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百万吨核污水入海，它才是全球最邪恶的公司
华商韬略
2011年3月11日，十四米高的海浪涌入了东京以北280公里的福岛第一核电站。电视台第一时间报道了这则消息，而东京电力的电话一个小时后才打进首相官邸。
6万多平方公里土地直接受到污染，十年之后，仍然有4.1万人因为这场核泄漏事故流离失所。如今，100多万吨含有放射性物质的废水，即将从这里流入大海。
“东电是战犯！”
2011年3月，东日本大地震导致福岛核电站事故后，日本几大新闻门户网站上，都充斥着网友们的怒骂。
这里的东电，指的是拥有福岛核电站的东京电力，曾是全球第三大市值企业的日本第一大电力公司。它几乎垄断着日本大关东地区的电力供应市场，也是日本的第一家电力公司。
1887年，在“日本资本主义之父”涩泽荣一众人的大力支持下，“东京电灯”点亮了东京湾的第一盏电灯，也是日本的第一盏电灯。
二战之后，被美国打服的日本，成为支持美国对抗苏联的前沿阵地，但电力系统却近乎瘫痪。已在此前历经沧桑的东京电灯，在美军支持下被恢复，改名为“东京电力株式会社”，成为东京都市圈的主要供电企业。
当时，日本正努力承接美国及其盟友在朝鲜和越南地区的军事订单，东京电力则夜以继日的工作，助力日本制造业发展。
到1950年代末，日本经济已经恢复到了战前的水平。日本基础建设与制造业快速发展，对能源提出了巨大需求。作为资源有限的国家，日本为此想尽办法。
最初供给火电发展的是煤炭。
东京电灯旗下的千住火力发电所，始建于1905年，被当地人称作“魔鬼烟囱” ，八十多米高的烟囱直冲云霄，吐出煤烟，仿若鬼魅。运煤的货轮在东京港卸货，燃煤用筏子乘着潮汐沿隅田川运到这里。
二战结束时，这座电厂还能为东京提供7.5万千瓦的发电量。
但在工业腾飞的20世纪50年代，这座电厂却“熄火”了。
日本战败后，从中国进口的煤炭断供，本国出产的煤炭质量低下，从美国进口的煤炭又要优先供应炼钢厂。
原先的火电厂发电效率降低，造成的污染却与日俱增。面对着这些浓烟滚滚的烟囱，东京市民难免想到1952年夺去4000人生命的伦敦雾霾事件。
石油就在此时进入了日本供电行业的视野。相比于煤炭，当时石油的价格更为低廉，发电效率也更高。
在1956年日本制定的“电力五年计划”中，石油代替煤炭，已经成为发电业革新的关键举措。
1963年，除了被改装为重油发电的三号机组，千住发电厂的其他几座烟囱都面临着被拆除的命运。
为了保住这些“旧时代的遗迹”，电厂的老工人和当地居民爬上烟囱，与警方对峙了84个小时。
第二年，一场“烟囱告别会”后，这些位于东京近郊的 “魔鬼烟囱”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
20世纪60年代，石油代替了煤炭，成为日本火电发展的主力。而且因为油价便宜，建设成本高昂的水电站也被挤到了舞台边缘。
不过，石油发电的繁荣，也仅仅维持了十年。
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石油价格猛涨拉高了供电成本。
为了节约用电，政府大楼减少照明，变得灰暗朦胧，电梯也停止了使用，公务员只能爬楼梯上班。
望着暗淡无光的政府大楼，日本人开始意识到，石油也是靠不住的。
另一方面，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也让日本不得不重视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20世纪70年代，从工业废水排放污染导致当地人患“怪病”的水俣事件，到日本最严重的空气污染公害事件——石化工厂废气污染致哮喘病大爆发的四日市哮喘事件，层出不穷的污染事件吓怕了日本人。
1974年，日本企业用于防止公害的投资，占到了GNP（国民生产总值）的1%，远远高于美国（0.4%）和联邦德国（0.3%）。
面对高昂的环境成本，要点亮日本列岛的灯光，还是要赶上世界核能发展的“头班车”。
1951年，《旧金山和约》签订，美国放开了对日本核研究的限制。1963年，日本在茨城县东海村成立了一座试验性核电站。
对关东最大的供电商——东京电力来说，核电意味着未来，而对日本很多地区来说，核电站也是经济腾飞的机会。
位于东京以北280公里的福岛县，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农业大县。
在日本经济起飞的十几年里，国家财政的大部分支出都用在了重工业的发展上，福岛想要“脱贫致富”，拿下即将上马的核电站项目，无疑是一条捷径。
1960年11月29日，福岛县正式向东京电力发出了邀请：在该县划出一片地，建立东电第一所核电站。
福岛第一核电站修筑工程很快启动，十年之后落成。六年后，福岛第二核电站也开工上马。
两座核电站给福岛带来了巨大改变。如今，该县制造业生产量占日本东北地区的三分之一，居该地区之首。放射性医疗器械、可再生能源，都是福岛的优势产业。
乘着核电“东风”起飞的福岛人那时可能没想到，让他们走向富裕的核电站，将成为他们头顶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除了福岛的两座核电站，东京电力还有一座位于新潟县的柏崎刈羽核电站，1997年，这座核电站的七号商业机投入运营以后，成为了全世界发电量最大的核电站。
凭借着三座核电站的17台发电机组，东京电力占据了全日本一半的核能发电量，东京都和周围八个县的供电，全部由它供应。
东京都地区是全世界最大的都市圈，不仅人口世界第一，GDP也位居世界各大城市圈之首。
同时，大阪为中心的关西地区与关东拥有两套截然不同的供电系统，那里的供电企业根本不可能向东京输电。
背靠着东京，东电把自己发展成了在全球供电市场上名列前茅的“巨无霸”：其售电区域面积只有全国的11%，供电量却占到了全国三分之一。
东电子公司的业务也涉及各个领域，从设备维修到燃料供应、交通运输、通信、房地产，无所不包。至今，这些子公司的资产仍然占其全部资产净值的35%以上。
20世纪80年代日本企业“抄底美国”时，东电也通过大肆海外扩张，成为了全球市值第三的企业。
东京电力成功的同时，日本核能行业在过去半个世纪的发展也可谓一日千里。
20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政府先后颁布三项能源开发法和一系列配套措施，给与核电企业大量税收优惠，敞开核电站建设用地。
从1970到1982年，日本平均每年有2.1台核电机组投入建设
1985年，日本建成了核电站15座，核电机组30多台，装机总容量达2300多万千瓦，居世界第四位。
到20世纪末，日本共建成核电站51座，发电能力约4292万千瓦，已占全国总发电量的37%，跻身为世界第三核电大国，仅次于美国、法国。
2006年，日本更是提出了“核能立国计划大纲”，把核能当成了自己的立国之基，并要积极参加美国的“全球核能计划”。
到2011年3月，日本核电发电量已经达到了总发电量的30%，并计划在2017年提高到40%。那一年，美国的核电发电量只是总发电量的19%，全世界平均水平则是11.6%。
图表来源：世界银行
核电的发展带给了日本高速的经济发展，密集的城市群和发达的制造业。它的经济总量一度高居世界第二，各项环境指标也一直位居世界前列。
那时，谁也不会想到，日本的核电奇迹会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塌。
2011年3月11日，一场大地震让日本列岛向东移动了2.4米，紧接着，14米高的海浪越过防波堤，席卷了福岛第一核电站。
发电站内的应急柴油发动机被海浪冲走，核电站1-3号机发生堆芯熔毁，1、3、4号机发生氢气爆炸。
图片来源：BBC
人类历史上，与此次核泄漏同级别的，只有“切尔诺贝利”。1986年4月26日，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厂的第四号反应堆发生了爆炸。这次灾难所释放出的辐射线剂量是二战时期广岛原子弹爆炸的400倍以上，数千人受到强核辐射，数万人撤离，造成损失大概两千亿美元。
面对灾难，东电第一时间把现场800名员工撤走了750名，留下 “福岛五十死士”赤手空拳地面对着史无前例的巨大灾难。
日本首相菅直人在电视上看到了爆炸，但等了一个小时都没能等来东电的事故报告。
五天后，首相亲临东电总部，怒吼声传到了会议室外：“能处理事故现在只有你们，你们要觉悟不可能退却，退却你们就百分百崩溃！”
这一天，全日本的门户新闻网站也炸了锅，要求追责东电，“绞死战犯”。
东京电力的高层，此刻却消失在了公众视野中。穿着蓝色工作服的工作人员一连几天不停地向人群九十度鞠躬，但是对核电站的具体情况一问三不知。
直到4月17日，东京电力公司董事长胜俣恒久才出面，宣布了处理核电站事故的工程表。新闻发布会现场，群情激愤的记者追问：“你和社长清水正孝谁先辞职？”
胜俣支支吾吾地回答：“他们俩都在为什么时候辞职烦心，原则上应该是六月份股东大会以后。”
记者会后，走出东电大楼的记者们议论道，他们辞职已难平众怒，但谁来处理善后工作，又是个更大的难题。
此时的东京电力，早已失去了民众的信任。
东京电力1977年之后对核电站的199次定期检查，全都有安全隐患。1978年，甚至还发生过两次严重的核反应堆事故。
但这些情况都被东电隐瞒了下来，而且一瞒就是30年。
2000年，一份内部检举信爆出了这起瞒报事件的冰山一角。面对揭发，东电仍然在拖、瞒，日本政府的“调查”，也是举重若轻。
直到2002年初，协助调查的美国通用电器公司（GE）拿出了“实锤”，东京电力才承认，在1995年以前的29份调查报告有过篡改和伪造，时任董事长和社长为此引咎辞职。
2007年，事情终于真相大白。社长南直哉这样解释瞒报的原因：
“什么问题都没有，才能让现场工作人员更加安心工作。”
如此嚣张的瞒报背后，一方面是垄断企业缺乏监督，另一方面也是日本政府的纵容与包庇的结果。
除了供给整个首都圈的电力，东电还是日本政治捐款的“典范”。这家企业每年向日本主要政党巨额捐赠，大部分献给了长期执政的自民党。2009年到2012年，短暂组阁的民主党也分到了一杯羹。
很多退休的主管官员，也都去这家企业领取高昂的顾问薪资。
这样企业的业绩因为安全问题受到影响，自然是日本政府和执政党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强大的政商关系网络让东电挺过了2007年的风波。那时，谁也没想到，该事件最终会以如此惨烈的方式在全世界面前再次揭开。
地震让东电的企业神话轰然倒塌。但核泄漏带来的种种问题，还要等他们来处理。
首要问题就是支付赔偿。好在东京电力称霸日本供电业的几十年里，攒下了无数的房产、股权，靠着出卖副业，它还上了一大笔债。
但后续的赔偿依然是一个天文数字。无奈之下，有人提出，可以由政府接管东电，让它变成一家国有企业。
消息一出，东电的股价跌到了59年来的最低点。日本民众也觉得，不能用纳税人的钱来为这家名声狼藉的企业“埋单”。
菅直人政府只好出来表态，东京电力绝不会“国有化”。
不久，菅直人内阁倒台。新组建的日本政府和12家大企业共同出资成立了一个“原子能损害赔偿、废炉等支援机构”，帮东电支付了这笔赔偿金。
赔偿问题解决后，谁来管理东京电力，又成了一个大问题：产经省希望聘请企业界人士尽快处理赔偿，企业界希望产经省前高官出面主持恢复供电。
漫长博弈之后，73岁的钢铁商人数土文夫在2014年4月成为东电新任社长，开始大刀阔斧地改组，让这家企业“起死回生”。
改组后的东京电力，从规模到业绩，仍然超过日本其他九大供电企业之和。
但是面对行动迟缓、欺上瞒下、官商利益交织这些“老大难”问题，搞了一辈子经营改革的数土文夫也是爱莫能助。
东电大而不倒，日本核电的发展，却因此受到了毁灭性打击。
2012年5月，日本的核反应堆全部停工。2014年，日本核能发电全部“清零”
2015年，日本核电陆续重启，但发电占比只有0.5%，到2019年，也才恢复到6%。
核电“离场”之后，日本逐渐陷入电荒。
2021年1月，严寒重击之下，日本电价一天内飙涨27%，达到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为了应对“电荒”，东京电力、东北电力等公司又开启了尘封已久的燃煤电站。
对日本来说，重启核电已经是迫在眉睫，但它前面，还横着核电站废墟上的百万吨废水。
十年来，为了防止发生进一步爆炸，海水不断地注入机组安全壳，溶解了大量的放射性物质的海水后，储存在特制的储水罐里。
到今年3月，核电站里已经储存了125万吨核废水。
2021年2月13日，7.3级大地震之后，核电站里上千个储水罐，有53个发生了位移。
2021年4月，日本首相菅义伟宣称，解决福岛核泄漏十年来积攒的废水，已经“不能推迟”。
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拿出来的解决方案可谓“简单直接”：超过140万吨核废水，将在“多核素去除”处理后排向大海。
4月13日的内阁会议宣称，“东电在排放核废水时，水中所含氚将被稀释到日本核电站废水氚排放国家标准以下。”国际原子能机构也将受邀全程监督日本的废水排放。
但技术瓶颈能被内阁一次会议突破吗？恐怕没有那么乐观。
据新华网报道，截至2020年3月，“处理”过的核废水中约70%超过排放标准，其中约15%超过排放标准的10至100倍，6%超过排放标准的100倍。
图片来源：BBC
曾经有人提议，可以在核电站外，再划一片土地来存放更多的储水罐。东电和日本政府却表示，可能等不到他们与当地政府敲定土地问题，储水罐就不够用了。
从这两方低下的运行效率看，他们说的也许部分是实情。
但两年后，他们能保证这些排入大海的废水达到排放标准吗？日本的渔民不相信，国际社会也难以接受。
韩国表态说：这是完全不能容忍的行为。中国外交部也对此多次发出严重警告。但菅义伟政府仍然坚持一意孤行。
刚刚重启的各国核电计划，也因这百万吨废水横遭变数。
中国已经在2020年3月完成了福建漳州核电站华龙一号机组钢衬里模块的吊装；美国、法国、俄国开始大力研发新兴核燃料技术；保加利亚重启了2012年叫停的核电站项目；阿联酋、孟加拉等国也跃跃欲试，要加入“核电俱乐部”。
但层出不穷的核安全问题，再次加深了人们对核能利用的担忧。
甚至有环保组织提出，拒绝核废水的第一步，就是实现非核化。
但如今，对重启核电需求最迫切的还是日本。电荒之后，菅义伟内阁提出，要在2030年，将可再生能源导入目标提高到30%以上。
但日本民众却在担心，新修建的核电站会不会成为下一个福岛？他们越来越不能接受在自己家门口修建核电站。
被财阀绑架的政府无暇顾及民众的诉求，更无法回应国际社会的谴责，而汹涌的民意也让国家核电计划推行举步维艰。
问题的关键仍然在于，日本政府和供电企业，如何重建民众和国际社会对他们的信任。
老旧战车上的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还值得人们信任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