胡锦涛的“求真务实”和习近平的“空谈误国”，文化底蕴是一脉相承的。其中，“中庸之道”针对的是按照理想条件不顾现实情况施政的激进思潮，倡导的是稳中求进的政策方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和空谈误国针对的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倡导的是不受现成外来理论和已有经验的束缚，根据自己的实践发展不断形成新的认识和行动纲领的文化。这是中国选择渐进式改革战略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改革的第一代领导人曾经是计划经济体制的推动者，他们既想尽快消除计划经济体制中的诸多弊端，又不愿完全否定计划经济体制，这是中国选择渐进式改革战略，着力纠正计划经济体制的偏误而不是迅即放弃计划经济体制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推行激进式改革的转型国家，大多是由新上台的政治家主导改革。他们策动激进式改革和彻底否定原有体制，除了试图扭转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的局面外，还有迅即获得已经在思想上认为欧美体制具有优越性的国民的普遍认可的考虑。
美国和近邻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强势，使得欧美的经济政治体制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东欧和前苏联国家的知识分子和一般民众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主流理论认为渐进改革是比保持原来的计划体制还糟的改革路径，而转型国家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又总想毕其功于一役，希望在最短的时间里同最先进的国家并驾齐驱。在这种急于求成的思想的指导下，按照主流理论的主张，甚至请发达国家的专家来做改革的顶层设计也就不足为奇。
发达国家总体上干预较少，市场运作比较有效率，并且，主张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未能解决发达国家在1970年代的滞涨和失业问题，于是以强调政府失灵、减少政府干预的新自由主义到了上世纪80年代成为发达国家的主流思潮⒁。
鉴于转型前发展中国家政府的过多干预，导致了要素和产品价格扭曲、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和整体发展绩效很差等一系列问题，于是，以减少政府干预、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为内涵的新自由主义成为转型理论的依据，并在发展中、转型中国家广为流传。
根据新自由主义形成的转型政策的主要内容有四：一是私有化，通过明晰产权把资源配置的权利和责任界定清楚；二是市场化，让价格根据市场供需状况而定，政府不干预价格形成；三是平衡预算，避免财政赤字和多发货币造成通货膨胀；四是自由化，让市场按照比较优势组织生产和进行国际贸易。
这些做法都合乎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且一环扣一环，论述逻辑是严谨的。经济学界常说，同一个经济问题问5个经济学家会有6个不同的答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曾任美国哈佛大学校长、美国财长和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萨默斯的评论是，经济学界对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实现转型有一个出乎意料的共识，就是取消政府的所有干预，建立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唯有如此，发展中国家才可能改善经济发展的绩效⒂。
主流理论的这一篮子改革措施原先是在华盛顿的国际发展机构为拉美国家应对危机时形成的，所以，这些改革主张也被称之为“华盛顿共识”⒃。
为何同样实行改革开放，同样是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推行从主流理论来看最糟的双轨渐进的改革的我国和越南、柬埔寨、老挝等国，和上世纪70年代初就开始改革的非洲小岛国毛里求斯取得的是经济的稳定和快速增长，前苏联和东欧推行的是从主流理论来看最优的休克疗法的改革结果是经济的崩溃和危机不断？关键在于思路决定出路。
改革开放之初，整个主流经济学界看到的是计划经济国家有太多的政府干预和扭曲，与发达国家相比，市场制度不够完善，从主流的理论模型上不难推导出只要对市场有干预，不仅资源会错配，而且，就会创造由行政干预所创造的制度租金和寻租行为，行贿、受贿贪污等问题不可避免。根据这种理论模型的推论自然是如果要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就必须价格全部放开由市场决定，资源完全由市场配置，产权私有。
但是，根据《中国的奇迹》书中的逻辑，我们认识到计划经济时代优先发展的重工业中那些大型企业所在的产业违反比较优势，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没有自生能力，需要国家保护补贴才能生存。如果按华盛顿共识把所有补贴都取消掉，这些企业会经营不下去而破产。
转型中国家一来还认为这些是先进产业，是国家现代化和国防安全的需要，不愿意让其破产；二来，让其普遍破产也会造成大量失业和社会不稳，政治上不可行。因此，在施行了休克疗法的私有化以后，许多政府还会从后门又引进其他更为隐蔽的保护、补贴。
到底是国有时的补贴多，还是私有时补贴多？我们在《中国的奇迹》之后合作的《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⒄中认为：在国有时，大企业的厂长经理是国家的公务员，企业会拿没有保护补贴不能生存向国家要保护补贴，拿到保护补贴后也可以多吃多用，但不能把拿到的保护补贴直接放在自己的口袋里，那是犯法，顶多只能偷偷地干，抓到会被判刑。私有化后，企业拿到的保护补贴越多，厂长经理放在自己的口袋里就越多，这是天经地义。因此，寻租的积极性会更高，保护补贴的数量也就会更多。
上述观点在上世纪90年代时只是理论上的推论。现在有大量的实证研究证明，苏联、东欧等前社会主义国家，在把大型国有企业私有化后，实际上，保护补贴比原来还多，所以，腐败、收入分配的恶化和发展绩效的不佳也就不可避免⒅。
与苏联东欧的“休克疗法”不同的是，我国推行的是双轨、渐进的改革：一方面承认原来的国有大型企业不给予保护补贴就不能生存，继续给予必要的转型期保护补贴；另一方面，放开原来受到抑制的劳动力比较密集的、符合我国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市场准入和发展。
这种务实的转型方式由于对市场干预的保留确实如主流学家所批评的那样，会导致贪污腐败现象的滋生，但依靠对原有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的保护补贴，维持了经济稳定，同时，放开符合比较优势、能够形成竞争优势的产业的准入，使经济快速发展，资本快速积累，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也逐渐符合比较优势，为最终去除保护补贴所遗留的扭曲的改革创造了条件。
现在看来，世界上转型比较成功的国家，中国、越南、柬埔寨、老挝和毛里求斯，推行的都是这种被主流经济学界认为是最糟的转型方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毛里求斯，2012年人均国民总收入按现价计算达到8770美元，在所有非洲国家中，属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
从这本书出版以后的20年的经验事实来看，渐进双轨的改革确实存在不少问题，但是那些试图以休克疗法一次性地从计划经济跳跃到市场经济的国家，不仅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而且，发生在双轨渐进转型国家令人广为诟病的腐败和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问题，也存在并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些事实面前，两种转型路径的比较孰优孰劣应该是清楚的。
为何我们的预测正确？
二十年前《中国的奇迹》这本书对中国这二十年来经济增长的预测和中国经济实际的表现高度一致，对这二十年来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所出现的问题，和根除问题的思路，也和中国经济转型的实际进程基本吻合。
理论的目的在于认识真实世界所出现的现象，经由这种认识对出现的问题提出改进的方案，并根据这种改进预测真实世界未来的发展。为何我们这本书中所形成的理论能够较好地把握中国转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我们的改革建议、并预测了未来的发展？
最主要的原因在于面对中国转型期出现的各种现象和问题时，我们没有简单地对号入座，拿现成的理论作为分析的框架和判断的基础，而是深入了解中国出现的现象背后的形成机制，形成自己的分析和理论框架。
对中国未来发展的预测我们直接抓住现代经济增长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以及发展中国家具有后发优势的这一本质，了解到只要中国经济能够维持稳定，并在沿着比较优势的发展过程中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即使中国经济还存在许多体制机制问题，经济仍然能维持高速增长。
我们三位作者对转型问题的研究从1988年开始。我们在研究当时出现的通货膨胀问题时认识到，存在于计划经济中的各种对市场的干预、扭曲，不是像主流经济学认识的那样，是外生的，是政府的无知的、错误的认识造成的，而是内生于保护、补贴政府所要优先发展但违反比较优势，而缺乏自生能力的大型重工业企业的需要。
我们在研究中发现，中国传统经济体制形成的逻辑起点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由于重工业资本密集的特征与当时中国资本稀缺的资源禀赋状况有矛盾，重工业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无法采用市场配置资源的办法推动重工业优先发展，不得不由政府以行政手段，人为压低利率、汇率、能源和原材料价格和工人工资，以降低重工业发展的成本。
工资水平被人为压低后，为保证工人的生存，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也同样被人为压低。在扭曲要素和产品价格的宏观政策环境下，各种要素和产品供不应求，只能采用计划配置的办法来保证重工业能够得到资源的优先配置，而为了控制工业剩余的使用和农业剩余的集中，又不得不实行工业的国有化和农业的人民公社化，形成与宏观政策环境和资源配置机制相配套的微观经营机制。也就是说，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高度集中的计划配置制度，和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这种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是内生的，是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的。
现有的主流理论只看到保护和补贴造成的资源错配和预算软约束、寻租等问题，而没有认识到这种保护和补贴的内生性，在要优先发展的产业违反比较优势、企业缺乏自生能力的问题尚未解决之前，贸然地采用激进的改革战略即休克疗法，取消各种保护和补贴。其结果不是原来的大型企业倒闭造成大量失业，导致社会、政治不稳定，就是为了避免那样的问题或仍然认为资本密集型的大型企业是维护国防安全和实现国家现代化不可缺少的基础，而继续给私有化后的大型企业各种隐性的保护和补贴。
由于私有企业寻租的积极性更高，所以补贴会更大，效率会更低，其结果和主流理论的改革所想达到的正好背道而驰，苏联东欧的转型和遵循华盛顿共识改革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实际的情形正是如此⒆。
展望未来，中国虽然已经经历了35年的高速增长，但是，以反映平均劳动生产率的人均收入水平所代表的平均技术和产业水平，与发达国家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差距，中国经济仍然有很大的后发优势。
根据麦迪逊(Angus Maddison)的最新数据，按照1990年的不变价国际元计算，2008年中国人均GDP6725元，为美国当年的21%，相当于日本1951年，新加坡1967年，台湾1975年，韩国1977年同美国人均GDP的差距水平。在这一差距水平上，日本维持了20年年均9.2%，新加坡20年年均8.6%，台湾20年年均8.3%，韩国20年年均7.6%的增长。
如果同美国的这个差距所蕴含的后发优势能够让日本等几个东亚经济体实现年均7.6%到9.2%的GDP增长率，那么，从后发优势的潜力来看，中国从2008年开始应该还有20年平均每年8%的增长潜力。
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还没有大功告成，资金、资源等各种要素价格仍然受到扭曲，金融、电力、电讯等服务业仍然垄断经营，这些扭曲形成了巨额的租金，由此带来了寻租、腐败和很大的收入分配差距。但是，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除了极少数和国防安全有关的产业外，绝大多数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像家电、汽车、造船、大型装备业等已经符合比较优势，其产品在国内外市场具有竞争力，保护补贴的性质已经从改革放初期的“雪中送炭”变为“锦上添花”。所以，应该与时俱进地消除各种保护补贴，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对于极少数还需保护补贴的国防安全产业则和发达国家一样由财政拨款直接来进行。
上述举措正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决议的主要内容。如果中国能够沿着这个方向推进改革，就能消除各种双轨制遗留下来的扭曲，建立起一个具有“有效市场”的体系，并在有为的政府的因势利导下，按比较优势发展经济并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尽可能将8%的增长潜力变为现实的增长率，十八大提出的两个百年目标就能实现，中国将可在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后继续前进，进而创造中华民族由衰至盛的历史奇迹，在建国100年时实现把中国建设成现代化强国的中国梦。
20年后，《中国的奇迹》再版。二十年来，三位作者曾经饱受质疑的经济预测早已被证实，其中的解释框架也成为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的一部分。
中国转型与发展的一般意义
在渐进的双轨改革，和激进的休克疗法改革强烈反差的绩效面前，不少学者认为中国、越南等国改革的成功具有很强的特殊性，是很难复制的个案，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将这种做法背后的经济逻辑，上升为可供其他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借鉴的发展经济学和转型经济学理论。
形成这种想法的主要原因是，发达国家的学者总是从发达国家的经验和理论视角来看问题，他们对中国、越南等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形成的逻辑，没有切身的体验，难以弄清渐进式改革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意义，把中国转型期取得的成绩简单归因于政府干预的减少和市场力量的胜利。
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大多引用西方的理论来分析和评估自己的发展或转型的绩效，由于中国没有按西方主流的休克疗法来转型，一次性地把各种扭曲消除掉，当转型过程中确实出现主流理论所预测的腐败和收入分配恶化时，多数学者容易对号入座，只看到问题，而看不到成绩，因此忽视了成绩背后逻辑的一般意义，难于进行系统论述，把实际的经验提升到理论的层次。
二次大战以后，发展中国家纷纷摆脱殖民和半殖民地位，取得政治独立，开始追求自己国家的现代化，发展经济学成为主流经济理论的一个子学科，第一波的发展经济学思潮为结构主义。
结构主义理论思潮以发达国家的产业为参照系，认为发展中国家要达到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必须和发达国家有同样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其前提则是拥有和发达国家同样的资本、技术密集的产业。由于这种产业在发展中国家依靠自发的市场力量不能发展起来，因此，强调通过政府直接动员资源、配置资源，以“进口替代战略”来克服“市场失灵”，优先发展这种现代化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结果虽然建立起来了一些先进的产业，但是，资源错配和寻租、腐败盛行，经济发展的绩效很差、危机不断，跟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兴起的发展经济学的第二波思潮，遵循当时发达国家主流的新自由主义，这种理论思潮以发达国家的市场体制机制为参照，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绩效欠佳的原因是政府干预太多，缺乏像发达国家那样完善的市场体制，主张在经济转型过程中采用休克疗法，推行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来取消政府的各种不当的干预。结果是推行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华盛顿共识改革的国家经济普遍崩溃停滞，危机不断，发展的绩效比改革前还差。
其实，不管哪个发展中国家或转型国家，农民、工人的想法是一样的，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使自己和后代生活得更好；知识分子的追求是一样的，都希望为自己国家的现代化做出贡献；政府领导人的愿望也是一样的，都希望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使自己的国家成为受世人尊敬的国家。
但是，从二战结束到2008年的60年多里，主流理论的指导下全世界20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中，只有韩国和我国台湾从低收入经济体变成高等收入经济体，只有日本、亚洲四小龙和西欧周边的8个国家从中等收入升级到高收入水平，只有28个经济体人均收入水平和美国的差距缩小了超过10个百分点，另外有18个经济体的人均收入和美国相比减少超过10个百分点。
也就是绝大多数的发展中经济体，自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虽然经过近三代人的多方努力，仍然一直陷在低收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这种状态表明，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在指导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转型方面的作用还很有限，需要进一步加以完善⑴(注释见文末，以下同)。
二战以来少数几个发展和转型成功的经济体，并没有按照主流的发展和转型理论来制定政策。其中，在1950年代到1970年代，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实施“出口导向战略”，以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为切入点，发展中小企业，靠出口赚取外汇，积累资本，一步一步地实现产业升级，而先后成长为新兴工业化经济体。这种成功是无法用当时的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理论来解释的。
上世纪7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推行改革开放，在转型过程中实现了经济稳定与快速发展的中国、越南、柬埔寨和毛里求斯等，推行的则是渐进的双轨制改革。这些在发展和转型上获得成功的经济体的共同点是，一方面推行市场经济体制或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另一方面发挥政府积极有为的作用，既不像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那样片面强调政府而忽视市场的作用，也不像新自由主义发展经济学那样片面强调市场而忽视政府的作用。
如何用一个新的理论框架来总结这些经验，对出口导向、政府和市场共同发挥作用这些因素的作用，以及成功和问题并存的经验做出解释，显然是有志于对中国的现代化做出贡献的我国经济学家应尽的责任，也是具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我国经济学家，对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做出贡献的千载难逢的机遇。
在《中国的奇迹》一书中我们开始探索，初步形成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认为每一个国家在每个发展阶段有竞争力的产业，内生决定于该阶段的要素禀赋结构，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产业并充分利用后发优势的小步快跑，是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最佳途径。
以及在过去赶超战略的失误，造成发展路径偏离最佳路径的转型过程中，双轨渐进的改革比休克疗法的改革，有利于在转轨过程中取得经济稳定和快速发展的成绩，转轨的最终完成，则有赖于赶超战略向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为基础的比较优势战略的体制机制的回归。这一框架在我其后的一系列的研究和著作中逐步完善成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体系⑵。
我们的研究是遵循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所倡导的研究方法来进行的，也就是从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和它的决定因素入手，不是从《国富论》所倡导的观点，即分工为切入点来研究，经济快速增长的现象是在18世纪以后才出现的。
根据经济史学家麦迪逊的研究，18世纪以前西欧国家人均收入的年平均增长率只有0.05%，人均收入需要1400年的时间才能翻一番。18世纪以后到19世纪中叶，人均收入年平均增长率提高到1%，人均收入翻一番所需要的时间缩短到70年。从19世纪中叶到现在，人均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2%，人均收入翻一番的时间降至35年。
上述增长加速的现象是十八世纪中叶开始的工业革命的结果，因为经济的增长，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的不断加速，主要决定于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其前提则是技术创新、产业升级速度的不断加快。
由此带来的经济规模的快速扩张，对降低交易费用的硬的基础设施，如电力、道路、港口的改进提出了要求，这是让现代生产得以进行和将产品销售到更为广阔的国内外市场的必要条件。而交易范围的扩大，则导致陌生人之间的交易不断增多，于是合同和法律就变得很重要。
同时，为了满足产业规模和资本密集度提高所需的资本，金融体系也必须不断提高其动员资金和分散风险的能力，同金融相关的法律法规等制度安排也必须不断完善，上述软的基础设置(也就是各种金融、金融等制度安排)的改善能降低交易费用和交易风险。因此，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技术和产业结构不断升级，软硬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
按照经济学分类方法，用现代的、新古典的方法研究经济结构及其变迁的决定因素，应该称之为“结构经济学”。将它称为“新结构经济学”，则是因为发展经济学的第一波思潮是“结构主义”，称其为“新结构经济学”，便于同结构主义相区分。这样的做法在现代经济学里也有先例。
道格拉斯•诺斯在1960年代以新古典方法研究制度，将其称为“新制度经济学”，以便同20世纪初期在美国盛行一时的“制度学派”区分开。
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假设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它在每个时点上的经济结构是由那个时点的资本、劳动、自然资源等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决定的。对于特定的经济体，每个时点上的要素禀赋及结构是给定的，不同时期的要素禀赋及结构又是可变化的。
每个时点上的要素禀赋就是该经济体在特定时点上的总预算，而要素禀赋结构决定要素的相对价格，相对多的要素价格相对便宜，相对少的要素价格相对高昂，所以，一个经济体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它的资本、劳动、自然资源的相对价格是不一样的。
不同要素的相对价格决定不同的比较优势。比如，一个经济体处于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短缺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这个经济体在这类产业上的要素生产成本就会比劳动力相对短缺、劳动力价格相对较高的经济体的成本低，这样就具有了竞争优势，所以，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是实现竞争优势的前提。如果一个经济体的所有产业都符合它的比较优势，这样的产业结构是最优的、最有竞争力的结构。
一个经济体只有到了资本相对非常丰富的阶段，在生产过程中每个劳动可以运用很多资本，才会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上有比较优势，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才能很高。
所以，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提高收入水平，中间目标是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措施则是加速资本积累。一个低收入经济体只有加快资本积累，才能使资本更快地由相对稀缺变为相对丰富，使资本密集型产业具有比较优势。也就是说，收入水平的提升依赖于产业结构的提升，而产业结构的提升则依赖于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
一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不能提升，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就不能升级，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就不能提高，就会跌入“低收入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
因此，要超越中等收入陷阱和低收入陷阱，必须不断提升要素禀赋结构，让每个劳动者拥有更多的资本。要快速增加每个劳动者可以使用的资本，最好的方式是在每个时点上都发展同当时的要素禀赋结构相一致，进而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产业结构的比较优势发挥得越充分，竞争力越强，投资回报率越高，经济剩余越多，积累意愿越强，要素禀赋结构水平升级就越快。而要素禀赋结构升级越快，比较优势变化和产业结构升级越快，相应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的完善也要越快。借助于这个逻辑，就把发展的本质和它的决定因素论述清楚了。
企业家关心的是利润。要让企业家自发地按照比较优势来选择技术和产业，就要有一个能够反映特定时点各种要素相对稀缺性的价格体系，使企业家在追求利润最大化时会选择能多用相对便宜的要素少用相对昂贵要素的技术和产业。这种价格体系只有在竞争性市场中才能形成，所以，有效的市场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成功的制度前提。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升级是由先行企业推动的，先行企业家进入新产业要承担很多风险，如果失败了，说明这个产业不符合比较优势，其他企业不会进入，但先行企业要承担失败的所有成本；如果成功了，证明这个产业是该经济体新的比较优势，其他企业就会跟进产生竞争，先行企业不能有垄断利润。
由于先行企业要承担很大的失败的风险，却很难得到成功时的垄断利润，为了鼓励企业家成为先行者，需要政府为他们提供激励。同时，先行企业是否成功除了进入的产业是否符合要素禀赋结构变动所决定的新的比较优势外，还决定于各种软硬基础设施是否随着产业的升级，资金、市场规模和风险的扩大做出相应的完善，这种软硬基础设施的完善超乎任何单个企业的能力，所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也需要协调相关企业的投资决策来改善软硬基础设施，或利用其可动用的有限资源来提供相应的完善。所以，有为的政府同样是经济发展成功的前提。
在政府可动用的资源有限，每个新的产业所需要的软硬基础设施不是完全一样，政府无力为所有产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软硬基础设施的前提下，以产业政策来为先行者提供必要的激励，并为这些产业提供必要的软硬基础设施，应该是一个有用的工具。
在过去的发展过程中，绝大多数国家的产业政策失败，原因在于根据结构主义所制定的产业政策试图去发展超越发展阶段、违反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于是在80年代以后受到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主流经济学界形成了反对政府采用产业政策的共识。
然而，政府不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即使建立了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企业家仍有可能没有成为先行者的积极性，或是，即使有了先行者，也会因为缺乏必要的软硬基础设施而失败。
例如智利，市场化的改革很彻底，按照世界银行公布的“营商指标”名列世界前茅，但是华盛顿共识改革后30年没有任何新产业出现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少数发展成功的国家的政府都发挥了有为的作用，以产业政策来协助企业，因势利导新的产业的升级。所以，不宜以绝大多数国家政府过去的产业政策的失败为理由否定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积极有为作用的必要性。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一个有效的产业政策除了对先行企业提供必要的激励外，应该根据新产业的需要有针对性地改善基础设施、金融环境、法制环境等来降低交易费用，以帮助经济体中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变成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
所谓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是指在要素生产成本上具有优势，但缺乏必要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环境，使得交易成本过高无法形成竞争优势的产业。新结构经济学还从近现代以来成功实现追赶的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中总结出，发展中国家甄别具有潜在优势的产业的方法：这些成功追赶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政策的共性，是帮助这些国家的企业进入到跟其发展程度相差不远，人均收入差距在一倍左右，发展绩效良好的国家的成熟产业中去。
经济发展不成功的国家的产业政策也有一个共性，即在人均收入不到发达国家的20%、甚至更少的情形下，就直接把发达国家的产业作为学习和模仿对象。这种经验背后的道理是：发展水平差距不大则比较优势差距也不大，收入水平较高而发展绩效良好的国家的产业会因资本快速积累而不断升级到新的产业，这些国家成熟的产业就成了和其他发展差距不大的国家的潜在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基于上述经验和理论分析，新结构经济学为发展中国家提出政府“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的六个步骤，做为制定产业政策的框架：
第一步：选择一个目前人均收入比自身高一倍左右，并已维持了20-30年快速经济增长的国家，或是20年前人均收入水平和自己处于同一水平而20年来发展很好的国家作为本国产业升级参照与学习的对象。这些国家成熟的可贸易部门就可能是自己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部门。
第二步：考察国内企业是否已经自发地进入这些可能符合本国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如果有，就要分析为什么较低的工资和要素生产成本的优势仍然无法使这些企业同参照系国家的企业竞争。其原因通常是交易费用过高，然后分析交易费用高是因为基础设施不好，还是人力资本不足、物流不好或金融支持不够，从中找到政府应该帮忙解决的主要问题。
第三步：倘若国内企业尚未进入这些可能符合本国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除了培育支持国内企业进入外，政府可以积极的招商引资引导作为参照系的国家的企业到本国来投资。由于那些产业已是参照系国家的夕阳产业，这些国家的企业家一定有积极性把生产转移到发展差距不大，工资相对比较低的国家。政府的主要责任是改善各种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环境，并通过招商引进那些企业。
第四步：当代技术变化和创新速度都非常快，有些新产业二十年前尚未出现，但因为技术创新现在出现了，国内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家发现了这个机会，已经进入并且表现出获利能力，比如1980年代印度的信息服务业。印度企业最初给美国做信息服务外包时靠的是卫星通讯，成本很高；印度政府就建设光纤通信，帮助企业降低成本，使印度的信息服务成为该国在国际上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也就是说，如果企业已经发现新的技术带来了新的机会，政府的责任是帮助企业克服瓶颈限制，降低交易费用，使其进一步发展。同样道理，每个国家都有一些特殊的资源，如果国内的企业家发现了这些资源所生产的产品或服务具有市场的价值和广阔的前景，政府也应该为这些企业的扩大生产和其他企业的进入消除瓶颈限制。
第五步：在基础设施和企业经营环境普遍不好的发展中、转型中国家，政府可以设立工业园、加工出口区、经济特区等方式，改善园区内的软硬基础设施，创造局部优势条件吸引国内外企业向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投资，使政府的有限资源在经济发展中发挥最大的杠杆效应。
第六步：政府向先行者提供必要的激励以补偿先行企业所创作的外部性。这里的补偿不同于赶超战略时的补偿，赶超战略下的补偿旨在解决企业缺乏自生能力的问题，比较优势战略下因势利导的补偿则旨在克服外部性问题，企业自身是有自生能力的。政府通过改善软硬基础设施帮助企业降低交易费用，企业必须依靠改善经营来获得利润。所以，前者所需的补贴数额大、时间长，政府不得不以扭曲各种价格信号的方式来进行；后者所需的补贴数额小、时间短，政府只需给企业一定的税收优惠、在有金融抑制时给予优先获取金融服务或在有外汇管制时给予获得外汇配额以进口必要的技术设备的机会。
上述“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框架可以帮助收入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在有效的市场的基础上，发挥政府发挥积极有为的作用，以支持在第二步到第四步中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利用后发优势来加速经济发展。对于中等发达国家，多数产业和发达国家仍有差距，少数产业则可能接近或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对前类产业的升级，上述六步法依然适用。对于后类产业若要有新技术或新产品，企业需要自己开发，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则和技术产业都已经处于国际前沿的发达国家的政府一样，需要对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所需的基础科研给予支持。另外，也还可以像发达国家的政府那样用税收和政府采购等来支持新技术、新产品的创新⑶。
对于已经失掉比较优势的可贸易制造业，政府则可以帮助这类产业中有条件的企业转型到从事附加价值比较高的研发、品牌、营销的微笑曲线两端，或将附加价值比较低的加工生产环节转产到工资水平比较低的地区或国家，使企业继续依靠其技术、管理、资金、市场渠道的优势在海外创造第二春。
根据上述新结构经济中有为政府的框架，一个发展中国家即使在总体的基础设施差、企业经营环境不好的情况下，也能经由政府动用其可用的有限资源，创造局部的有利条件，为企业根据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的变化不断推进产业升级并利用后发优势来加速经济发展，并由此为整体基础设施和经营环境的改善创造条件。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就有可能快速发展，克服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在一两代人之间成为发达经济体。
新结构经济学也为结构主义的进口替代战略，和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休克疗法的失败和渐进、双轨改革的成功提供了解释。结构主义的失败是因为进口替代战略所要优先发展的产业违反比较优势，企业缺乏自生能力，必须以价格扭曲和各种对市场的直接干预给予保护补贴，以致资源错配和寻租、腐败盛行，导致经济发展的绩效很差、危机不断。
新自由主义的失败则是因为发展中、转型中国家的诸多扭曲是内生于原先错误的产业政策，在经济中有一大批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这些产业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如果，按华盛顿共识的改革以休克疗法取消所有保护补贴，必然出现大量的企业破产和失业，造成经济崩溃和社会、政治不稳，实际上为了社会稳定或是不愿这些先进的产业破产影响国防安全，在私有化以后还是要继续给予这些企业各种更加隐蔽、效率更低的保护补贴，经济效率的下滑和危机不断也就不可避免。
渐进、双轨的转型方式则一方面给予原先优先发展部门中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一定时间的转型期保护补贴，以维护社会稳定；另一方面放开准入和支持原先受到抑制的符合比较优势部门的发展，以加快经济发展。符合比较优势部门的快速增长，加快了资本积累，使得原先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逐渐变成符合比较优势，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获得自生能力。当现实中除了极少数和国防安全有关的企业可以用财政直接给予补贴，绝大多数的企业都具有自生能力时，原有的以各种扭曲来进行的补贴就可以取消，向市场经济转型就完成了。
所以，从主流的新自由主义来看最好的休克疗法，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是最糟的；而从新自由主义来看最糟的渐进双轨的转型方式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则是最优的转型路径。我国和苏东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转型经验则符合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和预测。
结语：来自中国的创新型理论才能推动中国的发展
自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连续35年年均9.8%的高速增长，从一个人均收入不及非洲国家平均数三分之一的贫穷落后国家，变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国，2013年人均收入达到6,800美元，期间6.8亿人脱贫，并对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及2008年世界金融经济危机的复苏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一个人口这么多、底子这么薄的国家维持了这么长时间的快速增长、取得了这么多成绩，是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但是在中国转型过程中“中国崩溃论”和“唱衰中国”的论调在海外却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国内也有不少学者和评论家只看到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转型中国家必然存在的各种体制、机制问题，忽视了上述成绩，以及中国的发展、转型经验的一般意义。
在巨大成绩面前出现上述认识上的反差，究其原因在于目前国内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教材直接翻译自发达国家通用的教科书或以发达国家的教科书作为范本来编写，介绍的是西方主流的理论。
国内舆论界、知识界也以西方主流的理论作为参照系来理解、认识出现在我国的各种社会经济现象和问题。我国的改革开放并没有照搬西方主流理论所倡导的“休克疗法”，试图以“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一次性地消除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各种制度扭曲，而是按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科学发展观的精神，根据我国社会的承受力，可动员的条件等情况以双轨渐进的方式来推进，随着条件的成熟，不断深化改革，逐步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但是，长期以来西方主流的理论认为：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要向市场经济转型就必须一次性地消除各种扭曲，最糟糕的经济是改革不彻底的双轨制经济。受此理论的影响，国内外不少人把我国社会、经济中存在的一切问题，都归结于没有按照西方主流的理论来进行改革所致。
不过问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按照西方主流理论来进行转型的苏联、东欧和亚非拉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普遍出现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少数在转型中取得经济稳定和快速发展的越南、柬埔寨和非洲的毛里求斯，推行的却都是双轨渐进的改革。并且，出现在我国转型期的收入分配不均、腐败等广受人们诟病的问题在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也普遍存在，甚至更为严重。
不仅在转型问题上，在发展问题上也是如此。发展经济学是二次大战以后因应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而出现的一个新的现代经济学子学科。发展经济学的第一波思潮主张实施进口替代战略，由政府直接动员、配置资源，建设发达国家所拥有的现代化的大产业。受此思潮影响，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普遍推行这种战略，虽然在头几年取得了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其后，不约而同，经济出现增长停滞和危机不断。
二次大战以后经济发展取得成功的日本和四小龙等少数几个东亚经济体，推行的则是出口导向战略，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着手发展经济，这种发展战略在当时被主流发展经济经济学认为是错误的。
根据西方主流的理论来进行转型和发展的国家不成功，而少数成功国家的转型和发展的道路却违背了西方主流的理论，原因在于社会科学的理论来自于对社会经济现象的总结，总结于发达国家社会经济现象的理论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的真理。
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条件的相似性，即使在发达国家适用的理论，拿到发展中国家来也常有“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缺憾。而且，发达国家本身的社会不断在发展、条件不断在变化，发达国家的理论也不断在演进，盛行一时的理论常被后来出现的理论所扬弃。
如果未能认识到发达国家主流理论在发展中国家运用必然存在的局限性，照搬这些理论于发展中国家实践的结果经常会事与愿违，以此为参照系来观察社会的结果则经常会使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变为社会批评家而难于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
只有总结于我国自己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成败经验的理论创新，才能真正揭示我国过去能够在转型期维持经济的稳定和快速发展的原因，以及当前问题的根源、解决的路径，只有这种来自于我国的创新性理论才能真正推动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2008年只有我国台湾和韩国从低收入进入到中等收入，再进一步发展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如果我们能够实现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两个翻一番的目标，到建党一百年时，我国有可能成为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第三个从低收入进入到高收入的经济体。
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2008年，只有十三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经济体发展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其中只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不是原本和发达国家差距就不大的西欧周边国家，其他18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绝大多数长期陷于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
新的理论来自于新的现象，只有以常无的心态而不以现有理论为考察问题的出发点，深入理解出现在我国的新的社会经济现象，才有可能提出真正能够解释我国现象的新理论，《中国的奇迹》这本书在这个方向上迈出了第一步。
《中国的奇迹》一书1994年由上海三联出版社出版后，获得学界一定的肯定，张曙光老师写了一篇高度评价的书评。 除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了英文版外，日、俄、法、韩、越等国的出版社也翻译出版了该国的版本，并且成了许多海外大学中国经济课程的教科书。1999年上海三联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了增订版。
1994年我到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工作，开设中国经济专题课，以此为教材。2008年我到世界银行工作前，根据上课讲义整理成书，书名《中国经济专题》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12年则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了英文版，并改名为《解读中国经济(Demystifying Chinese Economy)》。
这本书在国外获得了很好的反响，诺奖得主詹姆斯•赫克曼称：“此书在很多层面都取得了成功。它以宏大的历史视角展示了中国经济实力的两千多年来的跌宕起伏和戏剧性复兴。它以具有分析性的资讯，解读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源头以及未来增长的前景。林毅夫以他富有见地的比较优势战略观点将中国注重实效的经济发展提升到了理论的高度。这本书向很多传统的新古典理论的信条提出了挑战，并解释了在现实中照搬这些原理是如何对转型国家照成灾难性后果的”。
诺奖得主罗杰•迈尔森称：“这本书探讨了中国从一个贫困的发展中国家向一个现代经济增长的全球领导者进行巨大转变时的一些根本性问题。这些问题属于我们这一时代最为关键的问题。林毅夫是最有资格帮助我们理解这些问题的人。在书中他向我们提供了一个看待中国以及世界现代经济发展前景的全部而重要的视角。”
诺奖得主埃德蒙•菲尔普斯称：“这本书对中国过去的落后根源以及后来的超凡成功进行了清晰而富有见地的研究，对任何想要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人来说，这都是一部必读的著作，一部早就应该出现的重要著作”。
建立在《中国的奇迹》一书的分析框架而进一步发展起来的《新结构经济学》，总结工业革命以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成败经验，从要素禀赋结构、比较优势和企业自生能力出发，探讨了经济发展和转型的本质，提出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理论框架，为市场和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如何发挥作用提供了参考。
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条件的相似性，发展中国家间有较为相同的条件、挑战和机遇，来自于我国的理论创新不仅能够较好地认识我国的问题、解决我国的问题，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做出贡献，也将会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有较好的参考借鉴价值，帮助他们摆脱低收入、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习总书记所提出的“百花齐放春满园”的愿景。
2007年我有幸获得英国剑桥大学的邀请去做一年一度的马歇尔讲座。我利用这个机会梳理了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发展理论，并以《中国的奇迹》一书中提出的经济体制内生于发展战略的理论框架为基础构建了一个数理模型，用二战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数据对这个理论模型的各个推论做了经验检验。
演讲的内容后来整理成书以《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和自生能力》为题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⑷。这本书总共有5位诺奖获得者写推荐序，创下了剑桥大学出版社的记录。
诺奖得主贝克尔写到：“林的观点是有争议的但是发人深思的”。诺奖得主福格尔则说：“林不仅影响了中国政府和企业界的思想，而且影响了美国和西欧的经济分析”。诺奖得主诺斯指出：“林的马歇尔讲座不仅提供了一个难得机遇去了解东亚经济体过去几十年波澜壮阔的崛起，而且，去对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发展的标准解释投以质疑的眼光”。
诺奖得主斯宾塞评价：“这是一本在多个方面来讲都是重要的书……他的分析以贸易理论和比较优势为基础，但是，将其转化为自成体系的增长战略和政策的动态分析则是一个重要的成就”。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则称赞：“这是一本充满智慧的、具有革命性意义的书，解释了为何一些发展中国家取得成功而其他国家失败”。
2012年我在世行的工作结束前，将新结构经济学有关的论文结集由世界银行出版社出了《新结构经济：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并以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结合我在世行工作的经验和访问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所思所见，2013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崛起》。此两书出版后在国外获得学界的好评。
对《新结构经济学》，诺奖得主斯宾塞称：“《新结构经济学》是一部真正重要且富有雄心的作品，将成为全球学者和政府制定者的重要参考，在发展中国家是如此，在发达国家中也将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称：“世界银行一直致力于实现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在这部杰出的著作中，其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勾画了一个让这个梦想成为现实的经济路线图……林毅夫的观点已经激起了讨论和争辩，这本书的贡献将确保他的观点在发展政策的反思中继续成为焦点。”
对《繁荣的求索》，诺奖得主阿克尔洛夫称：“在这部著作中，林毅夫将他研究东亚起飞中获得的智慧，与250年来的经济思想编制在一起。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视角：在全球范围内终结贫困是可能的。不会再有别的经济学家能写出比这更优秀、更重要的作品了。”
诺奖得主福格尔则称：“《新结构经济学》是一部重要的著作。全书写作上充满热情且条理清晰，折射出作者对全球经济议题的深刻理解。同时还提出了务实的解决方案。”诺奖得主谢林称：“这确实是一部令人振奋的作品……林毅夫提出了一个令我信服的新结构经济学。”
更让我高兴的是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得到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实践者的接纳和重视。
2012年9月，卢旺达总统保罗•卡加梅访问中国，为了和我讨论如何将新结构经济学的思路应用于卢旺达的经济发展，特地在中国多停留了两天，以便等我从乌兹别克斯坦参加会议回来和他面谈。
2013年2月，我率领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教授到坦桑尼亚访问，坦桑尼亚的总统贾卡亚•基奎特邀请我担任顾问，为新建立的工业园区出谋划策。2014年1月，塞内加尔总统麦基•萨勒为表彰我对发展学理论的反思和推动非洲国家经济发展的贡献，授予我国家功勋勋位高级骑士团司令勋章。在2014年7月我访问埃塞俄比亚时，新任总理海尔马里亚姆•德萨莱尼给我颁发奖牌表彰我对埃塞俄比亚经济发展的贡献。
自1901年严复翻译出版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以来，当代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在这100多年里，经济学研究在我国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独占鳌头，但我国经济学家对当代经济学的思潮和发展方向的影响还很有限。
社会科学的理论在本质上是一个用来解释社会现象的逻辑体系。解释的现象越重要，理论的影响就越大。因此，研究世界上最大、最重要国家的经济现象，并将之总结成理论的经济学家，他们的成就越容易被认为是世界级的成就。
从十八世纪工业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英国是世界上最大、最强的经济，同时也是世界上经济理论的研究中心，生长或生活在英国的经济学家近水楼台先得月，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当然多出于此。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经济的重心和经济理论的研究中心逐渐转移到美国，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也逐渐出自美国⑸。中国只要沿着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建立有效的市场并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挖掘增长的潜力，我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和发达国家已经指日可待。
随着中国经济成为世界最大、最有影响的经济体，世界经济理论的研究中心也很有可能转移到中国来，21世纪很可能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盼望经济学界的同仁们能以此为目标，一起努力为中国经济学科的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做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