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南风窗记者 肖瑶
电话接通，高群书一上来就“抱歉”。
他是为原本给我的电话号码弄错了一位数而道歉，修正后终于在约定时间十分钟后拨通，一口浓郁的北方普通话口音扑过来，让人感到放松。感觉他也放松，尽管我们注定要从紧张的争议谈起。
这些天，高群书不间断地接受采访，相似的意思重复一遍又一遍：“我自己的错误，我一直在承认，因为低成本，因为剧本打磨得不够好，给演员的时间短，造成很多疏漏……我没有为自己辩解过，但骂张颂文和姚安娜，我觉得有点不公平了。”
电视剧《猎冰》的热度和争议，远远超出高群书预期。他本想将此剧做成一部小成本分账剧，但两位主角张颂文和姚安娜自带的热度和话题，以及该剧播出的时间，将围绕它的观众讨论步步推向白热化。
2022年底杀青至今，饰演剧中制毒、贩毒犯“黄宗伟”的张颂文，因《狂飙》一剧持续爆火。而饰演女警“赵友男”的姚安娜，则因“华为二公主”的特殊身份，自两年前出道伊始，就持续面临着争议和质疑。
《猎冰》海报
开播后第三天，高群书在微博发了一篇短文，坦诚阐述了选择姚安娜做女主角的理由，以及《猎冰》紧张的制作经费等事实，澄清了“收华为红包”的网络谣言：“的确是低成本，就是为了做一个简朴的戏。近十几年来最缺钱的戏。天天愁钱。现在还被骂成被资本绑架。冤呐。”
《猎冰》确实是个不太富裕的剧组。剧中粗粝的布景、道具和质感，让不少观众感觉回到了1990年代的小成本警匪剧。
其实，返璞归真、纪录片式的尘土味，一直都是高群书的个人风格。“其实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缉毒警察到底是怎么工作的，你知道吗？”高群书说，“我自己的警察朋友看了都给我发消息说，演得特别好，特别真。”
自1995年以来，曾是新闻记者的高群书采访过许多警察和几十个大案，“大多数警察的工作常态，就是很琐碎的，天天开会，出去摸排”，就是剧中呈现出来的那样，很多网友却觉得平淡。
“我的创作方法和别人不一样，所以每次我有作品出来，都会被骂。”但高群书认为自己已能坦然面对。“换句话说，有讨论度说明看的人多，我是这么理解。”
从国产反黑第一剧《征服》，到“近十年来最好的谍战片”《风声》，从1990年代开风气的警匪纪实电视剧《中国大案录》《命案十三宗》，到后来进军商业片的《东京审判》《西风烈》，高群书，这位一度被誉为“中国最会拍警匪片”的导演，从“野路子”里走出来，立誓要带着这股野劲儿走下去。
接住质疑
第一次见姚安娜的时候，高群书把它当成一次面试。
“面试这个人是不是有那种所谓的富二代习气，能不能吃得了苦。”那时候，《猎冰》原本还打算只做成一部小成本分账剧，预算不多，吃穿用度都得省，尤其是对缉毒警察这样的角色而言，女一号必须不怕脏、不怕苦。
见面时，姚安娜素颜，短发，穿一件黑色短袖，带了一个经纪人。三人在公司楼下吃了一顿饭之后，《猎冰》的女主就定下来了，成为全剧第一个定下来的角色。
姚安娜饰赵友男
高群书看中姚安娜身上那股“朴实、利索”的劲儿，她没有想象中的那种富二代的娇气和多事儿，“很干练，没整容，也没什么毛病，没受过‘错误’的表演训练，我觉得这都够了”。
但很显然，观众觉得还不够。第一集刚播出，姚安娜饰演的“赵友男”乔装打扮进入毒窝村踩点摸排。因为这场戏，姚安娜受到了铺天盖地的嘲讽与质疑。
其实拍摄那场戏时，一看到姚安娜的扮相——粉色上衣和黑色皮裙，戴金色假发，高群书心里一紧，“说实话我都有点于心不忍”。
但姚安娜一句话没说，“因为她演的确实是一个比较低层次的小姐”。
《猎冰》片段
进组前，姚安娜和剧中其他警察一起，提前到派出所刑警队体验生活。但开机后，高群书觉得她的动作还是不够标准，就又请了一位特勤局的退役教练专门训练她，像新兵一样练基础功，每天八小时，全程录像。
姚安娜在剧中有大量奔跑和追逐，这也成了网友集中吐槽的一点。高群书说，当时本来请了替身来跑，“但替身跑得还没她（姚安娜）快”。
《猎冰》片段
高群书也尝试找过几个“流量演员”，但一个都没谈成，“因为他们都做不到两点：提前一个月体验生活、拍戏中间不许离开剧组”。
剧开播后第三天，高群书发了那条微博，用两千多字详述了《猎冰》这部剧的来龙去脉。剧本是他以前认识的一个南方周末记者写的，刚开始有点粗糙，拿到手后，高群书前前后后改了七八年才开始投入拍摄。
从作品里，很多人都能感受到他的真诚。
可更多人觉得，仅有真诚，还不太够。对《猎冰》的批评和吐槽依然层出不穷，到大结局这天，风口浪尖上的姚安娜发文回应自己面临的争议：“接受善意的批评与建议，尊重所有的喜欢与不喜欢，来日方长，相信小赵会褪去青涩，小姚也会继续成长。”
高群书给姚安娜的演技打及格分，“不能说多好”，但“对姚安娜来说，更重要的是她怎么成为一个警察，而不是成为一个演员”。
这与张颂文的表演理念不谋而合，角色和人物的性质大于一切，大于技法和理念，甚至大于整个故事的宏旨。
张颂文饰黄宗伟
张颂文不是高群书邀请来的，而是看到剧本后，主动要求来演“黄宗伟”的。那个时候，张颂文已经拍完了《狂飙》，已有大半年没进组，打算休整一段时间。年底，《猎冰》在海南杀青，留在当地剪辑完成后，高群书去横店探班张颂文。那时，张颂文正在拍另一部剧《孤舟》。
时值《狂飙》刚好开播，高群书探班回来不到一周，张颂文就忽然火得一塌糊涂。“网上全是他，去他家里他也做了好多防护，各种狗仔偷拍。”
高群书早就意识到，这已经是一个“制作”而非“创作”至上的时代，前者意味着多方牵绊与拉锯，意味着诸多不可控的偶然与意外，有好的，也有坏的，无论如何，流量和热度，是创作者没办法预料及控制的。
“我拍戏用过农民，用过警察，为什么就不能用任正非的女儿？”高群书惯用非职业演员是业内闻名的。在过去，这份嗅觉与直觉也常常带给他正面反馈。
2008年的犯罪电影《千钧。一发》里，饰演主角“老鱼”的马国伟，就是哈尔滨一名真正的派出所民警。而凭借“老鱼”这一角色，马国伟获得了第1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最佳男演员奖。2012年用全素人拍摄的电影《神探亨特张》，则成为了当年金马奖最佳剧情片。
全素人电影《神探亨特张》
高群书喜欢非职业演员身上散发出来的一种独特气质，他将其形容为一种“不可重复性”，会“让你想不到下边怎么演”。
而他没直说的是，更多时候，这能为一部本就经费紧张的剧省下不少资金。
《猎冰》的制作经费“还不及一个二线演员的片酬”，高群书隐晦地同我解释，几乎是带着一种半自豪的语气。因为他知道，缺钱，对自己而言从来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
高群书总是不惧在设施简陋的环境里讲故事。
2000年拍《命案十三宗》的时候，21集加起来成本只有100多万，高群书自己也是在卖出去后才拿到酬金。播出后，该剧却在北京台突破了16%的收视率。
对高群书而言，没钱，反而意味着断了退路，逼着创作者去专注于演员和表达，而不是过度关注灯光、摄影机、居住条件等等。拍《命案十三宗》的时候，他跟摄影师说：“你把这个人、这个事给我录下来就行了，别费那些劲。”
24年后的《猎冰》也有这样的感觉。不少观众评价，这部剧有一种看纪录片的粗粝感，简陋的置景和道具，朴实直白的运镜，毫无炫技痕迹的对白和构图，恍惚间有些像20多年前的《今日说法》。
《猎冰》剧照
但终究这时候已经不是21世纪初了，观众评判的角度，大众审美的维度，网络舆论的尺度，都在发生变化。
高群书眼里的真实，在环境的变化下，来到了一个不得不向内看的处境。
重看“真实”
用高群书自己的话说，他不是那种靠“吸收西方文艺大师作品”成长起来的导演，而是先成为一个“讲故事的人”，然后才开始拍电影。
成为一名导演之前，高群书做过记者。他在河北大学里学的是新闻，1986年毕业后，没能去成《人民日报》和《河北日报》，最后被分配到了石家庄广播电视局。那个时候，新闻系毕业生最好的去处就是党报，“没文化的人才去电视台”。
那是一个影像还不够发达的时代，但这偏偏成了高群书呈现社会的方式。
高群书
他在电视中心里拍新闻，也拍专题片和电视剧。那是一个开放和流动的时代，新的文艺思潮不断涌入，高群书心里躁动，不愿意天天待在单位报道一些重复的题材。他更喜欢到音像科去看香港录像带，它们构成了高群书的“导演”教育。
在广电局待了一年后，高群书辞职了。1994年，他和当时在河南电影制片厂工作的朋友陈胜利合作拍警匪纪实片。两人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去公安部门和底层民间采访，拍出来一部《中国大案录》，开创了中国纪实警匪纪录片的先河。
那是一个警匪剧极其繁荣的年代。在官方支持下的警匪剧，天然具有直面生死和人性冲突的魅力。1995年，高群书采访了几十个公安局局长，经常听到同一句话：“在中国，只要领导重视，没有案子破不了。”
但若不经过整体的、体制性的摸排，许多案子就容易变成悬案，留下迷雾与想象的空隙，赋予艺术发挥空间。
“中国的犯罪是很特殊的犯罪。”高群书后来总在采访里说。犯下“穷凶极恶”罪行的人，也许就是你我身边的普通人。
1999年拍《命案十三宗》的时候，高群书整天泡在看守所，采访了13个杀人犯。面对面坐着的时候，高群书完全感觉不到对方是杀人犯。
《命案十三宗》剧照
高群书采访过的一个工地工人，因爱上的一个小姐对他冷淡，争执之下抄起水果刀在小姐身上连捅了14刀。高群书从那时起发现，很多犯下极其凶残罪行的人，就因为小事杀人，可他们就是个普通人。
毒枭、涉黑者，高群书都采访过，“谈起他们的父母、儿女，痛哭流涕”，那都不是演的，高群书感受得出。这种人性的多维和反差吸引他。
到后面塑造中国黑道大哥第一人刘华强这一角色，他也是按照这种“普通人”的逻辑去刻画。高群书围绕原型进行了大量细致的采访，“以我们自己的生活经验，绝对想象不出这个人物”。
《征服》中的刘华强
“如果说我拍的东西都不真实了，中国导演很少能有拍得真实的。”高群书说完，我说，这句话做标题很带劲。他立刻支持，“那就做标题”。
我逮住这个轻松的空当追问他：围绕两位主演的期待也好，质疑也罢，从导演视角看，这份超出预期的争议和热度，给《猎冰》带来的影响，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高群书在电话那头沉默了良久。“我觉得没法判断，不好说。”
回到“精神病院”
其实，高群书是习惯了批评的，也习惯于用一种消解的、调侃的态度去回应各种批评。“我拍的每一部戏刚出来的时候都有人骂，你（们）不觉得吗？”他在电话那头笑。
觉出我的大致年龄，他又补充道：“等你们看到（那些作品）的时候都是后来了，都在说这是中国十年来最好的一个谍战片，但当时刚出来的时候，很多人骂它（《风声》）逻辑稀碎。”
《风声》剧照
2023年11月，高群书执导的电影《刀尖》上映后，争议声也不绝于耳。那是一部民国谍战片，高群书觉得，很少有观众完全理解自己的表达，就算是剧组内部的人，也没人完全明白那段真实的历史。“后来，我觉得不接受就算了，那就别接受了。”
对于差评，高群书看上去总是在回应，在解释，即便有些东西其实并不需要那么清楚。但当你听到他说话，你会发现他更多时候温和，轻轻叹口气，笑一笑，“随他们去吧”。
对于故事，高群书还是与张颂文一样，忠于甚至是仅仅忠于自己的感受和嗅觉。在机场偶遇《刀尖》这本书并被它深深吸引时，高群书完全没想过，“原著麦家+谍战题材”的组合，必然会导致观众不自主地与20年前的《风声》作对比。
“虽然感到莫名其妙，但也只能接受”，在高群书看来，《风声》如果在今天上映，也一定会招致批评的，只是那时候互联网和发表评论的渠道不如今天这么全面。
高群书还是尝试辩解：“我已经拍了一部《风声》，为什么还要拍一部呢？”
当年《征服》火了之后，高群书的电话被打爆，也是叫他去拍警匪片，拍孙红雷，高群书一个没答应。
《征服》剧照
他曾在采访里说：“我这个人性格分裂，一面是悲观主义，一面是理想主义。”既想好好拍电影、讲故事，也想绕开那些商业和工业的复杂规则，坚持低成本也不影响讲好故事。
戏剧导演牟森曾问高群书一个问题：想做大师还是巨匠？高群书回答：“想做巨匠。因为巨匠是为人民服务的，大师是为自己服务的。中国不缺大师，就缺这些工匠。”
既贴近人，又一定程度与人群保持距离，这亦是高群书的“分裂”之处。
就像那个他用了很久的微博名字，“他回精神病院了”，他用这个账号在微博上天天关注社会热点和议题，关注贵州六盘水巨额欠债、证监会的罚单、哲学家和网红之间的言论交锋……除了偶尔的宣传与影评，完全看不出这是个导演。
对高群书而言，现实就是艺术，现实越真诚，艺术越真挚。
一解释起这个网名他就乐，“外边的世界太乱了，只有‘精神病院’是安静的”。他指的是现在乌烟瘴气的网络环境，“精神病院”则指某种自我坚守、自我留存的密闭空间。
可网络又是他某种程度上赖以生存的地方，尤其是微博。“我们现在要看一些真实的社会事件、社会人物靠什么？只能靠微博了。”
高群书微博名称：@他回精神病院了
高群书身上，有着与张颂文相似的江湖气，通俗一点来说，就是“接地气”，怎么真实怎么来，“现实主义”在他们那儿就两个字：现实。没什么宏大深沉的主义，没什么刻意为之的诗性。
对真实的体感被时代一次又一次锤击，但高群书至少坚持一点，那就是“人人都能成为一个好演员”。他看重的不是专业化的训练和理论，而是一个人对真实的诚挚感受。
“真听，真看，真感受”，就这七个字，无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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